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7 . 赤松德赞的总结

通俗西藏史（二百一十七）——赤松德赞的总结

各位喜马拉雅的小伙伴大家好，藏史德云社的老布，又来啦！

上期咱们讲了赤松德赞执政生涯末期的杀人事件，这期咱们来给他的一生做个小结。

作为提纲挈领的归纳，我们可以给他的人生贴几个标签：

赤松德赞是吐蕃王朝运气最好的赞普，好到了可以没有之一；

赤松德赞的执政期是一段波澜壮阔的时代，是整个吐蕃王朝，乃至整个西藏历史上最高光的时刻，甚至可以没有之一；

赤松德赞在位期间的弘佛举措，对吐蕃王朝，乃至整个西藏历史都产生的意义深远的影响。

这种影响未必逊于他的先祖松赞干布；

我不知道大家听到上面三个评价的感受，是惊讶，是感慨，还是疑惑。

有如此靓丽的一份成绩单，能否说明赤松德赞的能力超强，碾压同时代的所有英雄呢？

不知道大家还不记得，此前我曾经给松赞干布下过一个定义“伟大时代里最伟大的英雄”，难道说赤松德赞的伟大，还要超过其先祖松赞干布吗？

公允的说，还达不到！

赤松德赞的更像是赶上了风口的投资人，扶摇直上斩获了时代的红利。要是单论个人能力来说，他跟开创一个时代的松赞干布相比，还要差一个数量级，甚至有可能都比不上他父亲尺带珠丹。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从对外关系、对内关系和信仰建设三个层面来分析一下：

之所以说赤松德赞是运气最好的吐蕃赞普，是因为他上位的当年，恰逢安史之乱爆发。

唐朝实力的快速跌落，引发了吐蕃的进攻狂潮。也就是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吐蕃军队席卷河陇数十个州县，顺势截断了河西走廊，将唐朝的版图挥刀斩断，切成首尾不能相顾的两段。

其中最被人津津乐道的案例，就是唐代宗的广德元年(763年)吐蕃军队打进了长安。

因为有这些案例，给了很多人一种错觉，认为赤松德赞时期的吐蕃，不管国力，还是军队的战斗力，都达到了吐蕃王朝的巅峰。

其实，这个时间点上吐蕃国力，未必能比禄东赞时期高多少，至少不可能高出数量级的优势，而他手下的蕃军估计也未必能强过论钦陵麾下的蕃军。

吐蕃狂飙突进结果的原因，并不来源吐蕃力量的显著提高，而是源于唐军战斗力的显著下降。

最显而易见的证据就在于，当唐朝渡过了安史之乱的混乱期后，吐蕃就很难再获得突破了。

就拿河陇方向来说，吐蕃首次发动进攻在763年的九月，也就是吐蕃打进长安那次。之后几十年的时间，双方依旧在围绕着陇山防线的几个战略据点争夺。

甚至到了唐德宗的贞元年间，吐蕃对关中的威胁，不论是进攻频率，还是进攻烈度都下降了。正是基于吐蕃进攻烈度的下降，唐军才有能力向外拓展自己的防区。

我们之前曾经用地图、列表和数据的方式，仔细论述过这方面的内容。这些证据足以说明，变化来源唐朝内部，而不是吐蕃内部。

吐蕃和南诏的关系：

尺带珠丹最大的政治遗产，就是成功地瓦解了唐朝与南诏的联盟关系。随着南诏倒向吐蕃，剑南唐军腹背受敌。吐蕃的进攻也终于突破了桎梏，快速夺取了很多具有战略意义的据点，这些据点是之前几十年吐蕃反复强攻都未能拿下的地方。

但吐蕃很显然没有充分认识到南诏的重要性，把南诏等同于其他的散装势力了，用对待其他势力的方式来对待南诏。当然了，唐朝也是一样，此时的吐蕃跟唐朝一样，充满了大国的心态，看待周边势力时，都以蛮夷视之。

因此，在大历十四年（779年）的联合进攻遭遇惨败后，吐蕃将领迁怒于南诏，斩杀了南诏派来的向导。赤松德赞也做出相似的举动，将南诏的地位降级，从兄弟之国降为臣属之国。

这种态度的结果就是南诏在心理上出现了落差，最后重新选择了唐朝。

不得不说，对南诏问题的处理方式是赤松德赞一个重要的战略失误，南诏重新投唐后，吐蕃在剑南方向呈现了快速崩盘的态势。

唐德宗贞元十七年（801年）韦皋生擒吐蕃东道节度使论莽热的战果，正是这种错误战略的最终结果。

不过这时赤松德赞已经去世了，但这也说明后续的吐蕃赞普也一样没能挽回颓势。

吐蕃与回纥的关系：

史料里没有记载吐蕃跟回纥有过什么接触，但实际上他们是完全有机会跟回纥进行联系的。开元年间，唐军掌握着河西走廊，吐蕃尚且能与突厥联络。现在河陇在吐蕃手中，他们控制区已经与回纥接壤了。但吐蕃始终没有同回纥结盟，不得不说给了唐朝机会。

