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的中国知识分子不仅要面对“救亡图存”的民族大义,还必须要审视“古今中外”的文化选择,既在痛感几近亡国灭种而又获得了“适者生存”的理论认知的情形下,如何审视民族传统文化、如何应对外来文化,从而确保重足延续和文明发展。这一严峻而复杂的问题,更是3000余年来前所未有。……因此,对不同文化有着极大调和融通能力的中国文化,这一次在屈辱中对自己产生了怀疑,自然不免有些“失掉了自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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