第八章《拉特兰条约》

2023-09-11 00:13:5639:24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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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拉特兰条约》
1861年，意大利王国建立在教宗国的亡国之土上，九年后，它又将罗马收入囊中；从此以后，“罗马问题”便一直是这个国家领导人的心头大患。千年以来，历任教宗统治着意大利半岛的大片领土，从罗马向北通向翁布里亚（Umbria），一直延伸到费拉拉和博洛尼亚。1860年，教宗国一点点被蚕食，庇护九世将意大利国王驱逐出教，宣布任何天主教徒都不能承认他的政府。
在接下来的三十年里，庇护九世和他的继任者利奥十三世想方设法重新夺回这座不朽之城。到19世纪末，即便是教宗最狂热的支持者也已经意识到这些努力完全是徒劳的。在国际政治方面，这一延绵不绝的冲突也给新成立的意大利王国带来了麻烦，天主教国家的领导人都不愿意访问意大利的首都。因为如果他们和意大利领导人会面，教宗就不会接见他们。这样一来，访问罗马就不能晋见教宗，这种局面将有可能在本国引发负面结果。
待到19、20世纪之交，这一状况终于出现了变局。社会主义运动飞速发展，对此警觉的庇护十世解除禁令，允许天主教徒参加选举及进驻国家政府机构，但圣座仍然拒绝承认意大利政府，而梵蒂冈的法定地位仍旧模糊不清。
1924年夏，马泰奥蒂谋杀案所引发的危机正值最深重的时刻，墨索里尼组建了一个特别委员会，重新审视那些和教会相关的法律，其目的在于减少教会和国家之间的矛盾冲突。由于圣座依然没有正式认可意大利，所以教宗不能表现出同意大利政府合作的迹象，但是通过塔基·文图里的沟通工作，庇护在幕后将三位高级教士安插在这个特别委员会中。
这个委员会在1925年召开了三十五次会议。1926年2月，当它准备宣布新修的征兵法时，教宗手写了一封长长的公开信，发表了自己对这个委员会的看法。这封公开信刊登在梵蒂冈的报纸上，收信人是梵蒂冈国务卿。
教宗写道，在教会权利的事宜上，任何由国会投票达成的一致意见，都是教会无法苟同的。只有经过政府和圣座的直接协商，新的共识才有可能达成。
墨索里尼对此非常激动。他告诉司法部部长和宗教部部长，教宗的这封公开信“至关重要”。领袖解释道，法西斯政府抛却了“自由主义的偏见”，“批判了政府对宗教持不可知论的原则与政教分离的原则”，法西斯政府正努力“将意大利恢复成一个天主教国家，将其人民恢复成一个天主教民族”。现在，两边进行协商的时机已经成熟。墨索里尼非常敏锐地捕捉到了庇护十一世的意思，教宗正向他抛出橄榄枝，要跟他签订一项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协约，而这将极大地巩固教会对法西斯政府的支持，其力度将是此前完全无法想象的。
教宗难道真的会终止梵蒂冈和意大利的敌对状态吗？一些外交官对此表示怀疑。梵蒂冈正是通过和意大利政府势不两立，才避开了它几乎完全受制于意大利的尴尬问题。美国驻意大利使节思索道，教宗几乎完全被意大利人围困在梵蒂冈孤岛上，他难道会冒着被人们视作专事国王之神父的风险，同意和意大利和解吗？这么做的话，这个普世的宗教机构将染上浓重的意大利色彩。大使向华盛顿报告道：“教会认为，如果同奎里纳尔宫（意大利王宫）正式和解，不仅不会减弱自身影响力，反倒会增强它；要说这一和解要花上数个世纪，也未必见得，但若只需几年时间，倒真的会让我吃上一惊。”
