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卷第5章《儒释道三教》之一

2024-05-08 14:29:2826:26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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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儒释道三教》之一

振兴儒学

宋朝是中国哲学的黄金时代。在宋朝学者们的努力下，古代儒家的价值体系重获新生，就思想深度而言，达到了其历史上的最高峰。从这时起，直到帝制在中国彻底结束，这个价值体系作为一整套杰出的意识形态理论，一直支配着中国精英的行为方式，也调节着中国内外政策的制定。

宋代士大夫们从儒家经典著作中的基本理念开始考证，并追根溯源至孔子及其学派。在这一重新思考的过程中，他们挖掘出了儒家思想中蕴含的人文主义和理性精神，这与人们从前对儒家教义的理解截然不同。中国的伦理道德思想也因此发展成为一套成熟的哲学体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宋代道学的产生不仅代表了儒学的复兴，也是它再生。

晚唐哲学家韩愈是所谓传承道统的第一人。韩愈身上的新儒学标记是一种文化原教旨主义，其目的是恢复已失传的古代道德价值。他认为“道”就是某种十分简单易晓的东西，他说：“凡吾所谓道德云者，合仁与义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随着这个基本概念内涵的不断扩展，新儒学的一些学派把注意力放到了将儒学基本原理应用到社会改良和国家治理上；而另外一些学者则寻求对人性的定义，并以此解释人在宇宙中的地位。

唐末宋初，佛教在中国文化中广泛传播，道教的影响也有所增长。特别是佛教思想，甚至都已经渗透到科举考试中了。佛教的许多思想内涵不仅在朝政中的影响力不断扩大，更给个体带来了自我救赎的新希望。这些冲击都对儒家学说构成了新的挑战。为了应对这种挑战，儒家知识分子们对个体与世界的关系进行了重新阐述，并建立了一套新的概念体系以解释其连贯性。

11世纪，有五位先驱人物为儒家哲学走向成熟奠定了基础。他们是邵雍、周敦颐、张载及程颐、程颢兄弟。

邵雍(1011—1077)，自称安乐先生，隐居于茅屋中，自己种菜耕田，在新儒学中是最具争议性的人物。他沉迷于《易经》的命理之学，认为“道”是天地的根本，而天地是万物的根本，“道”不仅是世界的创造者，也是人本性中的善，这种善可在人的行为中得以体现；同时代的人视他为理学之师，但他的哲学相较于儒学来说，与老子的道家学说更接近。

周敦颐(1017—1073)是位士大夫，一生大多数时间里，担任的都是品级不高的官职。像邵雍一样，他也受到过道教的启发。其著作《太极图说》对世界的起源进行了图画式的解说。他认为，所有的物质，包括人，都是一体的，但人类在万物中又处于最高地位。而“诚”是万物本性，其内在之理就是德性之源。

张载(1020—1077)，和上述两位同代人一样，也是从《易经》中获得了思想启发。1056年，他在京城任教，司马光和程颢、程颐兄弟都参加了他的讲座。在张载的哲学体系中，万物从本质上来说是由气所构成，天之气与地之气间的相互作用产生了世间万物。气聚则有形可见，而形成万物；气散则无形可见，而化为太虚。他在吸取佛、道思想时，抛弃了佛教的涅槃思想和道教的长生不老思想，在此基础上，他特别强调儒家德性之说的重要性。

程氏兄弟是张载的表侄，周敦颐的弟子，邵雍的朋友。他们在1057年的科考中高中进士。在学术思想研究中，他们将儒学与道教、佛教分离开来。哥哥程颢(1032—1085)在仕途上比弟弟程颐(1033—1107)更成功，而程颐作为思想家在思想上的创建更多一些。程颐宣称，他与其兄恢复了孟子时代就已失传的道学，使之成为当时哲学体系的中流砥柱之一。他们从《礼记》中选取了《大学》和《中庸》两篇单独成书，使它们成了儒家经典中具有独立地位的重要著作。

