塬上的土窑与王多多那点事儿
王多多 撰文
高楠 播讲
王多多，女，生于北京，祖籍浙江海宁，出身世家，为国学大师王国维之后人。其性豪侠，善文墨，喜怒形于色，爱恨一念间。插过队，进入过文艺团体，大学毕业后/在国家出版机构和新闻机构任编辑、记者。1992年赴香港，1996年入职凤凰卫视，凤凰创建之初/以一己之力担承公关媒介、品牌推广大任，“向世界发出华人的声音”、“影响有影响力的人”皆出自她手。退休前/任香港凤凰卫视公关总监、凤凰书品总经理。
我15岁去陕西插队，那时因文革，学校停了课。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们一腔热情，决心奔赴具有光荣传统的革命老区延安，彻底认真地将自己改造一番。但究竟改造什么，谁也说不清。
刚去时，男生临时住在队部，女生则搬入队里腾出的一间窑洞，同样一孔窑一张炕。男生住处每天人来人往，乌烟瘴气，女生宿舍显然整洁多了。
生产队长跟我们知青开会，说这里的女人基本都不下地，男人下地/一天满分儿是十个工分。知青因为不熟悉地里活儿/暂定一天八分，女生干一天六分半，我们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当然他们说了算。男生当即表示，到时候/我们八个人的工分儿加在一起除以八，保证大家的报酬完全平等。那时候我们满脑子都是共产主义思想。
第一周大家照顾我，说我年龄最小/让我先留下来做饭。
说是做饭，其实很简单，柴禾是男生在老乡指导下/从山里背来的，水是跟老乡借了驴，从山下驮回来的，煎饼是现成儿的，只要加热一下，顺带熬个粥就行了。我们自己带有榨菜和酱油膏，可以下饭。我收拾完内务/就开始生火，灶连着我们女生的炕，我像搭积木那样/把柴整整齐齐地码在灶膛内，把点着的干枝子放到柴火上，但就是引不着火，屡试屡败。我以为柴太湿了，就用纸引火。我开始撕本子，结果本子快撕光了，柴还是点不着，整个窑洞烟雾弥漫，把我呛得涕tì泗sì滂pānɡ沱tuó。
当然，我们也有大快朵颐yí之时，印象中有两次。一次是乡村邮递员捎来了我外婆从上海寄的包裹单，上面写着“食品”，这两个字很鼓舞人心，尽管要冒雪赶十来里山路去公社取，但知青汲jí六还是自告奋勇为我去公社跑了一趟。包裹取回来了，是装在铁皮饼干筒里的满满一桶腊肠。对于长久没有吃过肉的我们，这是多么令人兴奋的“雪中送炭”之物呀。
大家蜂拥而上，抓起来那个腊肠迫不及待地大嚼起来。
我边吃边读外婆的信，信上说腊肠是生的，要蒸熟了再吃，可是此时，我们早已将大半桶生腊肠干掉了。事实证明，腊肠是可以生吃的，味道还真不错。就是口感有点偏硬。
“生的吗？没觉得生呀！”
“很香呀！怎么会是生的？”
大家面面相觑。
桃家庄有两个阶级敌人，一个是地主，一个是现行反革命。
地主姓孙，个子高大，一脸正气，怎么看怎么不像电影里和我们头脑中的坏人。据说土改时他家里有16亩土地，这在穷乡僻壤可谓大富之户，所以给他划了地主成分。他的另一个罪行是50年代因乱砍滥伐被抓，进局子关了四十多天。老孙家一共六口人，除了他婆姨一个女人，四个儿子都是挣全工分儿的劳动力。让我们惊掉下巴的是，这个老地主竟然是全村儿干农活儿最棒的好把式。比如扬场这类事儿，判断风向的第一铲必是老孙无疑。我见过老孙在圈里起肥，一锹下去就是一座小山，这和剥削长工的周扒皮、不劳而获的黄世仁怎么就对不上号儿呢？
生活再艰苦，也不能忘记阶级“阵线”，所以我们知青从来不会踏进地主家的门。我有一次通知开会，在他家门口儿站了会儿，发现地主家的窑洞和贫下中农家的窑洞没啥太大区别，就是干净整洁一些。
现行反革命那人就更搞笑了。农村家家都喜欢贴年画儿，当时有一张全国人民都很熟悉的画儿，就是雷锋手持钢枪站在青松下。这个老农也买了这张年画，他把主席像贴在正中，旁边儿贴上这张雷峰像，但是雷锋像贴在了主席像右侧，结果雷锋手中的枪口正对着伟大领袖。就这样，这个老农成了现行反革命。
时隔多年，回首往事，一些知青在谈及插队生活时，常常会说青春无悔，我却无法苟同。我们在最需要汲取知识的年纪离开了学校，在长身体的时候得不到营养，吃不饱饭；在世界观形成之际被不断洗脑；在本应为社会有所付出的岁月，卷入动荡的年代，折腾生命，荒废青春。我们干了那么多幼稚荒唐的事儿，也失去了那么多宝贵的时光，怎么会无悔呢？记得画家黄永玉说过，"文化大革命"是一出非常有趣的戏剧。遗憾的是票价太贵，那是多少的光阴、生命、血、眼泪……
他说得挺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