各方疑虑并没有令墨索里尼感到气馁，他竭尽全力协助意大利王国和天主教会达成共识。他先是宣布亚西西的圣方济各（Saint Francis of Assisi）是“所有意大利人中最圣洁的一位，也是所有圣人中最具有意大利人风骨的一位”，然后为了纪念这位圣人，他宣布将10月4日列为国家法定假日。他还为代表教宗出席亚西西仪式的梅里·德尔瓦尔枢机准备了一辆专列，沿途配备了军方的仪仗队；此等殊荣在“进军罗马事件”之前是绝对无法想象的。枢机也报答了他的好意：他告诉亚西西的群众，墨索里尼“显然受到了天主的保佑”。在这位独裁者看来，这个国家不仅要在粮食生产上自给自足，还要在奇迹生产上自给自足。许多意大利人都被位于法国卢尔德（Lourdes）的朝圣地所吸引，这令墨索里尼非常不快，于是他安排建造了洛雷托圣母像，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1926年8月，教宗启动了这一系列谈判，并将平信徒弗朗切斯科·帕切利选作他的个人代表。他没有将这一任务委派给国务卿或任何一位神职人员，最大的原因在于梵蒂冈仍然没有正式承认意大利王国的合法性。1872年，弗朗切斯科·帕切利生于一个世世代代都和历任教宗关系密切的罗马家族，比名气更大、后来成为教宗庇护十二世的弟弟欧金尼奥·帕切利年长四岁。当意大利军队于1870年攻陷罗马的时候，这座城市的精英阶层分裂成两个派系：那些欢迎新王国的派系被称作白色贵族，而那个仍旧忠于教宗的派系则被称作黑色贵族。帕切利家族便属于黑色贵族。弗朗切斯科追随其父的脚步，成为梵蒂冈一位杰出的律师。
墨索里尼则派政府律师多梅尼科·巴罗内（Domenico Barone）代表自己出席协商会谈。尽管教宗和墨索里尼都希望能够对协商事宜保密，但纸是包不住火的。消息甚至传到了芝加哥，当地一份报纸刊出报道，称领袖非常愿意建立“一座教宗之城”。对这些流言非常敏感的罗马人开始调查房地产的销售情况，因为有传言称教宗正悄悄地购买房地产，目标是要建立一个从圣彼得广场一直延伸到海边的教宗国。
整个协商谈判的过程非常曲折，其中最大的障碍便是教宗保护公教进行会的强硬态度。这样一个无法控制的群体令墨索里尼感到极不舒服。由于墨索里尼无法掌控这个群众性组织，所以公教进行会常常引起他的怀疑。他非常确信这个组织是人民党残党的庇护所，但是庇护十一世认为，这个组织是他向意大利人民传播天主教福音的主要媒介。
当法西斯分子将暴力行动对准公教进行会团体时，这样的新闻报道常常引起教宗的怒火。1925年6月，当帕多瓦的公教进行会总部遭到黑衫军的洗劫时，教宗派出塔基·文图里对该案进行调查和处理。此案的警方调查则详细地揭示出，该市的公教进行会和人民党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在本案以及类似案件中，教宗的这位耶稣会特使都尽其所能地平息教宗的怒火。他提醒教宗说，公教进行会的领导人反复受到劝诫，要求他们在做活动时和人民党保持距离。这些公教进行会团体的行为在本质上是惹火上身。他还提出疑问，梵蒂冈怎么能允许一个教会组织批评法西斯政府？这可是一届“非常亲天主教的政府”。
1926年初，公教进行会总部遭遇暴行的最新报告（这一次发生在北方城市布雷西亚）再度令教宗震怒，他嘱咐塔基·文图里向法西斯党人提出抗议。在同政府官员会面后，这位耶稣会士又一次试图让教宗和加斯帕里站在墨索里尼的立场看待这起事件。塔基·文图里的报告指出，布雷西亚公教进行会的多数活跃分子同时也是名声在外的人民党活动家：“这令政府感到非常迷惑，一经鉴定，发现两边的人员相当吻合。”他继续说道：“[布雷西亚的]公教进行会及其半官方报纸《公民报》（Il Cittadino）均是反政府政党避人耳目的伪装，政府在这方面有确凿的证据。”