程氏兄弟个性很不一样，对许多问题的看法也有分歧。时人认为程颢是一个宅心仁厚、友善、善于调和关系和体贴周到的人，其性格之温和就像春日里的太阳。与之相反，其弟程颐显得冷淡而严厉，就像秋日里的严霜，象征着敬重和坦率，他的一生就是对坦诚、正直和美德毫不妥协地追求，但他的傲慢也得罪了不少人。

在对经典著作的诠释中，程颢提倡“心学”，是12世纪陆九渊心学流派的先驱。程颐属于理学流派，后世哲学家朱熹在他的哲学基础上，对儒学思想进行了系统的阐释。程颐是第一个以“理”为概念建立思想体系的人，后人也将之称为“天理”。“天理”在古代儒学中不是很重要，孟子只是把“理”解释为一种道德原则，而没有把它当作一个重要概念或是一种存在的法则。而程颐则把“理”构想为所有真理和价值的基础。他所思考的理，是万物所固有的，并通过时间和空间永恒地、普遍性地存在着。

在程颐的逻辑里，穷究理、性、命乃是一回事。按他的观点，如果一个人真正认识了理，就能准确地把握事物的是非对错，因此对理学知识的掌握就构成了修身和品行的基础。为了获取知识，人就必须理解事物中的理（也就是格物），并通过格物来认识自己。只有以格物为标准，并实践了一定时间后，人才有可能对“诚”有真正的理解，人的知、情、意、信、行才能得以统一。

程颐的知识论及其阐释——对儒家传统来说是很新颖的——它也为宋代许多科技上的突破奠定了基础，对理学的诸流派均产生了重大影响。100多年后，朱熹对程氏兄弟极为崇敬，他对理学理论进行了系统化改造，并正式创立了理学学派。

程颐在世时，其同僚都不支持理学，1097年他被禁止授徒讲学。当时理学受到强烈的抨击，以至于儒学的五位先驱被反对者贴上了“五鬼”的标签。1106年，程颐去世前一年，才获得了朝廷的赦免。

系统化儒学的创建者朱熹

在许多史学家看来，宋代哲学家朱熹的成就甚至在孔子之上。他是继孔孟之后，中国历史上唯一被官方正式承认的圣贤。

朱熹生于今福建省中部，其父朱松在当地任县尉。13岁时父亲去世，母亲负起了对他进行教育的职责。在1148年获得进士资格前，他已经与父亲的朋友刘子翚hui之女成婚。

由于受到过良好的教育，青年时期的朱熹就对儒学的三个新概念有了了解：万事万物的原则，即理；对事物或事物内在之理的理解，即格物；对诚信的执着和践行，即诚。同时他也明白了北宋“五子”为何要对儒家经典进行重新解释。于是，他和吕祖谦一道，将分散的、形而上学式的新儒学概念浓缩成一整套内在联系紧密的理论体系，并从理性的角度出发，将儒家的基本教义理论化。这一研究成果就是《近思录》，完成于1176年——这是那个时代第一部关于中国哲学的著作，其内容组织严密，论述严谨。同时，朱熹的哲学教义也被人编辑成一部问答式的集子《朱子语类》，于1270年出版。

对于理的解释，朱熹参考了程颐的学说。他的《近思录》这样来建构其学说：理是万物之源，控制着五行和阴阳。没有理，物体就不存在。万物在宇宙中生成，自然之物和人造之物都具有理，但理是无形无影的。它类似于一种自然法则。因此它是不变的，且只存在于形而上的世界之中。

但是，的确还有一个有形的具象世界，这个世界依赖于物质产生之源的“气”而存在。“气”使“理”物质化和具体化。这意味着理和气二者是相辅相成、紧密交织在一起的。“人或物在产生的那一刻就获得了‘理’，如此，他们就具有了其本性。同时他们也获得了气，因此有了形。在《近思录》里，朱熹还探讨了如何理解理、知、行，以及如何在格物时对物的内在之理进行把握。此外，他还探讨了佛教、道教是如何蒙蔽了理。“所谓实体，非就事物上见不得。且如作舟以行水，作车以行陆。”

