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巨大变革的前奏

巨大变革的前奏

欧亚大陆和“中国”在共同经历了多极化和流动化、交流和往来后，究竟从何时开始进入其最终大统一的变化洪流呢？我们正处在所谓“时光”之流的尽头，生活在时时刻刻变幻的每个瞬间。那样的累积或者是说“时光”的排列，最终成为人生。许多这样的人生整合在一起，大概就形成了作为集合体的家族和血统、朋友和组织，进而是社会、国家、世界、人类吧。所谓观察历史，实际上不是指在每一个“瞬间”去捕捉难以捕捉的“时光”，而是在某一时间“长度”当中试图将其捕捉。其“长度”，确实可长可短。如果要探寻地球生命生存的痕迹，就将引出四十多亿年壮观悠久的故事。如果是人类（即智人，与我们同种的人）的历史，则有十万年的“长度”。关注、探究生物进化或人类进化的路程，无疑属于历史研究。还有较其更为短暂的“时光”，但是仍然足够漫长，即最近大约一万二千年至一万三千年。考察这期间人们的脚步并加以重构、讲述，在社会上一般称为“历史”或“历史研究”。所谓学术意义上的“历史学”，大致指此。因此，被世人视为历史学家、历史研究者的人，在这超过一万年的“时光”堆中，以某个时代和地区以及曾生活在那里的人们为对象，苦思冥想，成为摆弄过去的人。其时，他们将称为“史料”的过去的痕迹，不断作为线索和依据，展开艰苦的研究。附带而言，这一万多年的“时光”，在从七十万年前开始共计四次的冰河期中，有因气候变暖而冰河后退的“后冰河期”和“间冰期”，常常被称为“第四间冰期”。我们今天也生活在这一“时光”里。其间，有时也出现稍稍变冷、被称为“小冰河期”的时期，但是如果非常大略地说，总体上基本还属同一“时代”，视为一个整体是没有关系的。不过，它毕竟是地球的环境条件中存在的一个“时代”。近年来热议的地球环境问题，尤其是气候变暖的问题，单纯被认为是“热”的缘故，但是实际上并非如此。如果仅仅是“热”，那么恐龙漫步的遥远的太古时期，地球是更“温暖”的。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大规模的“温暖”和“寒冷”的现象。或许要论及太阳系那样更高水准的话题。总之，以这样大致的说法来说，如今在道理上还是属于“冰河时代”。主要是现在发生的事情不是那么回事。问题是，按说地球尽管已经呈现出即将到来的某种程度气候变冷的趋势，然而战后一直未见应有的温度下降。那是因为什么呢？如果以大的“自然的意志”或是一些自然因素无法说明，就不能不人为地寻找其原因。事情的关键正在于此。张冠李戴的议论、恶作剧地煽动危机感的主张，甚至光是精神训话般“保护自然！”的胡乱呼喊，其心情尽管都可以理解，但总有一些“少年呼喊狼来了”的感觉。就是说，所谓的“历史”以及“历史学”，处理的是与现在的我们有直接关系的部分。成为非常具有人类味的“历史”也是很自然的吧。对于那一万多年，一般以新石器时代、古代、中世纪、近世纪、近代、现代等术语大致断代相称。这样的称谓直至今天没有受到什么质疑，仍在普遍使用。然而，它不过是以曾在西欧乃至整个欧洲实行的说法为范本，而被运用到其他地区，它毕竟只是某种标准或便利的标志，并不存在跨地区割裂“时间”、为各个“时间”赋予意义的绝对标准。总之，事物基本上都存在于过程中。历史学家和历史研究者，将过去的“时间”划分成一些时代和时期，是为了更好地理解、把握和解释事物。对历史所做的时代划分，最终也就达到这种程度而已。归根结底，关键是如何看待历史。以王朝这种形式回顾，唐王朝的寿命是相当长的。