考虑到唐德宗执政的初期，唐朝与回纥的关系出现过一段低潮期，如果吐蕃趁这个机会与回纥结盟。

回纥从北向南攻，吐蕃从西向东攻，唐朝跟本应付不了。

但吐蕃不但没有对回纥释放出善意，反倒是派兵抢劫唐朝与回纥的贸易商队。这种举动严重伤害了回纥的利益，反倒给李泌的困蕃之策加了一把柴火。

等唐朝与回纥结盟之后，回纥骑兵南下，不但在河西走廊上攻打了重镇凉州，更是在西域与唐军配合同吐蕃展开了长达几十年的血战。

从上面这两个例子可以看出，吐蕃王朝走到赤松德赞的时代，他们的心态已经出现了重大的转变，从一个殚精极虑，利用一切资源崛起的挑战者，变成了一个以强者自居，漠视盟友利益的霸主。

我们必须得承认，吐蕃确实有自傲的本钱，但这种霸主心态也让他们错失了机会。

反观唐朝，自从安史之乱打碎了美梦之后，他们变成了弱势一方，于是唐朝开始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想尽一切办法拉拢盟友，共同对付吐蕃。

李泌的困蕃之策，正是这种心态变化的最好例子。

在整个吐蕃王朝二百多年的时间里，王室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在各种势力之间找平衡，避免出现一家独大的局面，不管这个势力是“论”还是“尚”。

我在文稿里贴一张表格，列举了728年到797年期间，吐蕃大相的任职情况，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在尺带珠丹执政期间，论族中韦氏有冒头的迹象，尺带珠丹马上就挥起屠刀干掉了韦·达扎恭禄。

等尚族中的没庐氏有了权臣的势头，尺带珠丹则不惜扶起根基不深的末氏大相来进行平衡。

可到了赤松德赞执政的时期，代表外戚的尚族呈现碾压性的优势。

在他执政的早期，代表尚族的玛祥仲巴杰推动了灭佛小法，赤松德赞被迫使用论族中的韦氏、桂氏做大相进行平衡。可等他坐稳了王位后，尚族再次做大，之后的大相分别是出身于琛氏的尚结息和纳囊氏的尚结赞。二者做大相的时间加起来高达28年，占他总执政时间的67%。

尚结息与尚结赞之间，只有恩兰达札路恭做过渡，但时间只有一年，完全起不到制衡作用。

这种失去平衡的最终结果就是伍仁被杀事件，它的背后是同为尚族的纳囊氏和蔡邦氏之间的争权。

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在赤松德赞执政的晚期，他已经失去了对朝政的控制，尚族之间的博弈呈现一种赤裸裸的仇杀。

这种政治乱局不但导致了赤松德赞的消失，也导致了下一代赞普牟尼被杀，甚至再一代的赞普赤德松赞也遭遇了暗杀。

不得不说，这是吐蕃王朝二百多年历史上最混乱、最黑暗的一段时间，而这一切都是拜赤松德赞所赐。

还记得之前在总结尺带珠丹的时候，我曾说过他执政的初期，吐蕃也曾陷于混乱之中，但经过的他治理，给赤松德赞留下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虽然出现了一次灭佛运动，但国内的政治结构还算基本稳定。

反观赤松德赞，他继承的一个稳定结构，但留给儿子的却是持续不断的动荡。以至于赤德松赞上位后，不得不抬高僧人的地位，来平衡国内的政治豪门。

由此导致的结果，就是吐蕃在弘佛的道路上狂奔不止，最后国内所有的贵族联合起来对佛教势力彻底清算，这就是朗达玛的灭佛事件。

两相比较之下，高下立判。

赤松德赞对佛教的推动，让他与松赞干布一起位列“吐蕃三法王”之一。

公允的说，赤松德赞对吐蕃佛教的贡献，甚至要超过其先祖松赞干布。在他执政期间，废黜了排佛小法、迎请寂护莲师入藏、兴建桑耶寺、首批本土僧人出家，这些都是吐蕃佛教史上的标志性事件。除此之外，他主持的“佛本之争”、“渐顿之争”给吐蕃佛教指明了方向、他推动的君臣兴佛盟誓、寺院供养体系、三户养僧制度都被后代赞普继承，成了吐蕃王室弘佛的标准动作。

这些举措被后世的高僧交口称赞，成了教法史料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但我们也要承认，教法史料的叙述并不全面，它给我们造成了一个有点偏差的认知。

