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融，这位名垂青史的才子，他的故事仿佛一部充满智慧与风趣的史书，让后人品味无穷。据史书记载，孔融生于汉桓帝永兴元年（153年），是孔子这位伟大思想家的第二十世孙。他出生在鲁国，也就是现今的中国山东曲阜，这片古老的土地孕育出了无数英才，而孔融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
孔融的家庭背景可谓显赫，七世祖孔霸是西汉的名臣，还曾做过汉元帝的老师，这无疑是家族荣耀的传承。高祖孔尚曾任钜鹿太守，为地方百姓谋福祉。而他的父亲孔宙，官至太山都尉，也是一位有德有才的官员。在这样的家族氛围的熏陶下，孔融从小就天资聪颖，非常的好学。
值得一提的是，孔融兄弟七人，他排行第六，但这并没有让他在家族中显得平凡。相反，他的聪明才智和出众的品质让他在兄弟中脱颖而出。四岁那年，孔融与几个哥哥一起吃梨，他主动拿起最小的那个，把大个的梨让给了兄长。这一幕被家人看在眼里，纷纷称赞他的懂事和孝顺。孔融却笑着说：“我年纪小，应该吃小的梨，大的应该给兄长。”并说这样做才符合孝悌的规矩。
随着年岁的增长，孔融的才华越发显现。他不仅在文学上有着深厚的造诣，还善于结交英才，与众多名士交游甚广。他曾任北海国国相、少府等职务，为国家和人民尽忠职守。他的名声也因此远扬，世人都尊称他为孔北海、孔少府。
汉桓帝延熹五年（162年），孔融正值十岁的年纪，他随父亲孔宙来到了繁华的京师洛阳，这个汇聚了天下英才的地方。
当时的洛阳，名士如云，而其中最受人们敬仰的莫过于被誉为“天下楷模”的李膺。李膺时任河南尹，他不仅才情出众，更是品德高尚，深受文人士子的敬仰。能与李膺结交，对于当时的文人士子来说，无疑是一种莫大的荣耀。因此，去李府拜访，也被人们形象地称作“登龙门”。
然而，李膺有个规矩，那就是非当朝名士和世交亲友，他概不接见。这样的规矩，让许多渴望与他结交的人望而却步。但孔融却是个例外，他好奇心旺盛，对李膺的名声早已耳闻，于是心生一计，决定去李府拜访。
孔融独自一人上门，声称自己是李家的世交子弟。李膺见他年少，原本有些疑惑，但孔融却表现得从容不迫，毫无惧色。在与李膺及宾客的交谈中，孔融展现出了他的才华和机智。他反应敏捷，对答如流，不仅让李膺刮目相看，更让在场的宾客们为之惊叹。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孔融正在和李膺交谈，碰巧陈炜前来造访。陈炜得知孔融之前的言论后，以略带轻视的口吻表示：“小时候聪慧的人，长大以后未必如此。”面对陈炜的质疑，孔融立即反唇相讥道：“想来太中大夫小时候一定是十分聪慧的啦！”这句话直接回击了陈炜的论点，让他瞬间无言以对，陷入了尴尬境地。
陈炜原本自视甚高，但在孔融的机智应对下，却一时无言以对，孔融在交谈中置太中大夫陈炜于尴尬境地的方式，展现了他的机智与应对能力。
这次“登龙门”的经历，让孔融在洛阳名声大噪。他的才华和机智传遍了整个洛阳城。
延熹六年（163年），鲁国，六十一岁的孔宙因病去世，他的离世让整个家族都沉浸在深深的哀痛之中。而在这其中，最为悲痛的莫过于他的儿子孔融。那年，孔融年仅十一岁（《后汉书》误作“年十三”），但父亲的离世对他造成了巨大的打击。
失去父亲的孔融，悲伤憔悴，每日里默默流泪，食不甘味，夜不能寐。他的悲伤如此深重，以至于身体日渐衰弱，需要有人搀扶才能起身站立行走。他的孝行，深深地感动了周围的人，人们无不为他的孝心所动容。