从年表上来看，是从618年至907年历经二百九十年的特别长寿的“大王朝”。如果把这个长“时间”当做一个时代，那么“唐代”就送走了将近三个世纪的漫长岁月。但是，果真可以这样一概而论吗？唐王朝起初确实是一个“大王朝”。它得到欧亚大陆内陆世界霸主突厥的援助建立了政权，但其迅速从“半属国”的状态中摆脱出来，反过来压制突厥，并令其他的游牧军事势力也从属于它，间接地控制了它们。在东部，唐联合新罗打败了百济和日本联军，进而推翻高句丽，转瞬之间即控制了朝鲜半岛。虽然也可以说后为新罗逐出，但是其威令仍然远达东方的海边。根据这一情况，有人认为唐朝是个“世界帝国”。（另外，或许是出于合称“隋唐”的习惯，还存在称其为“隋唐世界帝国”的倾向。但至少隋朝距离“世界帝国”还太远。）那个稍显夸大的广告似的“世界帝国”，在短暂的“时间”内衰落下去了。东突厥复兴，草原世界再次成为中华的对抗者。而且，高句丽的遗众也独立、建国，后称“渤海”。纯客观地说，唐的“大势力圈”仅限于王朝初期。也有观点认为：唐朝一直处于超越实际支配而形成的“东亚世界”或“东亚文化圈”的中心。众所周知，这是已故西嶋定生首先提出来的。但是正如学者李成市所指出的，那是从日本人的视角、偏向汉字文化圈所构想出来的。这一点是不容否认的。而且，草原世界原本也无接受唐朝“册封”之理。例如，落款为唐开元二十年（732年）的《阙特勤碑》上，称玄宗“自笔、自撰”的汉文碑面上明确说唐与东突厥为“父子之国”。这本身就反映了这样的事实。这就可以说明：完全是将对等国皇家之间的关系比作“父子”，这与“君臣”关系远不是一回事。况且，继东突厥之后的回鹘游牧国家以唐为保护国。打败回鹘的黠戛斯也与唐保持对等的关系，留存下来的国书可以证明这一点。以近现代眼光下的现存国家的框架和以之为前提的虚幻的“文化圈”印象为基础，把本不该纳入“册封体制”之类的干旱世界游牧的军事权力也包括进去，从而设定出的庞大的“东亚世界论”或“册封体制论”，事实上显然是牵强的，基本难以成立，尽管历史研究者们想超越“一国史”之观点的心情可以理解。唐的“大王朝”形象，对于生活在日本列岛的人们来说是根深蒂固的。对于日本曾向唐朝学习的认识，对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人所代表的诗文世界的憧憬等最为朴素的部分，成为其支撑。和对其他的中华王朝不同，对唐朝特别的好感和敬意在日本列岛生生不息、世代相传。这可以说是一种有趣的现象。这种天真的“过高评价”，反过来影响了历史的面貌。但是，现实中的唐王朝与其“巨大”的形象相反，作为中华统一王朝后，它很快就沦为与前汉、后汉差不多的规模。进入8世纪，开始了玄宗的长期统治。从开元至天宝两个年号即712年至756年之间的四十五年，是不同寻常的“时间”。比起短命的王朝，已相当长寿。可以说，在经历了之前则天武后的“周王朝”和韦后的掌权，唐在“玄宗王朝”一改前貌。政治、经济结构中，良莠并存。总的来说表面上是“和平”的。认为所谓唐文化正是在这一时期凝结精华的看法，也是说得过去的吧。然而，显然亚洲已面临变化，各种苗芽正待萌发。在此之前的7世纪，中东出现了伊斯兰，从现在通称为拜占庭帝国而始终自认为“罗马”的帝国手中，夺取了巴勒斯坦、叙利亚和埃及。时隔不久，又通过两次战役推翻了已维持四百多年的中东最大的名为萨珊朝的伊朗帝国，一时势力大长。解决了可称为顽症的部族间的对立，在伊斯兰的基础上，由暂时发动起来的阿拉伯游牧民形成的军事力量取得了奇迹般的成功。伊斯兰的出现与亚洲东方唐朝出现、一时形成“大版图”的现象相比，都来得要稍晚一些。