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雁传书是假的，托人捎信靠不住，交通不便的古代怎样传递信息？

通信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存在，它使人类间的交往更加便利。语言、文字的产生为文明 社会 的诞生奠定基础，而通信又为语言文字的传播提供了媒介，使文化在区域内广泛传播交流。在交通条件远不如现代便利的古代 社会 ，我们的先人是如何进行长途通信的呢？

由于中国古代交通不便，信息的传播渠道十分有限。关于有限的通信方式，古人幻想出大量传闻，如青鸟传书、鱼传尺素、鸿雁传书、黄耳传书等。

青鸟传书，青鸟是专门给西王母传信的部下。在晋代流传的《汉武故事》和《博物志》中，将西王母三青鸟与汉武帝联系起来。《汉武故事》中写道，西王母在七月初七见汉武帝，“ 忽见有青鸟从西方 来集 殿前 ”。东方朔解释说，青鸟为西王母的使者，需要“ 洒扫以待之 ”。后西王母到来，带了7个仙桃与汉武帝分食。在后来的文学作品中，青鸟成为专门送信的使者。如李白的“ 愿以三青鸟，更报长相思 ”，李商隐的“ 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 ”。

鱼传尺素，指的是在鱼肚子里塞信息，进行隐秘的传递。如《史记·陈涉世家》中记载，陈涉丹书帛曰“陈胜王”，让人把帛放在鱼肚中，以此达到政治宣传的目的。后来鱼传尺素多指用鱼形盒子来放置需要传递的信息。

真正的鸿雁传书并不存在。《汉书》中记载，苏武出使匈奴，因部下牵连而被困匈奴。后来汉昭帝继位之后，匈奴与大汉和亲。汉朝想让匈奴放回苏武等人，但匈奴不肯，谎称苏武已死。后来汉朝使者又到了匈奴，苏武的部下常惠半夜见汉使，向他描述了事情的经过 。 常惠教使者对单于说：“ 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系帛书，言武等在荒泽中 。”苏武这才归回汉朝。所以说，鸿雁传书不是一种具体的通信方式，而是一种相互通信的象征。

黄耳传书，来自南朝梁任昉的《述异记》。黄耳指的是陆机所养狗的名字。陆机到洛阳做官，黄耳也跟着去了洛阳。这狗“ 黠慧 能解人语，又 尝 借人三百里外，犬识路自还，一日至家 ”。陆机因长时间没与家人联系，所以想让黄耳帮忙送信回家，“ 犬喜摇尾，作声应之 ”，陆机将信放在竹筒里，系在黄耳的脖子上。黄耳就这样沿着驿道出发，饿了就“ 入草噬肉取饱 ”，经过河流就“ 依渡者弭耳掉尾向之 ”，对人撒娇又受人怜爱，因此上船过河。上岸后“ 犬即腾上，速去如飞 ”，最后到达陆机家里，“口衔筒作声示之”，陆机的家人打开筒拿出书信，之后黄耳又向陆机家人作声，意思是可以帮忙捎回信。陆机家人还是将书信放在竹筒里，系在狗脖子上，“ 犬既得答，仍驰还洛 ”。

当时人往返都要走50天的路程，黄耳只花了半个月。陆机是吴郡吴县人，也就是今天的江苏苏州地区，从洛阳到苏州，直线距离近1000公里，以狗来进行长距离传信显然是不可能的，但这也侧面反映出民间邮驿的缺乏，进而幻想通过狗来传信。