尽管地方法西斯党人对准的都是成年公教进行会团体，但是墨索里尼更关心青年团体的作用。在巩固独裁统治的过程中，他意识到，将孩子们塑造成忠诚的法西斯分子乃是重中之重。在同梵蒂冈开启协商的几个月前，他宣布成立了国家巴利拉组织，下辖四个分部：由八至十四岁男孩组成的“巴利拉”，由十四至十八岁男孩组成的“前卫军”，而相应年龄的女孩组织则分别叫作“意大利女孩”和“意大利女青年”。组织成员的制服都类似军装。
在墨索里尼看来，教会遍布全国的青年团体网络（从天主教童子军到各种由大孩子组成的公教进行会组织）给他带来了恶性的竞争。控制青年的重要性如此迫切，为此他不惜冒险激怒教宗。他首先宣布童子军团体是非法组织。教宗被这个消息激怒了，派塔基·文图里向他提出警告，让他不要得寸进尺。
1927年初，不仅天主教童子军遭解散，这一禁令似乎还要扩展到公教进行会的青年团体，对此感到气愤的教宗命令中止双方的协商。新的管理办法规定非法西斯青年团体“只能进行宗教活动”，而教宗要求这一管理办法对公教进行会网开一面。毕竟吸引年轻人参加这些天主教团体的乃是其娱乐活动。教宗担心如果这些团体只能提供祷告活动和宗教训导，那么它的成员数量将很快减少。他派塔基·文图里给墨索里尼发去了最后通牒：除非他在这个管理办法上松口，否则罗马问题就不会再有解决之道。墨索里尼意识到自己做得有点过火了，于是在1927年2月末给各位省督传达了消息，让他们放过公教进行会的青年团体。心满意足之后，教宗便让弗朗切斯科·帕切利将协商继续进行下去。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随着协商的进行，教宗每周都会同帕切利见几次面。地方天主教团体遭受法西斯暴行的最新报道时不时会传入梵蒂冈，而教宗则会再度要挟中止协商谈判。然而到这个时候，他在这些协商谈判以及对墨索里尼和法西斯政府的支持上，已经投入了太多筹码，承受不起失败的风险。他将这些暴力怪罪于墨索里尼周围的反教会人士，他们的这些行为旨在挫败这位独裁者的意志。其他方面的冲突也显现出来。1928年4月，教宗抱怨政府在近期成立了法西斯女孩组织。她们列队齐步时把步枪扛在肩膀上的做法尤其令他不快。但这一次，错又不出在墨索里尼身上。教宗说道：“墨索里尼对这个国家发生的许多事情都不知情。”
早些时候，教宗曾经告诉教廷的诸位枢机，教会与政府的协商正在按部就班地进行，但是他担心遭到这些人的反对，于是决定直到达成最初的协议，才将具体消息知会他们。他尤其担心博纳文图拉·切雷蒂枢机提出反对意见，他有着鲜明的反法西斯立场，而且在国际事务方面发表的观点具有很强的影响力。1928年，当协商进入到最关键的几个月，教宗为了支开切雷蒂，将他派往澳大利亚的悉尼，作为教宗特使出席国际圣体大会。直到双方达成最后协议，这位枢机才会从悉尼返回罗马。
1928年10月，最终的协议已经近在眼前，教宗却再度听闻令他不快的消息：国王改变了主意，可能不会签署这份条约。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三世的名号源自那个夺走教宗领土的人，教宗很清楚，他绝对不是天主教会的朋友。国王母后素有善行和敬奉天主教会之名，两年前，当她过世时，庇护十一世曾进一步疏远过国王。国王想让教宗主持母亲的葬礼，或者至少以公开的形式悼念她，可是教宗什么都没有做。梵蒂冈日报主编达拉·托雷（Dalla Torre）伯爵曾为国王母后准备了一篇充满溢美之词的讣告，却因没有得到教宗的首肯最终没有刊发。
庇护如今担心，这么多年的艰苦协商有可能全部化为乌有。他拼命地想要找到出路，赢取国王的同意，于是他找出了自己所知的国王最担忧的问题：他担心实际受教宗控制的领土可能会逐渐扩张。于是庇护放弃了早先提出的一个要求，不再要求将梵蒂冈以南贾尼科洛山（Janiculum Hill）上多里亚·潘菲利别墅（Villa Doria Pamphili）的广袤花园纳入梵蒂冈的版图。
“如果这样的条件他们都不接受，”墨索里尼的协商代表多梅尼科·巴罗内在听闻这一消息后，告诉帕切利，“那他们就是傻子了。”