伊斯兰继续扩张，沿着位于地中海南岸的北非西进，到8世纪已达伊比利亚半岛。庞大的伊斯兰圈，以横跨亚洲、非洲、欧洲的姿态出现。从“神的使者”（拉塞尔·阿拉）穆罕默德开始，毋宁说正是在他殁后，出现了“代理”（哈里发）之名的继承者，经过了带来戏剧性结果的艾布·伯克尔、欧麦尔、奥斯曼和阿里四代，到所谓的将哈里发之位世袭化的倭马亚朝时代，这期间已走过了相当长的岁月。倭马亚朝的“和平”，因原本不承认其世袭哈里发之位的什叶派等的反叛和阿拉伯部族间难以消除的无休止争斗的影响而动摇，在哈里发频繁更迭的过程中，国运的阴影不断加深。眺望远方进行比较，同作为“帝国”，东边的唐朝与西边的伊斯兰国家，迈着有些相似的步伐，呈现出似乎等待着下次大门开启的姿态。草原世界上的变化以激烈的形式出现。占据蒙古高原的第二次东突厥政权，在复兴六十多年后的744年至745年间，被以回鹘为核心的势力所取代。回过头来看，自552年建国以来经过各种波折后，维持草原之“王权”的突厥王室阿史那氏的统治就此消亡。如果连失去“独立”的时期也计算在内，其王统持续了二百二十年。由游牧部族联合而形成的政权，经过重组和改编，以回鹘游牧国的形式新生。处于其顶点的是药罗葛氏。只是与突厥国家的君主一样，王以“可汗”相称。附带讲一句，将这样的交替视为“民族的兴亡”是不合适的，是以近现代的情况倒映过去。因为实际上，更换处于权力核心的集团以及君权，重新审视与之相配的组织，才是其本质。游牧国家的系统本身，基本上不应存在大的变化。虽说如此，在回鹘这一面新旗帜下，草原世界被注入了活力。古有的权威消失，出现诸事须遵守的新规。可以说是瞬间发生的变化。对唐朝的态度，也自然而然地和以玄宗和东突厥王室的友谊为前提时有了变化。玄宗时期的唐朝及其统治下的社会，随着阴影逐年加深、变化的征兆显现出来。众所周知，均田制长期难以推行，“府兵制”—尽管评价不一，也于740年不得不为“募兵制”所取代，后来虽然在国内的沿边要地设置了节度使以防外敌，但又不得不容忍超越名义上的兵权去独自发展个人军事势力的行为。至此，可以说走向分权化的道路实际上已经开始了。另外，“玄宗王朝”寿命特长，诸事墨守成规，这样一成不变的状况所引起的国家组织的衰退，促成了下一步局势的发展。此时，有些像一般批评所言，玄宗对政治的热情消减、李林甫和杨国忠垄断朝政滥用权力等，或许就是不久后发生事态的诱因，但不应该是主要原因。总之，唐朝系统本身已进入衰退和解体的过程。被盛赞为“开元之世”的玄宗朝的前半期，最终也未能止住衰落的趋势。接近幸运“建国”一百四十年时，称为唐的“国体”所出现的制度疲劳，已使其再无任何承受之力。事实上玄宗在位四十五年的统治岁月也还是太过长久了。无论对于人生或组织，更新都是不可或缺的。不管任何时代，在连接一代又一代从而构成人的社会的过程中，每一代所肩负的“时间”实际上也就只有十年至十五年左右。考虑到人一生的长短，情况自然如此。人的兴盛，不会永远持续。这是极简单的道理，也是穿越“时间”通晓的事实。8世纪过去了一半，时代等待变化。就是说，通向“起始”的入口在这里。那是个非常不可思议的人物。他的名字叫安禄山。在一般的中国史中，常以叛徒、叛逆者、叛乱者、叛臣等“逆贼”的形象被提及。而且，他“胡人”的出身也被算作一个重要因素。“胡贼”或“逆胡”的说法，兼及两种情况。这个问题反过来看，就是王朝史观与“中华本位主义”彼此重叠在一起，集中到了安禄山身上。唐代自不必说，连宋代的文献史料对他的谩骂也实在很厉害。而且令人遗憾的是，后世的史家们难以摆脱用极富感染力的汉字所写的汉文文献中那惊人的表现力、传达力和咒缚力。这样，安禄山就一直被当成中国史上稀世的恶棍和反派。