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素：通向幸福之路

鄙视幸福往往是鄙视他人的幸福，这是仇视人类的巧妙的伪装。即使有人真地为自己所认为的更崇高的目的而牺牲了自身的幸福，他也易于对那些享有较次富贵的人产生嫉妒；这嫉妒很快会使那些自认为圣人的人变得残酷，具有破坏性。
持有该如何生活的理论的人，往往容易忘记生命机能的局限。假如你为自己树立一个崇高的目标，为了它经常采取限制本能的生活方式，结果是这目标很可能变得越来越令你厌恶，因为它要求的代价太大了。如果不让本能以正常的方法排遣，它就会以其他方式发泄，多半会发为怨恨。如果你不允许自己享有任何乐趣，它就会从你的生活主流中脱离出来，成为狂饮无度或毫无意义的放荡。这种满足非但不能带来幸福，反而使人陷入更深的绝望。
道德家们有句老生常谈：幸福不是你能追求到的。如果追求的方法不明智，也许此话就说对了。蒙特卡洛的赌徒一心想赢钱，结果大多数人却输了，但的确存在常获成功的其他生财之道。对于幸福的追求也是如此。你想用酗酒的方法来追求幸福，那你就忘记了酒后的难受。对大多数人来说，追求幸福之说过于抽象，十分空泛，不足以作为个人生活的准则，除非补充说明各种追求的方法。但是不管你选择何种个人生活准则，我认为它不应该与幸福相矛盾，罕见的特殊例子除外。
有许多人具有获得幸福的物质条件，如健康和足够的收入，可他们却十分忧愁。尤其是在美国，情况更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毛病似乎出在错误的生活理论上。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任何生活理论都是错误的。我们把自己与动物的区别想象得大于事实。动物凭本能冲动而活着，只要外部条件对其有利，就很快活。假如你养一只猫，只要它有食吃、冻不着，偶尔夜里能到房顶上睡一觉，这就会活得愉快。与猫相比，你的生活需求要复杂得多，但是这些需求也是以本能为基础的。在文明社会，尤其是在讲英语的国家，人们特别容易忘记这一点。人们给自己提出某项崇高目标，然后把所有对此目标无益的冲动都加以限制。商人可能急于致富，为此他牺牲了健康和个人情感。最后，他成了富翁，可却无什么乐趣可言，唯一的乐趣是劝告人们仿效其崇高的榜样。尽管有些贵妇人天生缺乏对文学艺术的自发爱好，却执意要在别人眼里显得很有文化修养；为了学会对时髦的新书发表得体的意见，不惜煞费苦心，耗费时辰。然而她们想不到写书的目的在于给人以乐趣，而不是让人吃苦头，去装时髦。
看看你周围可以称得上幸福的男男女女，你会发现他们有着共同之处。其中最重要的一点便是有事可做，这事儿多半令人愉快，而且渐渐酿造出成效，叫你看了高兴。天生对孩子情深意笃的妇女（许多妇女，尤其是受过教育的妇女却没有这种舐犊之情），可以从抚育子女中得到这种满足。如果艺术家、作家及科学家觉得自己的工作惬意，也会感到幸福。但是，同样的乐趣会以许多比较卑微的形式出现。不少在城市工作的人乐意利用周末在自己的花园里怡然自得地劳作，当春天来临时，他们便体会到创造美景的欢乐。
无所事事是不可能令人感到幸福的，可是如果要做的事过于繁重或令人反感，也毫无快乐可言。要做的事若有明显、中意的目标，又不与本能冲突，它便令人愉快。狗追兔子，追得筋疲力尽，它也始终高兴。可是，如果你强迫狗去拉磨粉机，并且半小时给它一顿美餐，它决不会高兴，除了进食的时候，因为它干的不是一项自然的活动。我们所处时代的困难之一是：在复杂的现代社会环境里，人们必须做的事情中难得有几件具有打猎那样的自然性。其后果是大多数人在技术先进的社会里却不得不从谋生的工作之外寻求欢乐。如果他们的工作使人筋疲力尽，他们寻求的乐趣多半是被动的。看足球赛或上电影院，很少给人以余兴，绝不可能令人感到任何创造性的冲动。而踢球的运动员所得到的满足则全然不同。
人们往往希望得到邻居的尊敬，而担心邻居看不起自己，这一愿望往往驱使男女们（尤其是女人）行为乖张，有悖常情。总是“一丝不苟”的谦谦君子，永远令人讨厌，或者说往往如此。令人痛心的是，母亲教孩子抑制生活的乐趣，让他们成为呆板的小木偶，因为她担心子女会辜负父母的期望，沦落到较低的社会阶层。
在竞争的社会里，幸福的最大障碍是追求在社会上获得成功，无论追求名望还是追求权力，或者两者兼有。我不否认成功是幸福的组成部分——对一些人说来，非常重要。然而成功本身并不足以使大多数人满足。你也许富有，被人羡慕，可你若无朋友，没有兴趣，没有自发的、非功利的乐趣，你将是悲惨的。为在社会取得成功而生活是按理论生活的一种形式，而所有按理论而生活的生活都是枯燥无聊的。
健康的、不愁吃的男女要想幸福的话，需要做两件事，乍看起来，这两件事情似乎彼此矛盾。首先，要有一个围绕着中心目的建立起来的稳定支架；其次就是需要有所说的“娱乐”，即仅仅因为有趣而做的事情，而不是因为这些事有助于某个重要的目标。建立的支架必须体现内心那些相当经常的冲动，如与家庭或工作相关的冲动。如果家庭变得经常令人讨厌，或者工作一成不变地令人厌倦，那么这样的家庭和工作就不再带来幸福；上述感觉如果不是连续不断，忍受一下偶尔的讨厌或厌倦还是值得的。倘若能利用时机去“娱乐”，上述感觉的持续性便会更少。
依我看，人们过于一本正经地对待幸福这一大主题了。人们往往认为：如果缺乏生活的理论或宗教信仰，人就不会幸福。也许，被错误的理论弄得不幸福的人需要好的理论来帮助他们走上正道，正如人生病的时候需要补药一样。但当一切正常之后，人无需补药而健康，无需理论而幸福。正是那些简单的事物才是重要的。一个人如果喜爱他的妻子与孩子，工作顺利，日复一日，春夏秋冬都可以发现乐趣，那么无论他抱什么哲学，都会幸福。相反，如果他感到妻子可恶，孩子们吵吵嚷嚷，难以忍受，办公室的工作如同噩梦；如果大白天他渴望黑夜，而在夜晚又盼望天明——那么他所需要的并不是新的生活哲学，而是新的生活安排——换换食谱，多些运动，以及诸如此类的调整。人是动物，他的幸福对于自己生理的依赖之大远远超出他愿意想象的程度。这是个浅显的结论，然而我无法使自己不相信它。我确信，那些郁郁寡欢的商人若能每天步行六英里，其欢乐就会增加，而不必去改换任何人生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