* * * * *
墨索里尼和国王在性格和成长环境上都有着天壤之别，却在20世纪20年代末形成了一段怪异而稳定的关系。墨索里尼甚至说过，他们两人仿佛在一间卧室分床同住。只要周围有神父在场，他们都会感到不自在，而除此之外，他们还有不少别的共同点。国王曾经评价过意大利总参谋长彼得罗·巴多格里奥（Pietro Badoglio）的为人，说他是“一副大象皮囊里裹了一个麻雀的大脑”。墨索里尼也常常在私下里讽刺国王。他会发牢骚说，个头矮小的国王给人印象不佳，没法代表这个伟大的国度。他是个“尖酸、狡诈的小矮个”。他还多次将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称作是“一辆空荡荡的马车”、一颗“枯树”以及一头“应该拔光毛的老母鸡”。但他不允许别人嘲笑国王，其中也包括他的妻子。雷切尔同她的丈夫一样出身于反君主环境之中，不喜欢同富有和教养良好的人相处，王亲贵族更是令她感到不自在。墨索里尼无疑明白这一点，所以每当她提起自己最喜欢的那个笑话，说国王得要个梯子才能爬上他的马匹时，墨索里尼总会让她闭嘴。
每到周一和周四上午10点，领袖都会穿上礼服大衣，戴起高高的礼帽，前去宏伟壮观的奎里纳尔宫，晋见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三世殿下；而国王总是在这里签署大量政令，安排各种人员会面。据昆托·纳瓦拉观察，在这些早晨，墨索里尼就像变了个人一样。在一周余下的时间里，这位至高无上、独揽大权的领袖常常身穿法西斯民兵制服，不停歇地组织着各种阅兵和集会，超绝地领导着整个政体复杂的权力运作，令各位部长都对他十分忌惮。唯独在这些奔赴王宫的早晨，墨索里尼却扮演着毕恭毕敬的总理角色，他懂得尊重国王的各项特权，毕竟在台面上，意大利仍然是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
* * * * *
1929年2月7日，加斯帕里枢机召集了所有驻圣座大使，告诉他们有一项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条约即将公布，它会结束教会和意大利政府之间持续了数十年的争议。这位枢机将出席签署这份条约，一经公布，他会受到全世界教会人士的称赞。但对他本人来说，这个时刻喜忧参半。近些年来，加斯帕里越来越清楚地感受到，教宗不再看重他的工作，尽管他相当现实，他也有他的尊严。1927年，在加斯帕里晋铎五十周年的典礼上，他受到了教宗的冷落，令他整个心都凉了。当时，他的手下为他准备了一场庆祝晚宴，并以他的名义在西斯廷教堂举行了一场由教宗主持的弥撒。教廷的所有枢机以及所有驻梵蒂冈使节都将到场，教宗却没有出席，而这些高层人士也确实对这出人意料的缺席议论纷纷。
1928年初，加斯帕里已经不再年轻。他患有糖尿病和心脏病，晚上总是睡不好觉。这位曾经慈眉善目的国务卿变得越发忧郁，越发容易伤感。当别人指出他面色苍白，而且他的双手也确实开始颤抖时，他却告诉别人自己身体感觉良好。教宗敦促他休息一段时间，可是加斯帕里担心教宗会趁自己休息之机，让别人取代他的地位，于是只好坚称自己不需要休息。他并不知道自己还能坚持多久，然而意大利很快就要和圣座结束长达七十年的敌对关系，他希望自己能够在场，沐浴这一历史性时刻的荣光。
在加斯帕里召集各国驻梵蒂冈大使并向他们宣布消息的第二天，墨索里尼用电报给所有驻意大利大使发去了同样的消息。国外报纸纷纷刊出消息，表示双方即将举行签约仪式，但意大利本土的报纸却对此只字不提，也很少有意大利人意识到即将会发生什么。