然而，他的一生从独特的成长经历开始，在随坎坷命运漂泊的少年时代，曾作为盗羊贼险些被杀，却幸运地成了军人，靠自己的才能和手段平步青云，在前线无数次立功后又吃了败仗，被问责而定为死罪，又因玄宗之令而九死一生，其后摇身一变被破例提拔，在权术之地的宫廷和官场拼搏，直到将庞大的军事力量握在手中，以建立新国家为目的最终崛起，将旧主玄宗及唐王朝逼到了危险的境地。可是他失明了，又为病痛所苦，眼看野心就要实现，却因儿子的谋害突然死去。实在是痛快且波澜起伏、极富戏剧性的一生。作为一代风云人物或是充满英雄志向的破天荒人物，可以说即使在世界史上也不失为少有的奇类。他呈现出复杂的面目，当然与其出身有关。记载安禄山的文献资料，除了属于中国正史的《旧唐书》、《新唐书》中的《安禄山传》、北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等，加上官修史书、私修史书、稗史、野史，数量很多。还有唐代同时期的记录。其中，姚汝能的《安禄山事迹》可以说是中国史上稀有的有关叛乱者的记载，史料价值胜过他书。虽说如此，对于安禄山策划的大动乱，仍然依据的是其处于最盛时期即肃宗朝的《肃宗实录》。肃宗作为玄宗的后继者，为挽救几近灭亡的唐朝之社稷拼了命，这也使他的人生充满了特殊的阴暗面。当然，《安禄山事迹》尽管是以叛乱者为主人公的，但是也充分记述了他效力、追随唐朝的行为。事实与歪曲、改编与创作，容纳的程度究竟可以有多大？这最重要的一点尚不清楚。不过其他的记载也同样会被润色。对于作为叛乱者的胡人，相关的汉文史料都充斥着恶意。对于充满这种故意行为的记载，只能以宽容、审视相待。这一点，对于时隔久远的后人，是在关注过去之余不得不承受的束缚，其反面也有有趣之处。在那种情况下，看重点可能主要在于作为人所应有的“常识”吧。当然，想摆脱某种先入为主的想法和偏见，也想进一步细查事情的表面，至少视野不可狭窄。尤其在这种情况下，恐怕更是如此吧。接下来，想暂且以《安禄山事迹》作为一条有益的经线，适当揉入其他相关的记载，将焦点对准这个光影对比很强的人物，与他一起追寻时代大旋转的状态。而纬线恐怕就是不将中国史关进中国史之框的视野，因为时代毕竟已然如此。据记载，安禄山为营州柳城的“杂胡”。唐朝以统治附属于它的游牧民族契丹族及其近族奚的名义，在形式上设立了名为营州的都督府。柳城是它的治所，曾称龙城。相当于现在辽宁省的朝阳市，位于越过长城线以北、踏入游牧地区的地方，也是从山地进入平原的入口。按照以辽河即西拉木伦河（蒙古语意为“黄色之河”）为基准的传统大致划分，属于广义的辽西。从唐朝的角度来看，那里是与叛服无常的游牧民势力交流的接触点。只要掌控了这里，向北可达大兴安岭一带广阔的草原，向东可达辽东地区、渤海国、新罗国，各处都既为有效的纽带同时又是战略据点。反之，如果失去了该地，不仅会立刻危及整个东北的经营，还会使中华本土的防卫也濒临危机。以游牧民及其军事力量的发展趋势为要点来看，那里确实是东北边外各种人群往来、交流、杂处的要地。安禄山就是在那块特殊土地上成长起来的“杂胡”。所谓“胡”，是指中华眼中的西方乃至北方的异族之人。进一步限定，则常指伊朗系的人们，更专指粟特人和粟特系。即便如此，所说“杂胡”仍觉有些失礼。其意是说“混血”，也指继承了两种以上血统的人。从安禄山家乡的习俗来看，也许后者的意味更浓。总之，给人一种“掺和了各种血统的家伙”的感觉。不是单纯的“胡”。恐怕包含双重的鄙视之意，是很恶毒的语言。虽然是贬低人的卑劣说法，但实际上安禄山本人似乎曾公开称自己为“杂胡”、“杂种之胡”。