官方的使者闻讯而来，他们看到了孔融的孝行，看到了他对父亲的深深眷恋和无尽的思念。他们被孔融的孝心所感动，于是上报朝廷，表彰了他的孝行。孔融的孝行在鲁国传为佳话，成为了人们口中的楷模。
汉灵帝建宁二年（169年），中原大地再次陷入动荡之中，第二次“党锢之祸”的阴影笼罩在每一个有志之士的心头。在这一场政治风波中，“江夏八俊之一”的张俭，身为东部督邮，因得罪当权宦官侯览，被朝廷列为要犯通缉。张俭为了躲避追捕，潜逃至旧友孔褒家。
然而，当张俭抵达孔家时，碰巧孔褒不在家，家中只有十七岁的孔融在。面对这样的突发状况，孔融没有犹豫，他自作主张，将张俭收留藏匿起来。
然而，不幸的是，消息还是走漏了。官府得知张俭的藏身之处后，立即上门缉拿。在紧急关头，张俭成功逃脱，但孔褒、孔融俩兄弟却被捕入狱。面对官府的审讯，孔褒、孔融和孔母都竞相承担罪责，他们都不愿意让家人为自己受罪。这种亲情的坚守和担当，让地方官感到十分棘手，难以决断，于是只能上奏朝廷请示裁决。
最终，朝廷下诏，处决了孔褒。这一消息传出后，孔融的义举和担当精神得到了广泛的赞誉。他的名声因此事而大振，清流名士们将他与平原人陶丘洪、陈留人边让并称，称赞他们是青年一辈中的拔尖人物。
孔融出名后，州郡官府争着要聘请他做官，然而他对于这些官职都推辞不就，他心中自有更高的理想和追求。直到司徒杨赐亲自出面，请他做司徒府掾属，孔融才欣然接受，由此正式步入仕途。
当时，朝廷正在严厉查处贪官污吏，孔融以他敏锐的洞察力和正义感，举报了很多朝中宦官的宗族亲友。然而，尚书台畏惧宦官权势，不敢得罪他们，反而责怪孔融多事。但孔融毫不在意，他依旧坚持自己的原则，毫不避讳地揭露贪腐。
汉灵帝中平元年（184年），河南尹何进即将升任大将军，这是朝廷中的一件大事。时任太尉的杨赐，看重孔融的才华和胆识，便派他持名帖到何府致贺。然而，由于何府门人未及时通报，孔融觉得受到了怠慢，一怒之下夺回杨赐名帖，返回官署递交辞呈，自己免官而去。
孔融此举虽然显得冲动，但也展现了他的傲骨和个性。何进手下的官员得知此事后非常恼火，一度打算派刺客追杀他。然而，何进听取了谋士的建议，没有怪罪孔融，反而举荐他到豫州刺史王允那里任职。
中平二年，孔融被任命为侍御史，然而他与顶头上司御史中丞赵舍不和，不久即称病辞职。这次离职并未让孔融的仕途受阻，反而为他赢得了更多的赞誉和机会。后来，孔融又历任司空掾、北军中侯，履职北军中侯仅三天，便因表现卓越而升任虎贲中郎将。
永汉元年（189年），汉灵帝崩逝，少帝刘辩即位，然而朝廷的权力斗争并未因此平息。宦党杀了何进，袁术又灭了宦党，紧接着董卓率虎狼之师入主洛阳，废黜了少帝刘辩，改立陈留王刘协为献帝。在这一系列的政治动荡中，孔融因说话不合董卓心意，被转任为议郎。然而，董卓并未就此放过孔融，他授意太尉、司徒、司空“三府”联合举荐，将孔融派往黄巾军闹得最厉害的青州北海国，任国相一职。
初平元年（190年），三十八岁的孔融履新北海国。面对黄巾军的威胁，他毫无畏惧，积极招集士民，扩充军队，并联络附近各州郡，共同抵抗黄巾军。他深知，只有团结一心，才能抵御外敌的侵扰。
初平二年（191年），青州黄巾军首领张饶进攻冀州失利，率兵二十万欲回北海。孔融亲自领军迎敌，虽然兵力悬殊，但他仍然英勇无畏，决心保卫家园。然而，由于兵力不足，孔融最终兵败，撤退到朱虚县（今山东临朐）。不久，黄巾军再犯北海，孔融兵败退守都昌（今山东昌邑），却又遭到黄巾军管亥部的围困。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孔融展现出了他的智慧和决断力，他派东莱太史慈向平原相刘备求救。刘备得知消息后，立即派兵三千前来解围，孔融因此得以暂时脱离险境。
