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宏聪的生前轶事

“国礼”赠徒孙以鼓励后进
■为人
吴宏聪生前十分低调，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我只是一个教书匠，只是一个老师，没有做什么惊天动地的事。”
在学生们眼中，吴宏聪被评价为“中文系最大的凝聚力”，因为他空前绝后地当过22年中大中文系的系主任。他不仅仅是一位教授，他的人格思想也影响到学生。学术界的同仁、同事和学生们都称他为“仁厚师长”、“赤诚的朋友”。“经师易求，人师难得。”追忆恩师，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金钦俊深情地说。
吴宏聪在中大执教数十年，学生遍布各行各业。著名学者中大中文系教授黄天骥、北大中文系系主任陈平原教授，原广东省委副书记蔡东士、广东省宣传部部长林雄都是他的学生。
早些年，聚会时最为传奇的是，吴宏聪能准确叫出每一位学生的姓名，甚至是籍贯和爱好、求学期间的学习情况、恋爱故事。多少届桃李，多少年风霜，同学之间都相互忘却的往事，老师却还记得，这使学生颇为感动。
一次，弟子吴定宇的一位博士生去拜访“师公”。对这个未曾谋面的后生，吴宏聪二话不说，便赠与了一套贵重的《沈从文全集》。这套丛书价值不菲，本是专门赠送给外宾的“国礼”，这让学生受宠若惊。
晚年研究丘逢甲以寄情怀
■治学
吴宏聪早年就读于西南联大，先后受教于冯友兰、朱自清、沈从文、闻一多、王力等大师，后留在群英辈出的西南联大当助教。
来到中大中文系后，吴宏聪开始了对鲁迅的研究。鲁迅先生在1927年出任中山大学教务长和中文系主任，吴宏聪希望能把他的风骨一直留在这里。中大中文堂落成时加建了鲁迅广场，也是他和教授们一起努力争取的。
上世纪70年代，吴宏聪作为广东省鲁迅研究小组的副组长，曾在故纸堆中发现了鲁迅的轶文《庆祝沪宁克服的那一边》，这对完善鲁迅的文献无疑是最大的贡献。
在老师的带动下，1979年入其门下的嫡传弟子、中大中文系教授邓国伟后来也走上了研究鲁迅的道路，也慢慢理解老师何以在退休后选择研究丘逢甲。“地方先贤的独特价值有待发掘，这也是老师爱国爱乡的体现。”二子吴嘉乐则认为，父亲晚年研究丘逢甲，除了同为客家人，也是寄爱国主义精神于学术研究，盼望祖国统一。
但由于各种原因，吴宏聪编纂的《徐志摩全集》一直不得出版，邓国伟感叹：“这是他一生的遗憾。”
不主张学生急于求成
■育人
在学术造诣上，吴宏聪一直强调要“厚积薄发”。邓国伟说：“他不主张我们急于求成随时发表文章，但火候成熟时，他甘于为学生做推荐人。”吴宏聪还时常让学生校对文稿，希望他们安于寂寞，在日积月累中做好学问。至于学界时有的抄袭现象，他深恶痛绝，一再告诫学生不可为之。
后来由于职务要求，这个西南联大的高材生不得不把学术研究的精力分到行政中，教书时间减少，但“益人”从不落下。
德诚于中、礼形于外，吴宏聪的举止十分儒雅，走路时衣襟带风，学生们都非常仰慕他的翩翩君子之仪。上课时，老师讲解流畅从容不迫，施其生评价，“他不是那种随手拈来洒脱不羁的老师，他之前的准备一定十分周密。”
家传就是要多念点书
吴宏聪生前育有两子一女。二子吴嘉乐追忆：“他是个教书匠，鼓励我们要学习，要给后一代留下最好的东西是知识。”
上世纪70年代，吴嘉乐从广雅中学毕业后就赶上“上山下乡”。他分配到新会县当知青，一去就是5年。下乡那几年，父亲很鼓励他去念中专、大学，甚至出国。“如果说有什么家传，就是要多念点书。”
兄妹三人后来分别考入中大历史系、外语系和华工化工学院橡胶专业。吴嘉乐和妹妹后来还都远赴国外求学。
“儿不嫌娘丑。”吴老生前多次讲过的这句话，让吴嘉乐印象极深。改革开放初期，年轻人很容易自我否定，觉得外面世界很精彩，本国的价值观、传统不如西方。吴老只说了两句话，第一句：儿不嫌娘丑。第二句，努力工作，不要一味抱怨。
吴老最后10年
拿着放大镜也坚持读报
在生命中的最后10年，吴宏聪也知道自己的身体每况日下，但他达观从容，还经常拿死亡开玩笑：“我这两年死不了。”期间，学生邓国伟、金钦俊常常来看望，他总是关心地问起中文系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现状，对自己的身体不以为意。
多年来，只要学生来探访，吴宏聪必“回访”。即使在耄耋之年，他依然在家人的搀扶下巍巍地上了高楼。80多岁时，吴宏聪还拎着果篮，爬上6楼看望患了肺癌的学生王晋民。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还差不多听不见了。为了和学生交流，他弄了块小黑板，像教书匠一样用粉笔刷刷地写。
医生为了让他修养，禁止他看电视，但他硬是拿着放大镜，一天要看完6份报纸期刊。《光明日报》、《南方日报》、《广州日报》、《羊城晚报》上的国家政事和民生大事固然是必读的，《文学报》和《文艺报》的专业动态也不可丢。即使在身体最衰弱的时候，他也一定要把标题看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