他以此来故意贬低自己、抬高对方和周围的人，博得了“欢迎”和“笑声”。这在玄宗的宫廷里尤为奏效。这也许是在魑魅魍魉的虚饰和嫉妒的世界里赖以生存的处世法吧。反言之，安禄山本人也对所谓“杂种之胡”有所意识。这正是中华本位主义及其措辞和用字的可怕之处。虽然翻译过来是同样的意思，但还是说混血之人为好。因为内容一样，给人的印象却不同。语言这个东西，确实很复杂。关于他的出生和出身，第二个主要的线索是他的名字。“安”是粟特诸姓之一，意味他出身不花剌。顺带说一下，“康”为萨末鞬、“米”为弭秣贺、“何”为贵霜匿、“史”为羯霜那、“曹”为伽不单，分别是所冠的汉姓。如果只生活在自己固有的语言文字的世界里，是不需要汉姓的。正是由于生活在中华乃至其边境地带，就有了这个必要。以“安”为姓的人中，首先几乎是粟特系的人。其次是出身不花剌的人或与之有关系的家族、门第，还有以某种方式和他们有关系的人们—如果斗胆补充一句的话，就是要通过起名，把自己的那种出身同时向自己和他人做一个明白的交代。说到安禄山，他的名字比起“安”姓来更具重要意义。“禄山”，意为“光”。就是指以光明黑暗二元论立论的祆教之本义的“光明”。粟特人作为伊朗系的部落，信奉祆教，即使迁来中华世界也不曾改变。近年，继西安郊外发现了安伽墓等，还不断出现富有冲击意义的有关粟特人遗迹的报道。其年代可以追溯到隋唐之前的西魏、北周之时。在一系列“拓跋国家”中，粟特人一直占据着国家和政权的中枢位置，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仅仅是一些旅行者、商人和滞留者。从这些遗迹和事实中，可以确认祆教信仰即使在中华之地也是生生不息、脉脉相传。安禄山以“光”作为自己的本名，的确与其粟特式的原义有关，对于粟特系和伊朗系的人们来说，的确是一个美好的盛名。那是选取显示祖源不花剌的“安”，与音译粟特系本名“光”的美字“禄山”合而为一，构成的汉式姓名。不应忽视的是，他一生未曾改名。他的亲戚和朋友多采用了汉式姓名，例如他的对手安思顺。还有他少时的朋友、政治生涯的盟友史思明，其源于羯霜那的“史”姓另当别论，名字“思明”有“想明”之义，大概与安禄山的名字一样含有“光明”之义。表面上看是汉式名字的用字，但是起名内部隐含用意。对于安禄山，有些人在呼他为“禄山”时应该是知道其意为“光”的。当时，胡风即伊朗式、粟特式的文化、习俗、时尚、体育和饮食等，一时占据了唐朝社会，而在玄宗的宫廷内尤为突出。不论是宫廷还是官场，都有不少出身或来自突厥、突骑施、契丹、吐蕃、印度、靺鞨、室韦、高句丽、新罗、日本等国和地区的“异族”，尤其是伊朗系、粟特系人的活跃和起用十分明显。很有可能，玄宗实际上很清楚其名禄山即“光”或“光明”之义。附带而言，7世纪至8世纪的“中华”，与今天我们印象中后世的“中华”尤其是经历了明清时代剧烈变迁的样子截然不同。像可称之为“异族之大唐帝国”那样，它洋溢着多元人种、文化、语言、宗教和风俗习惯，是个混沌而错综复杂的国际化世界。跨越东西之往来和迁移的障碍极少，可以说基本上是个通风良好的国家和社会。对这样一个作为混合文明的“中华”，必须保持充分的认识，予以关注。总之，安禄山是一直鲜明地尊奉自己名字中的“光之神”而度过了一生。口称“杂胡”、“杂种之胡”，实际上反过来利用它。另外，虽然他确实有在政界处世的手段，但是实际上并没有违背自己内心深处的信念。应该说，强烈的自我主张或自我意识，或对自身血液和身体所接受的“某种东西”的自豪和矜持感，都明显地反映在他的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