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欧亚大陆中的“安史之乱”

欧亚大陆中的“安史之乱”

安禄山的母亲是阿史德氏，曾为突厥的女巫。突厥国家王室姓阿史那氏，阿史德氏是其通婚姻族，很有势力。出于这一点，安禄山是出身粟特系和突厥系强势家族的混血儿。虽说如此，可是却找不到有关其父母上辈乃至上上辈情况的任何记载。就是说，他所继承的仅仅是两种血还是更多血的融合呢？“杂种之胡”的确切含义还难以确定。关于安禄山的出生，有传说记载，身为女巫的母亲向突厥军神轧荦山祈祷后怀孕，他出生之际红光普照，妖星落在了其母的穹庐上。因为出现了太多奇怪的现象，母亲认为儿子是“神”，遂起名为轧荦山。这里就算有些想附会亚历山大传说的倾向，或许并不牵强。这个“英雄传说”或许是因安禄山之名而产生的。那么，这是个毫无根据的虚构故事吗？也不是。“光”显然意指“禄山”。而且，所谓帐顶落下光亮之物、“奇人”降生的情节，使人联想到约五百年后蒙古时代关于成吉思汗祖先起源的著名的阿阑·果火传说。寡居的阿阑·果火感受天窗照射进来的“光”而怀上了儿子。这为其子孙后来成为统治世界之蒙古人中的正统埋下了伏笔。创造了世界帝国意义上的超大版图的蒙古，吸收了此前欧亚大陆流传的所有神话、故事和传说，创造出了自己的祖先神话和英雄传说。与安禄山出生有关的这个故事，毋宁说是最终将成为蒙古所吸收的神话类型之一的源头。反过来说，“光之子”这类的传说和印象，不仅限于耶稣基督，还的确流传于世界各地。安禄山的诞生故事本身，可能已经成为祆教、伊朗古代神话乃至突厥族游牧民中当时广泛流传的“奇人诞生”故事的源头。这一奇谈，不仅在《安禄山事迹》而且在《旧唐书·安禄山传》中都有相应的记述，至《新唐书·安禄山传》，基本上沿袭了《安禄山事迹》的写法，同时也记载，视伴随祥瑞出生的孩子为危险的范阳节度使张仁愿，搜查了那顶毡帐，杀死了那里的老幼，安禄山因被人所藏而幸免。有意思的是，“范阳节度使”之语仅见于《新唐书》。我确认这是为日后安禄山在范阳节度使任上发动“大叛乱”做铺垫。北宋时期，总给人一种将安禄山视为英雄的感觉。接受“圣血”的婴儿因此而陷入危险的境地又好不容易脱险的故事模式，实见于突厥祖先起源的传说故事，又为蒙古时代所继承。实际上，在唐朝末年，安禄山的本居地范阳一带仍称他和他的盟友史思明为“二圣”，为其建庙祭拜。据说察觉到这一现象的地方官正打算拆毁该庙，却引发了士兵们的反叛。有关安禄山的“英雄传说”，应该说与故事本身的用意不同，包含着批评的意味和对现实的反映。因为只有在唐朝本位、以中华大事为首要职责的官修书中，才会那样去写。幼年丧父的安禄山，随母亲在突厥长大。就是说，突厥语是他的母语，掌握了骑马、射箭等游牧民应具备的能力以及生活和习俗。由于还处在东突厥兴旺之时，母亲又出身阿史德氏，所以大概不会身陷贫寒之境。后来，母亲作为填房嫁给了在唐朝做官的“胡将军”安波注的哥哥延偃。延偃、波注兄弟二人，一个在突厥、一个在唐，身居两地。既然弟弟在唐朝做了粟特人的将领，那么哥哥也很有可能不仅在突厥发挥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作用，而且也涉足了军界。突厥帝国自552年建国以后，与中亚的粟特人联合，以突厥的军事力量和粟特的经济实力作为立国的两根支柱。东突厥没有直接统治粟特人在中亚的本土，但是有相当数量的粟特人居住在蒙古高原一带。失去了粟特前夫的母亲，决定带着儿子再嫁东突厥帝国的粟特豪门。与其说是阿史德氏的女性与粟特名人的结合，不如说是名门之间门当户对的事情。