“现下真是美好的时日，”2月8日，弗朗西斯·斯佩尔曼蒙席从罗马给身在波士顿的母亲写信，他是国务院中唯一一位美国人，“能活在这样的日子里真是太美好了，能在这样的日子活在罗马真是太美好了！”他还继续写道：“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散发出幸福的光芒，而他们的幸福也确确实实。圣父、加斯帕里枢机以及博尔贡吉尼必将名留青史。当然了，墨索里尼也必定如此。”
梵蒂冈和意大利签订《拉特兰条约》的最终细节，由墨索里尼和帕切利在1929年2月9日周六晚上最终敲定。条约的第一条规定，天主教乃是“意大利唯一的宗教”。整份条约一共包含三个文件，其中第一个文件为政治条约，它将梵蒂冈城确立为一个由教宗统治的主权国家，意大利政府无权对其进行干涉。（在此之前，尽管梵蒂冈的宫殿、园林以及圣彼得大教堂都由教宗实际控制，但是意大利政府始终都认为它们坐落于意大利的领土上，因此它们的法定地位十分模糊。）梵蒂冈城的国界大致便是现存的中世纪城墙；圣彼得广场并没有被包裹在城墙内，但它也是这个城邦国家的一部分，此外它还将向公众开放，并且受到意大利警察的监管。梵蒂冈国的总领土面积为一百零九英亩。冒犯教宗的尊严等同于冒犯国王的尊严，将是非常严重的一项罪名。所有驻圣座大使将和驻意大利大使一样享有各种特权和豁免权。除了对梵蒂冈城拥有主权外，圣座还拥有特权，掌管罗马的众多教堂以及邻近的阿尔巴诺山（Alban Hills）上冈多菲堡（Castel Gandolfo）的避暑宫殿。罗马的所有枢机都将被视作这个新国家的国民。
《拉特兰条约》的第二个文件是宗教事务协约（concordat），它规定了圣座和意大利的法定关系。意大利政府不允许罗马的任何事务危害到梵蒂冈作为天主教界神圣中心的地位。这个文件还将一系列天主教节日列为国家法定假日，而意大利也首次认可了宗教婚礼。（在此之前，如果一对夫妻只在教堂举行过婚礼，他们并不算是缔结了法定的婚姻关系。）宗教事务协约还将原先便在小学强制教授的宗教课程扩展到所有中学。尽管在当时的意大利，只有五分之一的儿童在小学毕业后继续进修，然而这些人将是下一代精英分子，给他们灌输宗教思想对教会来说非常重要。在另外一条教宗看重的条款中，意大利政府认可了公教进行会的合法地位，允许它在意大利自由活动。
条约的第三个文件也即最后一个文件乃是一份金融公约。意大利将向圣座支付7.4亿里拉以及10亿里拉的意大利债券（换算成2013年的货币价值，总共相当于10亿美元），作为交换，圣座则同意放弃追究教宗国的所有损失问题。
2月11日周一上午9点，外交部副部长迪诺·格兰迪抵达墨索里尼家中。这一天，领袖的情绪非常激昂。在赶赴签约仪式的路上，他在车里唱起了一首罗马涅民歌。与领袖的高兴形成对比的是，格兰迪现下却非常紧张。
“我应该亲吻枢机的戒指么？”他问道。
加斯帕里枢机肯定希望如此，墨索里尼回答道。他兴致高昂地告诉格兰迪，他知道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他把手伸进口袋，掏出了一枚硬币，用手指把它弹了起来。这位独裁者看了一眼结果后宣布道：“我们待会儿要亲吻戒指！”
那天清晨的梵蒂冈，加斯帕里和他手下的副国务卿博尔贡吉尼蒙席一同前往教宗的私人书房向教宗禀报，签约仪式的所有准备工作都已经就绪。他们把刚刚从梵蒂冈印刷厂印出来的条约文件以及反映最终改变的地图呈交给教宗。在细致查看文件之后，教宗点头许可。加斯帕里和博尔贡吉尼必须马上动身了，不过在离开之前，他们还是要跪下祈求教宗的降福。他们都感觉到即将发生的事情将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离开房间时，泪水模糊了加斯帕里枢机的双眼。