然而，黄巾军的威胁并未因此消除。兴平元年（194年），由于实力悬殊，孔融最终不敌黄巾军，被迫弃守北海国，逃往徐州。虽然他在北海国的任期并不长，但他的英勇和智慧却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和赞誉。
兴平二年（195年），刘备深感孔融的才华与忠诚，于是上表朝廷，举荐孔融兼任青州刺史。得到这一任命后，孔融毅然决定返回青州北海，重新肩负起守卫家园的重任。他在北部边陲选择了一处险要之地，安营扎寨，希望背靠山东的雄厚地势、外接辽东的广阔天地，能够自立于这乱世中的一隅。
然而，世事难料。建安元年（196年），袁绍的势力日渐强大，他派出了长子袁谭，率领精兵强将攻打青州。孔融虽然积极备战，但双方实力悬殊，战争从春天一直持续到了夏天。在这场激烈的战斗中，孔融一方伤亡惨重，许多英勇的将士都倒在了血泊之中。最终，青州城池被袁谭的大军攻陷，孔融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
在城破之际，孔融深知自己无力回天，为了保存性命以便日后东山再起，他不得不做出艰难的选择——只身潜逃。然而，命运却对他如此不公，他的妻子和孩子未能及时逃脱，最终都成了袁谭的俘虏。这一消息对孔融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打击，他失去了家人，也失去了在青州的立足之地。然而，他并没有因此沉沦，而是选择继续流亡，寻找机会重新崛起。
建安元年（196年），曹操成功迎请汉献帝迁都许昌，开始了他“奉天子以令不臣”的统治策略。他积极招贤纳士、增兵屯田，势力日渐壮大。孔融被征召到许都，先任将作大匠，后迁任少府，位列“九卿”，成为朝廷中的一位重要官员。
自此到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凭借出色的政治和军事才能，逐步成长为北方的霸主。而孔融则以其学识渊博、言辞犀利，成为许都清流名士的代表。每逢朝会议事，很多公卿大夫都挂名附议他的主张，他的影响力可见一斑。
然而，孔融对曹操的野心深感戒惧，因此常常以偏激放宕的言辞嘲戏曹操。建安九年（204年），曹操攻屠邺城（今河北临漳），袁氏女子多被掳掠。孔融致信曹操，杜撰“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的典故，实际上是在讥讽曹丕私自纳娶袁熙之妻甄氏。这样的行为无疑是在挑战曹操的权威。
建安十二年（207年），曹操北征三郡乌丸，孔融又写信打趣曹操劳师袭远，言语间充满了不敬和挑衅。同年，曹操颁行禁酒令，孔融两次致信曹操表示反对，信中不仅有嘲戏之辞，更有侮慢之意。这些行为进一步加深了孔融与曹操之间的矛盾。
曹操攻占邺城后，自任冀州牧，并留在那里发号施令，邺城遂变为新的政治文化中心，而天子所在地许都则变得黯然失色。身在许都的孔融对此非常不满，他上书天子请求以周礼之制，在京畿千里之内不允许封建诸侯，矛头直指曹操。曹操虽然外表宽容忍让，但内心却对孔融的这些行为非常气恼。
光禄勋郗虑揣摩到曹操的心事，于建安十二年上书弹劾孔融，要求朝廷免去其少府之职。两人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为了缓和局势，曹操以劝和为名，给孔融写信警告他不要做拉帮结派、清谈非议朝政之徒。然而，孔融并未因此而收敛，他依旧坚持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与曹操的矛盾愈发难以调和。