安禄山于是成了“安”家的养子。据《新唐书》，安禄山原姓“康”，是可以联系到萨末鞬的粟特姓。这样的话，他本名就是“康禄山”，而随养父的姓成了“安禄山”。那么他的出生故事中所说采用了军神“轧荦山”之名的情节，就只能是后来添加且虚构的。不过这一点还确实不太好说。但不管怎样，在他去世后史思明所立《禄山墓志》中记其“祖”之名为“逸偃”，可推测与安延偃为同一个人，这反过来证实了他曾作为“安”家之子生活过的事实。他的不幸，应该是在此后开始的。开元年间（713年—741年）之初，安延偃的家族因某种原因破败了。同是在唐朝做官的“胡将军”安道买之子安孝节、安波注之子安思顺和安文贞，一同逃离突厥，投奔在山西岚州做别驾的安道买次子安贞节，进入唐境。那时安禄山十几岁。在唐朝做官的安贞节，以禄山和思顺同其兄孝节一起携手来唐而与他们结为“兄弟”之盟。据说安禄山自此改称“安”姓。就是说，由于共同从居于突厥之“安”家的危险境地中逃脱出来，他才成了“安”姓。反观之，说明之前他虽然住在“安”家，但是并没有被认可为“安”姓之人。或许是他不想姓“安”。他与水火不相容的对手安思顺等“安”家人的不合已隐约显现。突厥方面“安”家逃亡的原因，是由于开元四年（716年）东突厥的后继者们内讧，而毗伽可汗即位，其弟阙特勤对反对派实行了镇压、肃清。“安”家的危难，恐怕指的就是那件事。顺带说一句，契丹也是在那时脱离突厥改属唐朝的，当然只是形式上的而已。这样看来，“安”家在东突厥和唐双方都扎下了自己一家的根。这种状态，很有可能从突厥和西魏、北周时代即6世纪中叶就一直持续下来。而包括“安”家在内的粟特系之人的作用也就与以往的印象有别，他们不仅活跃于经济、通商、文化、信息等领域，实际上军人和政治家的色彩也很浓厚。南、北两地的“安”家，哪一方一旦出现危机，就会投奔到另一方去。一个家族采取双向归属的方式，也可以说是为了不致被灭绝而制订出的安全策略。显然，对于突厥和唐朝两国来说，这种具有多方面才能的粟特人是不可或缺的。不得不承认，粟特人在跨越政治、国境的壁垒后化为了一种缺之不可的存在。安禄山此后成为“诸蕃互市牙郎”。就是各种非汉族与唐朝进行贸易的国际市场的中介人。据说他懂“六蕃语”或“九蕃语”，很活跃。说到六种或九种非汉语，就是突厥语、契丹语、奚语、粟特语（波斯语）、渤海语、古朝鲜语，等等。总之，他有着非凡的能力，每天过着与不同种族的商人打交道的生活。生产、流通、交易、信息，然后是讨价还价。应对唐朝和各国官员的技巧和他的能言善辩等，大概就是在那时打下的基础。可以依靠的，唯有自己的力量和真正可以信赖的朋友。安禄山度过自己青春岁月的地方，正是营州之柳城，是那里的“杂种之胡”，这是他顾名思义的起源。后来他的命运突然发生了变化。张守珪成了范阳节度使。就在营州之南，中华本土内靠近北部边境的地方，安禄山因盗羊而被捉，遭到棍棒殴打，眼看就要被杀时，他大声呼叫：“大夫不欲灭奚、契丹两蕃耶？而杀壮士！”名将张守珪从他的话语和相貌中感到此人不同一般，便放了他，让他在军中服役。这样，他与早自己一天出生的同乡史思明一起当上了“捉生将”即捕快队长，开始了全新的人生。从那里走上通往武功和发迹的道路。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九日，安禄山在本居地范阳起兵。节度使驻地的名称是范阳，而其治下首邑的名称是幽州，即相当于现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北京之地。本来是位于中华本土东北边境处的小城，但是作为军事据点之城其地位逐渐重要起来。