古代 社会 ，相比民间通信，官方通信更为发达。为了军事的需求，建立了比较系统的烽燧传信体系。烽燧早在先秦时期就出现并使用。《墨子·号令》中提到“ 昼则举烽，夜则举火 ”，烽火台发信号就是白天放烟，晚上放火。这里的烽火台也不是单一的一座，而是每一台都相连相望。在遇到敌情时烽火台就会发出信号，周边的烽火台相继点燃，层层传递紧急军情，为边防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烽燧通信有明确的使用规范，宋代《武经总要》中记载，当敌人侵扰边境时，“ 马步兵五十人以上，不满五百人，放烽一炬 ”。之后在知道敌人想进攻时，“放烽两炬”；如果敌人在500人以上、3000人以下，也“放烽两炬”；如果敌人是500以上、1000以下的骑兵并且预谋进攻，那就放烽三炬；如果敌人聚集了3000以上的骑兵，也要放烽三炬；如果“ 余蕃贼千人以上，不知头数 ”和“ 余寇贼一万人以上 ”，就要放烽四炬。在敌人撤退之后，要放烽一炬来报平安。

除了烽火，飞鸽传书也是古代军事通信的手段之一，这是利用了鸽子归巢的特性，使用信鸽进行消息的单程传递。南宋的《齐东野语》就有军队使用鸽子传信的记载，曲端领军严明，叔父因战败而被曲端斩首。张浚听闻便想视察曲端的军队。张浚到的时候发现曲端身边没有士兵，就想清点士兵。张浚“ 命点其一部，于廷间开笼纵一鸽以往，而所点之军随至 ”。张浚十分惊奇，之后又“ 悉纵五鸽，则五军顷刻而集 ”。直到后来的两次世界大战中，信鸽仍旧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中国古代官方最重要也最普遍的通信手段就是邮驿。“邮”和“驿”指道路上隔一定距离而设置的站点，站点上为传信者提供食宿与车马。官方驿站用于流通中央到地方的官方文书，包括军事情报与官员任免，其特点就是直达速度快。

邮驿起源于先秦时期，《周礼》中就记载，在国野之道上，“ 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馆，候馆有积 ”。意思是说一路上都有提供食宿休息的站点。《孟子》中也提到了邮驿：“ 孔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 ’。”

秦统一六国之后，在全国范围内修驰道，依靠交通的改善，极大地拓展了邮驿系统。到汉代，邮驿系统进一步完善。《后汉书》记载“ 驿马三十里一置，卒皆绛云 ”。到隋唐时期，水陆驿站同时发展，唐朝还出现了飞驿，以送加急文书。宋代出现了急脚递，《梦溪笔谈》里说：“ 以木牌朱漆黄金字，光明眩目，过如飞电，望之者无不避路，日行五百余时 。”速度极快。明代承袭了前代的规模，到清代，古邮驿通信走向衰落，近代的邮递通信系统逐渐发展起来。

中国古代虽然有邮驿系统，但只负责官府的文书流通，普通百姓无法使用。在明朝之前，普通百姓如果想与远方的亲戚朋友通信，一般就是托路过的商人与读书人捎带。商人经常往返于各地，是捎带的最好选择。而赶路的读书人去向和时间间隔大，信件丢失的概率也大。在《世说新语》里就提到，豫章郡守殷洪乔被召回建康，临走之前，当地人请求他捎带书信。后来到了建康，殷洪乔把信全扔在水里，一边还说：“ 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乔不能作致书邮。 ”“付诸洪乔”的成语就是由此而来。

到了明朝，出现了专门为民间传递信件的民信局。民信局是一种私人经营的商业性组织，业务包括代人寄递信件、包裹、汇兑银钱。到了清朝的道光、咸丰年间，民信局的发展达到鼎盛，遍及全国，成为民众通信的主要渠道。1935年，民信局被国民政府取缔，被近代化的邮政通信系统所取代。

中国古代的通信为中华文明的发展起到极大的意义。无论是政府管理地方发布政令，或是军队传递军事情报，还是普通百姓传寄家书，都离不开通信手段的进步。在通信不断便利的今天，全世界的信息都触手可及，而现代通信的便捷，就是在古代通信系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张华：《博物志》，中华书局，1980年。

刘广生，赵梅庄：《中国古代邮驿史》，人民邮电出版社，1999年。

（作者：浩然文史·河南师大春秋学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