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家两要说
张介宾
医生不贵在能治好一般的病,而是贵在能治好疑难的病;病家不贵在能请到医生,而贵在能请到真正的医生。天下的事情,我能做,别人也能做,那就不是什么难事;天下的病,我能治好它,别人也能治好它,那就是不什么疑难的病。只有那种事情很难办,那才不是一般人所能办到的;那种病很难治,才不是一般医生所能治疗的。所以一定要有不平常的人,然后才可以做不平常的事情;一定要有不平常的医生,然后才可以治不平常的病。这只是因为医生的高明与低下,相差很远的缘故。譬如那些登高的人,向上登一层就有一层的所见,而低一层的就不能知道它;行远路的人,向前进一步就有一步的所闻,而在后面一步的人就不能知道它。因此,要砍伐根枝盘曲交错的树木,一定要寻求锋利的器具,良医高明的见解,好比“阳春白雪”那种高雅的音乐,能跟着唱和的人又有谁呢?既然如此,做医生的人对高明的医术尚且不能了解,何况那些不是医生的人呢?他们不明白真中有假,执守看来是对的而实际上是不对的论点。拨弄一些于事情无关痛痒的言辞,嘴皮子一动,说出来是不难的;而搅扰容易变化的病情的治疗,蛊惑人心,制造混乱最容易。假使他们的话是对的,那也只是与智慧的人的见解大致相同,而精明切实的真医早已谋算精当而不会失策,本来就不需要他们发表什么意见了。如果他们说的是不对的,那就大大伤害了承担医疗事务的医生的心,使真正看到疾病征兆的人宁可袖手旁观而自珍自爱,这样造成的危害难道还小吗?这个时候,假使病家不是有一定的主张,能不受到他们的迷惑而误事的就很少了。这说明没有事实根据的浮言应当禁忌。
又如病家的要事,虽然在于选择医生,然而选择医生是不难的,难在任用医生;任用医生也并不难,难在遇事治病不迷惑,确实有自己的主张,而不引起以假乱真、优劣莫辨的,则是更难了。倘若不了解这一点,而到处去听那些没有事实根据的议论,广泛地邀集很多医生,那就好比良马不能多得,怎么不招来冀北的劣马之群呢?军帐里要有神机妙算的人,但能见到几个圯桥杰出的小子张良那样的人?病情危急的时候,哪能经得起庸妄之医的误用药物?在证候真假难分的关键时刻,怎能经受得了不同意见的互相干扰呢?一招用错了,病人这一生也就交待了。因此,议论多,反而办不成事;医生多,反而治不好病。医生多为什么治不好病呢?因为良医不多。想要分辨这纷纭众多的议论和众多之医的优劣,确实不容易。然而更有不容易的,却正是在于了解医生这一关键问题上。
任用医生如同任用将领一样,都是关系到安危成败的事情。考察他们的方法,难道就没有它的规律?只想用慎重与否观察他们是不是仁慈,那么胆怯懦弱的人实在跟它相似;用聪明与否观察他们是不是智慧,那么狡猾奸诈的人实在跟它相似;用果断勇敢与否观察他们是不是勇武,那么鲁莽的人实在跟它相似;用学问深浅观察他们是否知识渊博,那么能说会道的人实在跟它相似。固执任性的人好像是有定见,夸大其词的人好像是有奇谋。熟读了几篇文章,就表现出滔滔不绝的议论;在路上听到几句传闻,难道说不是确确实实的凭据?这种人若不回头,临近险境那就晚了;自以为是的人,到老了也没有什么能耐;抱着模棱两可态度的人,企图得到自然的侥幸的成功;废弃望、闻、问、切四诊的人,好像夜里走路的瞎马;得到四平八稳名声的人,往往会有耽搁病情的失误;不明白权变妙处的人,就没有穷究事物之理而获得知识的明智。有的人说自己是专门科别的医生,那他就决不是全面通达医学理论的人,不懂得医学的理论性质,什么人能称得上医中的神圣呢?又如用自己的心理去猜度别人的心理,确实是与人相处的重要原则,但它对于医生治病来说却不可用,因为别人的气血体质和自己难以相合。三个人有疑虑不决的意见,就依从其中相同的两个人的看法来办,是做决断的好办法,但这对于医生来说,也是不行的,因为愚蠢或聪明的问题跟人数多少的问题不能类比。所有这些方法,哪个不是察验医生的方法?而察验医生的难处,在这里也就更加显示出来了。然而一定要具有小心、胆大、行方、智圆的全面才干的人,望、闻、问、切四诊全部地掌握运用的人,在跟病人接触时能聚精会神的人,在病情还不明显时就能察看出隐蔽的病证的人,这才够得上称为名副其实的真正的医生,才可以担当起关系到人的性命的重任。只是难以看清楚医生的内在的本质,难以分辨他们心里想的和嘴里说的。信守正道的人说话不多,怀有真才实学的人不炫耀自己,这些就是了解医生成为难题的原因。因此,不在平时详细观察了解,就不能够认识到一个医生蓄积的才能;不在遇到疾病的时候完全信任他,就不能够充分发挥他的长处。假使一定等到渴了才挖井,打起仗来才铸造武器,那么仓促之间,依靠什么呢?一旦有急病,不得已而把性命交给庸医的手上,最不是恰当的办法。孔子慎重对待的是斋礼、战争、疾病。总起来说,我们都同有关系到性命和健康的忧虑,希望不要忽视这一点啊!唉!只是像俞伯牙这种善弹琴的常有,而像钟子期这样知音的人不常有;有王霸之才的管仲常有,而善于举荐贤才的鲍叔牙不常有。这就是了解别人困难的原因,自古以来都认为这种事是苦恼的,实在不必为今日知医之难而感到奇怪。倘若也有因为我说的话,而在疾病尚未形成时就留心这种事的人,又有哪个不能算是重视未病、未乱,洞察事理的明智人呢?希望珍惜生命的人略微考虑一下我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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