此后，范阳作为横跨“华夷”的政治中心真正开始显赫，最终依次作为契丹—辽帝国的副都南京、女真金帝国的首都中都、蒙古世界帝国的首都大都，与通往现代北京成为中国首都的道路直接相连。安禄山的举兵，成为从根基上使中国史出现大转折的关键，也从结局上意味着范阳城乃至幽州的新起点。随从安禄山起兵的是由同罗、契丹、室韦人组成的骑兵精锐部队，共有八千人。以之为中坚，还有节度使驻地范阳、平卢、河东的各部队，加上范阳治下幽州、蓟州的力量，骑兵、步兵全部集中起来共有十万或十五万人。他们平日里结为父子关系，似乎是在炫耀这种铜墙铁壁的信赖关系，号称“父子军”。此前，安禄山曾进攻处于自己根据地背后的契丹族及其近族奚。目的是为举兵和南进铲除后顾之忧。据说当时动员了多达十五万或二十万的兵力。就是说，为推翻唐朝、建立新国家而行动时，他亲自统率的军力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安禄山将契丹族等游牧骑马民族拉进自己的近卫军，当做“王牌”使用，仅此一举说明他深知其威力和破坏力不一般。他给次子安庆绪麾下留了不少军队，为的是确保大本营范阳一带始终作为战争的策源地，同时防备北边，是个理所当然的策略。安禄山亲率的多种族混成的革命军，打着清除杨国忠这一把持唐朝朝政的“君侧之奸”的大义旗号，首先向着东都洛阳，一路击鼓南下。据说夜间行军，天亮进食，日行六十里即三十三公里左右。带着辎重，且与步兵同步行进，从这一点上可以说速度相当快。更何况是十万至十五万人的大军团。应该说是快速进击吧。本想就战事的发展和战线的扩大做详细叙述，无奈篇幅有限。总之，尽管唐军此前就对安禄山保持很强的戒备，惴惴不安，可是当时河北各地的唐朝部队毫无抵抗，或溃败或投降了。只能归咎为他们太习惯于“和平”状态了。而安禄山方面为了这一天做了充分的准备，调整部署，事先全面调查进军路线，制订必胜的战略。举兵及其日程和作战计划，也仅有他和另外五个人知晓，秘不外宣。有了周全、万无一失的准备，如离弦之箭般起“事”的安禄山，在军力上自然占有绝对优势。除此之外，全军在与契丹和奚族长期的征战中已经“惯战”，个个都是战场经验丰富、武艺高强的勇者。而且，根据战况的发展，一旦需要，机动性极强的精锐骑兵部队也可以随时投入战场。尤其是在开阔的平原作战时，推进的速度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至少，这场战争最初的舞台是由安禄山一方掌控的。在举兵仅仅一个多月后的十二月十二日，洛阳陷落。速度实在是惊人。仅在这一点上，唐朝就处于劣势。如果顺着这个势头，安禄山再加大进攻力度，唐朝也许就会瞬间瓦解，以一个寿数不足一百四十年的王朝载入史册。然而安禄山却没有这样做，眼睁睁地错过了这乘胜追击、一举获胜的绝好机会。其原因主要在于安禄山自身，他病了。视力逐渐丧失，体质虚弱，精神方面也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安禄山本来体格肥胖，体重达二百公斤。为他写传的藤善真澄说他患有糖尿病，而且症状很严重。情况应该是这样吧。据记载，他在进入洛阳城即位后不久就发病了。但是情况果真如此吗？说他因称“皇帝”而遭天罚的写法，未免太过合适了。或许更有可能的是，安禄山此前已在病中了。不无可能，为了尽早实现梦想，他是在对自己的病情有所觉悟的情况下做出举兵决定的。进入洛阳城后的安禄山的行动，看上去好像只顾关注如何使自己即将结束的人生变得更加辉煌似的。洛阳城是个很特殊的地方。