孔融的才华和学识虽然得到了人们的认可，但他对曹操的挑衅和嘲讽却让他陷入了危险的境地。最终，他的行为触怒了曹操，导致了他悲剧性的结局。
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为了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权力，撤销了“三公”制度，自己出任丞相，同时任命郗虑为御史大夫，孔融为太中大夫。虽然孔融被调离了核心权力层，退居闲职，但他依旧保持着高尚的品格和卓越的才华，因此“坐上客恒满，尊中酒不空”，宾客盈门，声誉不减。
然而，这样的情景却让曹操深感忌惮。他担心以孔融为首的清流派会威胁到自己的王图霸业，于是开始暗中谋划对付孔融。他授意郗虑和丞相府军谋祭酒路粹，罗织孔融的罪名，以便将其铲除。
同年八月，路粹终于找到了机会状告孔融。他指控孔融在任北海相时招募军队，意图谋反；私下里会见东吴使者，讪谤朝廷；不着官服出入皇宫，违反朝廷礼仪；与平民祢衡互相吹捧、行为放荡，并宣扬“父母于子女无恩论”，大逆不道。这些罪名一旦成立，足以让孔融遭受极刑。
曹操闻讯后，毫不犹豫地下令逮捕孔融，并将其与妻子儿女一并处死。孔融死时年仅五十六岁，尸体被弃于街头，任人践踏，这一幕令人痛心疾首。
孔融的丧命闹市口，不仅是他个人命运的悲剧，也是那个时代政治斗争的残酷写照。
孔融作为东汉末年的文学家，其著作颇丰。《后汉书·孔融传》中记载，孔融所著诗、颂、碑文、论议、六言、策文、表、檄、教令、书记等作品，共计二十五篇。
《后汉书·孔融传》中还记载了，魏文帝曹丕对孔融的文章情有独钟，曾悬赏搜集他的作品，并称赞他与杨雄、班固等文学大家齐名。曹丕在其《典论·论文》中更是将孔融列为“建安七子”之首，对其文章体制格调的高度评价可见一斑。
孔融的文章以散文见长，其内容主要围绕伸张教化、宣扬仁政、荐贤举能以及品评人物等方面展开。在针对时政的问题上，孔融往往能够直抒己见，不畏权势，显示出他坚定的立场和独特的见解。在艺术表现上，孔融的散文文句整饬、辞采富赡，他善于引古论今，比喻精妙，语言劲健，议论尖锐，文笔诙谐，气势充沛。这些特点使得孔融的散文具有鲜明的个性，也体现了建安文学的基本特征。
在用典、句式、辞采方面，孔融的散文有明显的骈俪倾向，这种倾向使得他的文章更加优美动人，也更具文学价值。其代表作如《难曹公禁酒书》和《难曹公禁酒又书》，这两篇文章立论反对禁酒，虽说理牵强，但类比有趣，文笔幽默，充分展现了孔融的文学才华和独特风格。另一篇代表作《与曹公论盛孝章书》则深沉委婉，文辞流畅，无所矫饰，体现了孔融散文的另一种风貌。
与散文相比，孔融的诗歌虽然略显逊色，但同样有其独特之处。他的《六言诗三首》表达了对曹操的赞美和仰慕之情，同时也反映了汉末世道动乱、民生困苦的社会现实。而《杂诗两首》之一的“远送新行客”则是一首哀婉动人的抒情诗，悲悼幼子夭折，文笔哀婉，情致动人。
总的来说，孔融的文学风格独特，散文和诗歌都有其独特的魅力和价值。他的作品不仅展现了建安文学的基本特征，也为我们了解东汉末年的社会现实和文学风貌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在随后的历史记载中，《隋书·经籍志》以及新旧《唐书》均提及孔融的作品集。据这些史料所述，孔融的作品集有《孔融集》九卷或十卷之多。然而，《宋史》中并未著录孔融的作品集，这或许意味着在宋代时，孔融的文集已经散佚，未能得以完整保存。