签约仪式的举行地点安排在拉特兰宫的教宗厅，位于罗马城的另一侧，和梵蒂冈城遥相呼应。教宗同时身兼罗马主教一职，然而这个职位的驻地并非圣彼得大教堂，而是拉特朗圣约翰大教堂。从4世纪[此地原本建有君士坦丁大帝（Emperor Constantine）的宫殿，但被大帝送给了教宗]起，历任教宗便一直居住在拉特朗圣约翰大教堂，前后延续了千年之久。它曾在5世纪时被汪达尔人（Vandals）摧毁，并在14世纪毁于大火，但它总会得到重建，变得愈发宏伟。不过，自从意大利的部队在1870年攻下罗马，令教宗变成“梵蒂冈的囚徒”之后，便再也没有哪位教宗曾踏足此处。
当墨索里尼的汽车停靠在门口时，加斯帕里和博尔贡吉尼已经乘坐一辆崭新的克莱斯勒（由一位富有的美国教友捐赠）抵达拉特兰宫了。当时的天空正下着小雨。领袖从车里出来，左手攥着他的白色手套。他身穿一套晨礼服，从燕尾服到高筒礼帽一应俱全。枢机上前向墨索里尼和格兰迪问好，两人身边还跟着司法部部长阿尔弗雷多·罗科（Alfredo Rocco）以及墨索里尼手下的副总理弗朗切斯科·琼塔（Francesco Giunta），枢机邀请他们沿着宫殿门口壮观的阶梯一同拾级而上。他们缓缓地走过展示教会在世界各地传教的展厅，在格兰迪看来，这些装饰华丽的展厅多到没有尽头。热情洋溢的加斯帕里每认出一个国家就要招手示意，从新几内亚和斐济群岛到蒙古、印度以及尼加拉瓜。“全都是些奇怪的名字和遥远的土地，”格兰迪回忆道，“枢机面带笑容地说出这些地名，仿佛想要向我们强调天主教会在这个世界上有着多么强大的力量，有着多么广阔的势力范围。”

最后他们到达了目的地。这个宽大房间的尽头摆放着一张十六英尺长四英尺宽的玫瑰红桌子；八张沉重的黑色木雕扶手椅在桌子另一侧摆成一排。墨索里尼和加斯帕里在长桌的中央位置落座。在他们准备签署文件的时候，原先看起来如此放松的独裁者，突然变得面色苍白，颇有些不自在的神色，反倒是枢机显得轻松自如，脸上保持着微笑。
当墨索里尼和加斯帕里从拉特兰宫出来的时候，不断聚集的人群爆发出热烈的掌声。这场签约仪式并没有提前公布信息，然而教堂外布置的众多警察和民兵以及领袖的到场引发了人们的猜测，记者和摄影师纷纷赶到现场。尽管当时下着小雨，但是人群的心情却非常明媚。神父和神学院的学生们一齐念诵着感恩祷告，其中夹杂着“庇护万岁，我们的教宗和国王”的呼喊声，而聚集在教堂前方广场上的人群则高喊“墨索里尼万岁！意大利万岁！”，其中还掺杂着法西斯党人的吼声。皮扎尔多蒙席在离开的时候，受到群情感染，竟然举手行法西斯礼，回应人群的呼喊声。
墨索里尼的情绪则相对克制，他在回办公室的路上保持着沉默。尽管这个条约是他政治生涯中最大的胜利，但只要身边有神父或者身处教堂之中，他就会感到不自在。
教宗对这份条约的重视，可能再怎么夸张都不为过。意大利最重要的教会历史学家之一雷纳托·莫罗（Renato Moro）认为，尽管意大利政府在19世纪组建时致力于政教分离和自由民主制，然而教宗从未抛弃过自家的理念。教会眼中理想的意大利社会应当采取独裁统治，具有森严的等级结构，并且根据教会原则运作。多年以来，回归教宗一度拥有的威权地位仿佛变成了一场不切实际的白日梦，然而法西斯党的出现却带来了新的希望。
在条约签订之前，那些不满独裁统治的天主教徒还可以辩称说，教宗对法西斯政府并不热心，可如今这种借口已经无法成立。意大利天主教徒都非常清楚，如果他们要遵从教宗的意愿，就必须支持墨索里尼。仅在条约签订两天后，教宗在向一群大学生发表讲话时，就亲自解释了这一历史性条约是如何成为现实的。他告诉这些学生，一边的领导人是位图书馆馆长，在梳理历史文档方面堪称专家，这也许促成了条约的签订，而“神意让另一边的领导人并不苟同自由党的观点，恐怕也对这份条约有所帮助”。教宗将墨索里尼称作是由天主派来的人，这番说辞将在接下来的一年里，被主教、神父以及天主教平信徒重复千千万万遍。