我不知道，大家读教法史料是种什么感觉？

它给我的感觉是印度的佛教大师带着“真理”进入了西藏，打败了代表“野蛮”的本教，把西藏的信仰带上了一条“正道”。

这种叙述也不能说是错误，但它不完整，因为它忽视了吐蕃人在宗教上的选择过程。

佛教在藏地大行其道，并不是因为印度佛教传入了吐蕃，吐蕃人就接受了印度佛教，并最终发展出属于自己的藏传佛教。

符合逻辑的说法应该是吐蕃人在尝试了很多信仰体系之后，选择了更符合藏地特点的宗教系统。

这两种叙述的结果是一样的，但路径很不相同，大家可以体会一下。

从一些史料记载的碎片上，我们感觉到赤松德赞在弘佛期间，很强调吐蕃人的自主选择权。

《拔协》里记载，在修建桑耶寺的时候，有过一个塑像风格的讨论。寂护大师认为“佛教从印度传来，应当用印度风格!”

但赤松德赞却说：“请塑造吐蕃风格的佛像”，之后还把吐蕃民众招来按照吐蕃人男女相貌的特点，塑造了各种造像。

如果说，他这个做法是为了便于佛教更好的落地，那么我们再来看看他对待其他宗教的态度。

在阿拉伯的史料里记载，公元八世纪期间，一位吐蕃使臣叩响了大食呼罗珊总督府的大门。使臣到来的目的是奉吐蕃赞普之命，来迎请伊斯兰教的神职人员去吐蕃传教。

这个请求把呼罗珊总督雷得外焦里嫩、肥而不腻，估计他唯一的感觉就是安拉显灵了。

当时阿拉伯帝国在中亚的传教遭遇了长久而持续的反抗，可有能力影响中亚格局的吐蕃，居然主动要求派人去传教，这怎么不会让他激动得眼泪哗哗滴。

之后伊斯兰教在吐蕃的境遇，我们就不太清楚了，史料里也没有更多的记载。

但在公元9世纪晚期，一位阿拉伯历史学家写成的著作《世界境域志》中，曾这样描述了伊斯兰教在吐蕃的状态：“拉萨是一个小城镇，有大批的偶像神殿和一座穆斯林的清真寺，在清真寺里住着少数穆斯林。”

这足以说明，在佛教成为国教以后，伊斯兰教并没有被斩草除根，依旧在藏地存在。

与伊斯兰教类似，我们还发现了一封由景教教宗写成的书信。

在这封信件中提到，要在吐蕃建立更多的礼拜堂，努力传播教众。

甚至，就是跟佛教不共戴天的本教，赤松德赞的态度，也不是一开始，就想除之而后快。

他曾经从象雄延请了香日乌等几位大师，并准许入住新建成的桑耶寺。只是因为佛本这两个体系，实在尿不到一个壶里，之后才出现了佛本之争。

再加上，他还去敦煌迎请过汉传佛教的昙旷、摩诃衍（大乘和尚）入藏传法。

这些举动都是晚期的教法史料不会告诉你的。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来看待赤松德赞的举动，他是那个我们认知里的虔诚的佛教徒吗？

可能，他确实是个虔诚的佛教徒，有很多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

但有一个问题是我们需要考虑的，当他要面对整个国家的选择和取舍的时候。

他是在用一个佛教徒的方式在考虑问题，还是在用一个政权领袖的方式在考虑问题。

同样的问题，也适用于元朝和清朝的历代统治者，他们是在用哪一个身份来考虑问题。

这些，也是晚期的藏文教法史料，不会告诉我们的内容。

我们把这些角度拼在一起，才能还原一个完整的赤松德赞。

到此为止，我们用了对外、对内、弘佛三个层面来分析赤松德赞的执政。

在对外关系上，他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吐蕃疆域狂飙突进，但他没能很好的拉住盟友；

在对内关系上，他稳定了王室的权柄，但他没能做好权力制衡，让尚族一家独大，最终导致吐蕃陷入乱局；

在弘佛业绩上，他确定了吐蕃佛教的发展方向，给佛教之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但他的养僧制度也让吐蕃经济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并最终走向了经济崩盘。

这就是一个相对完整的赤松德赞。

你说他功业赫赫吧，他确实功业赫赫；

你说他危机重重吧，他确实危机重重。

这种存在缺陷的英雄，才是真正的英雄，而通常意义上，那些被塑造的毫无瑕疵的英雄，仅仅存在于演义小说里，并不在真正的历史上。

我们再回过头，审视陈寅恪先生的论断：“吐蕃之国势，自贞元时开始衰弱”。

不得不惊叹，大师就是大师，真是目光如炬。

赤松德赞确实把吐蕃带上了巅峰，但同时他也把吐蕃带向了衰落。

如果说，黄仁宇先生认为明朝的转折点在万历十五年，那吐蕃王朝的转折点，就在赤松德赞的身上。

那么，如果给吐蕃的历代赞普排个次序，您觉得赤松德赞应该排在哪个位置呢？

这个问题，大家自己来回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