明代开始，人们逐渐意识到孔融作品的价值，并开始掇拾其诗文。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多种辑本，其中张溥所辑的《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中，有《孔少府集》一卷。这一辑本收录了孔融的残文共计三十七篇，诗八首，为我们了解孔融的文学成就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到了清代，严可均在其所辑的《全后汉文》中，也辑录了孔融的部分作品。同时，《四库全书》集部别集中也有《孔北海集》一卷，收录了孔融的一些重要作品。
在当代，学者们对孔融的作品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和整理。俞绍初在其《建安七子集》中，辑录了孔融文四十五篇、诗七首；而吴云则在《建安七子校注》中，辑录了孔融文四十五篇、诗八首。
西晋史学家司马彪在其著作《九州春秋》中，对孔融进行了颇为严厉的批评。他批评孔融自视甚高、性格孤傲，虽然志向远大但才华并不匹配，名不符实。特别是在担任北海相和青州刺史期间，孔融倾向于重用那些轻浮而不切实际的人才，以及那些善于狡辩的小人。虽然他对儒学名士表现得恭敬有礼，但却并不与他们深入讨论国家大事。此外，司马彪还指出孔融喜好高谈阔论，但这些言论往往不切实际，难以真正实施。
然而，与司马彪的评价截然不同的是，南朝宋史学家范晔在《后汉书·孔融传》的文后，对孔融的人格精神给予了高度的认可。他引用谏大夫郑昌的言论“山有猛兽，藜藿才没人敢来采”，意在强调正是因为有了像孔融这样品行高洁且敢于直言不讳的人存在，曹操才不敢轻易篡夺汉室政权。范晔赞扬孔融始终坚守刚直的品性，即使面临生死关头，也绝不妥协退让。他的刚烈和高尚品质，堪与白玉秋霜相提并论。
南朝梁代的文学批评家刘勰在《文心雕龙·章表篇》中，用“气扬采飞”这四个字来概括孔融文章的特点。他认为孔融的文章不仅充满了豪放不羁的气度，还兼具了华丽绚烂的文采，形成了独树一帜的风格。
北宋文学家苏轼对孔融极为推崇，他曾写下《孔北海赞并序》一文，对孔融的卓越天赋和超凡气质大加赞赏。苏轼认为，前代史书对孔融的评价存在偏见，那些说他才能平庸、野心过大的言论，很可能是出于一些卑劣小人的嫉妒和诋毁。苏轼强调，英雄豪杰的才能和志气各有高低，但能够在危难之际保持镇定、谈笑自若的人，才是真正的英雄。他通过对比曹操临终时的软弱与留恋和孔融的英勇无畏，进一步凸显了孔融的高尚品质。苏轼认为，尽管世人常常以成败论英雄，但孔融的品格与气节却使他超越了成败的界限。
当代学者钱锺书和徐公持等人对孔融文章中“杂以嘲戏”的特点持肯定态度。钱锺书认为孔融的“嘲戏”实际上是一种发表议论的方式，与《史记·滑稽列传》中提到的“微词谲谏”即委婉的批评规谏相类似。徐公持则认为，虽然曹丕曾批评孔融的文章“杂以嘲戏”，但这从文学角度来看也是一种独特的风格，能够增强论说文的趣味性，避免过于刻板枯燥。
关于孔融在文学史上的影响和地位，当代学者熊礼汇认为孔融对建安散文艺术的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他引领了由通脱走向华靡的文风转变，对曹丕兄弟的文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学者王鹏廷也持类似观点，他认为孔融的文章不仅充分展现了建安文学的文风特点，而且其富赡华丽的一面还为后来六朝骈文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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