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化的审美移情

“物化”的表现特征
如果我们全面审视中国古代的物化理论，我们就会发现，审美创造的移情是它典型的表现特征。
在庄子寓言中，庄周梦蝶所产生的幻化是蝶梦庄周。庄周和胡蝶分为两个不同的等级和层次。因此，“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近人刘武在解释“必有分”的内涵时这样说过：“栩栩然者蝶也，蘧蘧然者周也。魂交则蝶也，形接则周也。故曰：‘则必有分矣'。然蝶为周所梦化，则周亦蝶也，蝶亦周也，分而不分也，即上文所谓‘彼出于是，是亦因彼'，‘是亦彼也，彼亦是也'。”⑩这里提出“魂交则蝶也，形接则周也”以显示周蝶之区别。“魂交”和“形接”二语亦出自《庄子?齐物论》：“其寐也魂交，其觉也形开，与接为构，日以心斗。”“魂交”和“形接”意在揭示梦与觉的区别。刘氏从这一角度来讨论周蝶之分，是着眼于精神情感和现实世界的差别的。这似乎与庄子梦觉齐一的思想相矛盾，其实是统一的。周与蝶在梦与觉中显示了差别，也在梦与觉中实现了齐一。它们在主体精神的作用下实现了物化，达到了“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的最高境界。由此可见，“魂交”就是一种精神情感的活动，它直接作用于胡蝶身上，赋予它以人的思想和情感，这便实现了物化。这与西方美学史上的“移情”说有相通之处。但是，由于两者产生的传统文化背景存在巨大的差异，导致它们的具体内涵有许多不同，这是我们不应忽视的。 “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化育了中国古代的审美移情理论，庄子发其端，董仲舒扬其波。他从天人感应的角度阐发了客观物象情感主动性的内涵，认为万物的情思能够引发人的情思，发展了古代的物化理论。他将人的情感变化对应于春夏秋冬四季的变化，开启了对悲秋、伤春文学现象进行理论分析的先河，其美学意义是极为深远的。虽然他认为天（自然）有意志情感，但是，又肯定了人与天（自然）的统一。神秘玄虚的成分存在着，而亲切与真诚也同时存在着。在将之用于解释文学艺术现象时，神秘玄虚的东西便开始淡漠，而代之以由主体统辖的鲜活而具有现实意义的移情理论。
物化在“天人合一”观念的笼罩下实现审美创造的移情，尤其突出了情思的审美价值。在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中，我们已经能够感受到这一点，但略显生硬。而在《世说新语》中，对情思的审美价值的重视就更为鲜明了，无论是物的情思还是我的情思都具有更为纯化的审美意义。《世说新语·言语》云：“简文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15简文的濠濮之想是受庄子的影响，以情思移诸对象，鸟兽禽鱼都有情思；正因为它们有情思，才会与人亲近。这种自然的亲和非常有诱惑力，连鸟兽禽鱼都能与人会心，人还有什么烦恼和孤独呢？而顾恺之对岩、壑、草、木、云、霞的赞美更富有诗意。在他的眼里，这些无生命的东西都充满着生命的情思，展现了美的魅力。在这里，情思的审美价值提高了，自觉地转移到对象身上，使得对象与我的对立消失，“对象就是我自己”。
然而，古代的一些著作又的确把物象描述得富有灵性，这是古人化入物的结果，是他们丰富的想象。在这一想象的过程中，人处于主动地位。这不可能是西方那样的绝对主动（西方的绝对主动包含着对物的绝对轻视，对主体的极度重视）。它发生在对物尊重的前提之下，没有物，也没有我。这样，中国古代的物化论和西方的移情论差别就非常明显了。这种差别说到底是文化的差异。唐人李阳冰有一段精辟的话讨论审美移情：
沉浸在文学艺术的创造中，任何一种物象都会引起作家艺术家的移情，移情的过程是一个充满想象的过程，体现了作家艺术家对万物的尊重。李阳冰的“随手万变，任心所成”是主体的主动性在文学艺术中创造性表现，它与里普斯的“对象就是我自己”内涵在本质上虽然有差异的，但是，在形式上却有相像之处。这可视为古人针对物化过程中的审美移情现象所给出的东方式的阐释。它更进一步说明，在物化过程中，主体和物象是合一的。只有在主体情思的笼罩下，物象才会充满生动的艺术情趣，具有真正的审美意义。 物我互化：“物化”的最高境界 在主体与客体的一体化上，古代物化论与西方的移情说没有本质的不同。所不同的是它们对于物的态度和阐释方式。西方人喜欢用科学冷静的理性态度来认识人与物，中国古代对人与物的态度是情绪化、理想化的，是感性的。这是中西文化的差异所造成的。客观物象之所以富有情思，是作家艺术家“移入”的结果，并不是物象本身就有情思。中国古代尽管相信物有情思，并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把客观物象描绘得如此具有人情味，但是，这是古人的“觉”：“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如果漠视这一点，就不能够正确地认识中国古代的物化论。
物化和移情在内涵上的一个重要的不同表现在对主体和客体的一体化境界的认识上。在移情说的理论里，“对象就是我自己”，非常在意“我”，强调“我”的主导作用。里普斯这样说：“身体状况所生的快感只有在我注意到身体状况时才会感觉到。说一件东西是愉快的，就等于说我心眼注视到这对象时感到一种快感。但是我在注意我的身体状况或身体器官活动过程时所感到的快感，和我不注意器官活动过程而全神贯注到审美对象上面时所感到的欣喜，决不能全体地或部分地等同起来。总之，A不能等于非A。”20人对快感的认识是伴随着对人的身体状况的，也就是说，快感始终联系着主体自身。里普斯认为，尽管人有时也“全神贯注”审美对象，但始终有一个伟大的“我”在支配。因此，移情作为一种快感，也是“我”始终关注的审美创造活动，“我”时时刻刻都在。 悠然忘我 中国古代的物化论从一开始就强调忘我。所谓“心斋”就是为彻底忘我做心理准备。庄子在讨论心斋时强调忘我，但在进一步深入时，他又感到心斋还不足以表达忘我的境界，于是，又补充了一个“坐忘”，并借孔子的高足颜回之口加以表述：“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智，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庄子?大宗师》）“坐忘”完全蔑视自我，将自我置于一个残酷无情的境域。庄子之所以如此强调心斋和坐忘，是为了完成它的“外生”（将生死置之度外）的人生修炼，其与“外物”（抛弃功利得失）、“外天下”（漠视整个世界）一起组成一个完整的人生修养层次。无意间，深化了文学艺术的审美创造理论。忘我是物我互化的基础，只有在此基础之上，物化才能达到审美创造的最高境界。
在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创作实践中，大凡追求物我互化者，无不以忘我为前提。王僧虔在陈述他书法创作的感受时这样说：“书之妙道，神彩为上，形质次之，兼之者方可绍于古人。以斯言之，岂易多得？必使心忘于笔，手忘于书，心手遗情，书笔相忘，是谓求之不得，考之即彰。”21要达到书法创作的最高境界，必须做到“心手遗情，书笔相忘”，这就是忘我，是主体的暂时沉冥。清代的徐增也曾经慨然叹息：“无事在身，并无事在心，水边林下，悠然忘我，诗从此境中流出，那得不佳？”22如此看来，以忘我为基础的物我互化是物化的最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