自古就被认为是“土中”即大地的中央，从称之为中华当中之中华的当地习惯以及唐朝的国家角度来看，作为王朝大业根基所在的西京长安，政治、军事色彩较浓，而洛阳与之相比，政治上自不必说，在经济、交通、文化等各方面也都是更胜一筹的要地。特别是则天武后重视该地，其中也包含着她想使自己女性皇帝的地位合法化的目的，把洛阳作为新王朝中心那样的圣城，装饰得富丽堂皇。长安是自北周、隋以来古老“王权”的所在地，而洛阳真正是多种人、多种文化汇集的世界性东方世界的中心都市。的确，作为宣告新国家诞生的地方，洛阳才是最合适的。就在洛阳，安禄山于次年正月元旦即皇帝位。一月一日又是安禄山的生日，很可能是特别意识到这是一个重合的“圣日”。总之是在进城后仅十八天的时候，实际上还不清楚他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是否能够真正整肃威仪。无论如何，即位是非常仓促的。只能说那样做有“某些”不得已之处。新国名为“大燕”，本是以自己根据地的古名“燕”起的名。定年号为“圣武”，这可以联系到他在长安时的旧主、已成推翻对象的玄宗的尊号“开元天地大宝圣文神武孝德证道皇帝”。看来他对“圣武”二字情有独钟。附带说一句，日本国的圣武天皇在距此七年前让位于女儿孝谦，为她上谥号“圣武”，是天平宝字二年（758年）的事。一般认为是取了玄宗帝号中的“圣武”二字。后来，“叛乱者”安禄山曾以“圣武”为年号之事传来，当时淳仁天皇及其朝廷内一片慌乱。也就在此时，安禄山军队的快速进攻已迅速消失，莫如说是拿下洛阳后就立刻终止了。在即位、建国、建元大典的同时，安禄山本人也倒下了。统帅部失去了控制力，将士们沉溺于洛阳街头。这样，以天下要冲潼关为隔，与长安的玄宗政府形成了对峙状态。与当初玄宗哀叹“河北二十四郡，岂无一忠臣乎”时的情形不同，战线止步不前。在河北，平原太守颜真卿和常山太守颜杲卿进行了史上著名的抵抗。二人是堂兄弟。唐朝一方采取了尽量避免遭遇战、缩入城中一味固守的策略。这样一来，安禄山的军队无法一个个地消灭他们，逐渐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即便是这样，唐朝一方也没有掌握主动权。那时，潼关守将哥舒翰统率的二十一万八千人的多种族混成大军于六月八日应战出击。哥舒翰是突骑施父亲和伊朗或粟特母亲所生的混血儿，也是安禄山的对手。身经百战的哥舒翰认为固守潼关至关重要，但是惧怕他的杨国忠却挑唆玄宗下令出击。被迫拼凑起来的唐军惨败。对阵双方的平衡状态一下子被打破，长安陷落，六月十六日玄宗逃往四川。途中，在杨国忠等人被杀的同时，杨贵妃也被赐自缢。唐朝几乎就此灭亡了。转战于河北、河东的郭子仪和李光弼也撤军了。借着唐朝的大败，处于窘境的安禄山军本应一举打开局面。但是这样的情况并没有出现。这次是安禄山一方出事了。几近精神错乱的安禄山，在第二年正月五日的夜里被儿子安庆绪等三人暗杀于洛阳宫廷内的寝所，因为安庆绪感到他作为后继者的地位已经不稳。直接下手的是契丹族出身的近侍李猪儿。据《安禄山事迹》，当时安禄山五十五岁，举事之后才过了不到一年两个月。十分游戏般交锋的结果，形成了安庆绪与在灵武（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的银川）建立临时政府的玄宗次子肃宗这第二代人之间的争夺。以安禄山之骁将闻名的史思明也在范阳独立。这样，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又有其他势力正式加入进来。建国后的第十三年，占据蒙古高原的回鹘游牧国建立。从纯军事角度来看，势力要超过范阳、洛阳和灵武任何一方。关键就在于最强的军事力量究竟与谁联手。