除了他的哲学著作，朱熹的《家礼》也使他在中国和朝鲜、日本等邻国流传甚广，享有巨大的声誉。该书在指导家庭伦理纲常方面，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在流行程度上，它仅次于孔子的《论语》。朱熹设计并系统化了的家礼可以应用于人一生的各个阶段，因此这些礼仪成为了中国精英士大夫们，以及那些追求成为士大夫的人终生的行为准则。在20世纪之前，从未有人质疑过这些规范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即便它们相当大程度上束缚了人自身的发展。

《四书章句集注》的编撰成功，是朱熹对宋代儒家哲学最重要的贡献。该书展示了从孔子到北宋“五子”时期，儒家典籍中那些特别重要的内容，这也使这本书成为一部权威的道统史。此后，《四书章句集注》成了对儒学思想进行解释的标准，也是延续到20世纪初才被废止的科举考试内容的基础理论。

朱熹为官时间不长，只有9年，但在履职期间，他努力按他所设想的圣贤道德标准来行事。他曾任焕章阁待制兼侍讲，身为主战派的他曾在与掌权的主和派辩论时发生了剧烈冲突。12世纪60年代初，为了解决女真人占据北方失地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朱熹曾试图向当权者推介其儒家学说，并毛遂自荐。朱熹相信道德修养和教育的回归可以恢复国家认同和人的自信。

但是，朱熹对儒家伦理道德的精深阐释并不符合当时朝廷官员们的个人利益和实际需要，宋孝宗也不喜欢处处掣肘于一位儒家学者。当时，理学的地位并不稳固，还没有得到官方的正式承认。朱熹的儒学教育观遭到了严厉的批驳，有一派学者认为，科举考试应注重应试者的实践学习。这些反对者中最直言不讳的是陈亮和叶适。叶适主张采取“功利主义”，学习经世之学，强调要对各类制度进行历史性分析，从过去的失败中吸取教训。他认为对普通百姓来说，他们的福祉远比坐而论道更为重要。

这两位思想家把朱熹的收徒讲学——冗长的讲述、闲散懒惰的课堂纪律——视为一派空谈。在1178年的奏折中，陈亮抨击道学的追随者“举一世安于君父之仇，而方低头拱手以谈性命，不知何者谓之性命乎！”在他看来，理学流派中充斥着大量一无是处的庸人。他倡导政治和哲学思考都应有补于世。但是对朱熹来说，相较于文学和政治功名，个人的道德修养才更为重要。

1165年，朱熹辞官，担任了一个岳庙差监的挂名闲职。当他1179年又再度出仕时，有人指控他“欺世盗名”，他因此成了当时风口浪尖上的人物，其道学也备受争议。

朱熹于1200年4月23日去世。在他在世的时候，针对他的诽谤和侮辱就从没有中断过，他的学说也被当时专权的宰相韩侂胄指为“伪学”。但是，仍有数千朱熹的追随者参加了他的葬礼，以表达对这位导师的尊敬和哀悼。朱熹去世的时候，没有人料到他的学说能传承下去，更没有人能料到，他日后会被推崇到仅次于孔子的地步。

当史弥远取代韩侂胄继任宰相后，朝廷和社会接受道学的环境大大改善了。1227年，朱熹去世近30年后，朝廷追封他为“信国公”。1235年，程颐和其他理学学者获得了配享孔庙的荣誉。道学地位最终的彻底改善发生于1241年，这一年，宋理宗对周敦颐、张载和程氏兄弟进行了追封。至此，道学的地位更加牢固。此后，在各地的孔庙中，经常有教师和学生参与祭祀仪式，以示对孔子和其他圣贤的尊敬。

很不巧的是，在道学成为国家正统思想时，王朝面临着强大外族的威胁。金灭亡之后，蒙古帝国正在计划着征服这个儒教之国。宋朝宣称自己是中华文明唯一合法的继承者，这需要有强大的意识形态进行支持，而朱熹对儒学的重新解释完满地适应了这个需求。