在博洛尼亚，当地日报的特刊很快就销售一空。当地的大主教宣布将于第二天举行一场特别的感恩弥撒，并邀请了政府和军方的官员。基耶蒂大主教都没法把仪式拖到第二天，激动的群众在签约仪式当晚便聚集到教堂里，要求举行特别的感恩弥撒。当地的法西斯官员举着旗帜，骄傲地参加了这些仪式，丝毫没有受到教堂外暴风雪的阻挠。全国上下的报纸（其中包括梵蒂冈的报纸）都在重复如下主题：如果意大利仍旧采纳民主体制，那么这一历史事件就绝无可能发生。只有墨索里尼和法西斯党，才使它成为可能。
罗马的政府建筑和私人住宅上出现了此前完全无法想象的组合：黄白双色的梵蒂冈旗帜同意大利三色国旗并排悬挂在一起。碰巧的是，当时正值教宗加冕七周年，教宗本人在圣彼得大教堂主持一场庆祝弥撒。十二名身穿红色制服的侍从分两列将教宗御座（sedia gestatoria）抬进了宏伟的大教堂。数万名虔诚的信徒，在肩并肩地等候了几个小时之后，终于见到了教宗的真容。罗马的法西斯党部号召法西斯党员前往圣彼得广场，表达他们对天主教会的热忱。瓢泼大雨中，共有二十多万人伫立在大教堂外。后来，当教宗走上阳台向他们降福时，人群爆发出喜悦的欢呼声。教宗的身下站着罗马各支法西斯民兵队伍的代表，手里高举着旗帜，而无穷无尽的信徒以及看热闹的人则一直延伸到广场的远端。那天傍晚，在法西斯党和民兵官员的指挥下，这些参与庆典的人士又聚集在奎里纳尔宫外，国王出现在宫殿的阳台上，右边站着王后，左边则站着法西斯党总书记。
全世界都称赞领袖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梵蒂冈高层的一位助手就描述过这一事件引发的轰动效应。甚至连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庆祝都无法与意大利当天的狂喜相媲美：“这份喜悦彻头彻尾，连一片遮蔽的云彩都没有。每个人都感觉到，意大利即将在伟大和荣耀上达到新的高度。”从都灵到西西里，全国上下的主教和神父都下令撞响教堂的钟声，庆祝这一伟大的时刻，向那个终于为教会和国家带来和谐的伟人致敬。对绝大多数意大利人来说，这段维系了数十年的敌对关系终于结束，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解脱。忠诚的意大利国民和虔诚的天主教徒之间总算不再有任何矛盾。
美国驻罗马代办向美国国务院报告说，这份条约“对墨索里尼而言是一场胜利，因为他结束了争端，为法西斯党赢得了神职人员的支持”。恩里科·卡维利亚（Enrico Caviglia）将军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英雄，也是国王的亲信，他当天的日记为这一事件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视角：“这些通过政变执掌政权的人，需要通过梵蒂冈来取得合法地位。”他问道，如果二十年后，人们开始仇视这种夺取人民自由的独裁统治，那将会怎么样？他思索道：“梵蒂冈对这种政权给予道德上的支持，人们会怎么看待它？”
墨索里尼遍布全国的间谍网络只给他传来了一条负面情报。罗马线人在2月13日的报告开头都是好话：“和解的消息给几乎所有人都带来了喜悦和不可言表的热忱……人们说这一历史事件所取得的成功无可匹敌，多亏了领袖的天才创举……极大地提升了法西斯党的声望和权势。”但也有一些不满的声音，“零星地来自一些尖酸的老自由党人，以及共济会和犹太人的残党”。对于意大利境内的犹太人来说，《拉特兰条约》只能带来恐惧和紧张情绪。半个多世纪之前，教宗国寿终正寝，他们终于得到解放，离开了教宗规定的犹太人区。政教分离和意大利统一曾经令他们得到拯救。可如今，他们开始担忧未来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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