据记载，早在安禄山还在世的756年的阴历九月，灵武的肃宗政府为了向回鹘请求援军，派唐王室的敦煌郡王李承寀和突厥系的骁将仆骨怀恩北行，他们于次年十月到达嗢昆水畔回鹘的大本营斡耳朵·八里，会见了第二代可汗磨延啜，协议合作。根据这一约定，首先由回鹘两千人的别动队袭击了安禄山的根据地范阳，磨延啜于十二月亲自南下，与郭子仪一起制服了河曲方面。只是就磨延啜的南进，还有难以确认之处。这里所说的记载，指唐朝一方编撰的汉文文献。根据这些文献，回鹘军站在唐朝一侧真正采取行动是从安庆绪、肃宗、史思明形成三足鼎立之势的757年阴历九月开始的。指的是磨延啜可汗令太子叶护率四千余骑，前往唐军阵地增援，以助其夺回长安。结果，同月从凤翔出发的唐军凭借回鹘军和仆骨怀恩的奋战大获全胜，当月进入长安，回鹘军和郭子仪军接着进攻潼关和陕州，安庆绪因此放弃洛阳退往河北。唐军在十月里轻而易举地同时夺回了两京。不管怎么说，这毕竟是依据汉文史料得出的结论。研究回鹘史的森安孝夫以回鹘语的文书史料为线索，期望重新审视这段历史。他认为回鹘实际上不仅与唐朝而且与安、史都有来往，以图与更有利的一方联合，若得到机会还想进一步当上中华自身的主人。磨延啜于759年的阴历四月去世，经过一番波折，其幼子移地健即位为牟羽可汗。其后，取代史思明的史朝义于762年求援，可汗亲率倾国之兵十万南下，一时部队聚齐。的确，根据当时回鹘军的动向，事态将发生变化。唐朝一方为无视其求援而南下中华本土的回鹘军所吓怕，遂全力进行笼络，终于将其拉向自己一方。于是，史朝义的命运就结束了，为回鹘军和仆骨怀恩之子等人所灭。所有的原因都在于回鹘。在森安看来，磨延啜、牟羽两位可汗统治时期的回鹘游牧国曾对中国本土有所图谋。尤其认为牟羽在779年曾企图征服中国，只不过因内讧而搁浅。这种情况是很有可能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在这一点上还是很难掌握到“真正的事实”的。作为后世的我们，除了以汉文史料的记载为主要信息来源外别无他法，因此应该认真对待这一现状。正如下文所述，涉及安禄山、史思明的记载完完全全体现了唐王朝的立场。关于回鹘，也确实是一样。唐朝一方很难说会忠实地记载那些明显对它不利的事情。但是即便如此，也还是留下了类似这样的记载：在安禄山洛阳称帝之年的五月，即他的荣耀达到顶峰的时候，契丹和奚两族从北面袭击了范阳。契丹和奚的行动，似乎给安禄山阵营造成了相当大的破坏。是否真的可以把它归结为偶发的或是自发的行为？唐朝方面出类拔萃的名将、确曾发挥显著作用的李光弼，原本出身契丹。那时他恰好从河东即山西出击，转战河北，正准备从南面觊觎敌方的根据地范阳。认为李光弼与契丹和奚之间没有关系的说法，很难成立。安史方面也好，唐朝方面也好，双方都是多种族混处的人们。在潼关一败涂地的哥舒翰，那时已经半身不遂，不可能怀有野心。假设他还身强力壮的话，情况又会如何呢？他的部下当中，已经有将在下一时期崛起的朱邪和沙陀之人。安禄山一方，也发生了突厥王族之裔阿史那从礼在占领长安之时图谋自立而逃走、后来惹出大乱的事件。原本被视为唐和回鹘之中介人的仆骨怀恩，也为自己而奔走，不久即向唐朝举旗造反。这样看来，回鹘自不必说，旧的突厥势力、契丹和奚集团、朱邪和沙陀等，这些大、中、小不同的部落，都各自建立了相应的政治组织在活动。不管是安禄山还是哥舒翰，都可以视为其中引人注目的“领袖”。在这一点上，是否真的存在草原与中华的确切区别呢？恐怕，立足于这一前提本身也许就是愚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