祖先崇拜和孝道

早在孔子之前，祖先崇拜就已出现，不论这个家庭是信奉儒学、道教还是佛教，祖先崇拜的观念总是一以贯之。祖先崇拜定义了道德伦理上的是非对错，并为人的一生提供一种特定的范式。对祖先的祭祀不是由国家、宗教或宗族从外部进行规定，而是源自每个人的内心。

对儒家信条的信奉者来说，每个人只是从先祖到后世子孙这个链条中的一个环节而已。死亡终结了生命，人就安息了；但死并没有切断生死之间的关系。当死者能享受到恰当的丧礼待遇时，坟墓中尸体的灵魂就能造福生者。对佛教徒来说，自我已经消失于宇宙中，因为自我只是一个幻象，而转世是对死者的一个奖赏或安慰。但这不符合儒家的观点，因为它会扰乱传承世系的秩序。

受祖先崇拜观念的影响，儒学思想家们也反对佛教关于男人应当出家拜佛，并成为僧侣的主张。按照儒家的观点，家庭或宗族中年长的男性继承人才可以合法地履行规定的礼仪，在祭祖时他需要向祖先献祭，丧葬之礼也由他主持。

在中国，家族从过去到未来的延续是头等大事，因此“孝道”也成了代际传承关系中最为重要的特征。孝顺的子孙们在家庙的祭台上供奉祭品，以示对祖先的敬意。作为回报，祖先会护佑这些孝顺的子孙，报答他们的孝行。同时，在世的的父母和宗族中的长者同样会受到子孙的孝敬。著名的《孝经》一书是根据孔子和弟子的对话编订而成的语录体典籍，这本书对父母子女的关系进行了规范，同时也教育人们什么样的行为方式才是正确的。这一孝道的标准在宋代的实践中，被构想为子女对父母一生的顺服和侍奉。

佛教徒非常了解孝道在中国社会中压倒性的作用。作为对儒家孝道的回应，唐代佛僧编著了《父母恩重经》，阐明佛教并非不重视父母的养育之恩。他们认为，佛教与儒家的孝道观念并不矛盾，就尽孝而言，佛教甚至比儒家更胜一筹。

在中国社会，《孝经》具有无可辩驳的地位，而且是为人处世的理论基础；后来增补的《女孝经》对女性来说，也是具有同样作用的著作。此外，为了更加通俗地指导人们效仿道德典范，宋人将24个有关孝道品行的典范故事汇集成书，这就是家喻户晓的“二十四孝”。这些故事广受欢迎，很多故事的图像和诗句被绘刻在寺庙和坟墓的墙壁上，有些还出现在手工艺品之上。

二十四孝中大多数故事的结构都很简单而通俗易懂，迎合了大众口味。但其中一些超越了善行的底线，或矫揉造作，或虚伪荒唐，总之令人反感。在这些孝行故事中，子女们为尽孝道而自我牺牲、忍饥挨饿，甚至悲痛而亡。在一个故事中，一个很有孝心的儿媳让其婆婆吮吸其乳汁；另一个故事中，一个儿子从大腿上割下自己的肉，用作药引，煎药给其母亲食用。尽管大多数情况下，自食其肉是一种禁忌，但在宋代，从自己腿部割肉并不被认为是暴力或自残行为。儒家社会所宣扬的这种孝道观——后代应为在世长辈自我牺牲，现在看来令人毛骨悚然，但在当时，却是正确并合法的事情。

这样一种牺牲身体的行为，从一定程度上使儒家孝道和佛教的自我牺牲有了共通之处。正如《妙法莲华经》中记载的那样，一天内割自己的肉三次给自己的父母吃，仍不能报答神佛一天。为了开悟，人们被鼓励割下自己的脚趾和手指奉献给佛。据记载有许多僧侣和信佛之人，通过砍自己的臂、剜自己的肉等自残行为去祭献佛陀；还有人烧焦自己的手指和头部、身体，甚至以跳崖的方式来表示虔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