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郎口中学 在那

山东省聊城市茌平县杜郎口中学

寻找我们的理想课堂

没有讲台；教室里除了一面墙是玻璃窗外，其余三面全是黑板；老师在课堂上只准讲十分钟，讲多一分钟都要挨罚；上课的时候，学生或坐或站，吵吵嚷嚷，像个集市；老师领着头，有人躺着学书中的人物，有人用笤帚当剑边舞边唱 ……有谁想象过这样的课堂？但就是这样的一种课堂，让一个濒临撤并的农村中学在去年的中考重点录取中报名268人考上了267人，也让一个个害羞内向的农村孩子在生活中大胆活泼而充满了无尽的活力。

丑小鸭变天鹅的故事大多数人都耳熟能详。杜郎口中学的转变也许是那个童话在教育界里再恰当不过的现实版本了。一个“弱不禁风”的农村中学忽然变得异常强大进而“炙手可热”，他们的力量何在？

谁动了我们的快乐课堂？

杜郎口中学，这个偏居鲁西北山东省茌平县的一个普通农村中学，不管从哪个角度看似乎都让人很难相信它已经成了当前基础教育改革的一个“热点”：

偏僻闭塞，地处彻底的农村，周围都是大片的田地，连只砖片瓦都没有；设备简陋，不用说许多学校的基本配置——现代化的设备如多媒体教室、视听教室等，就是像样的用来上公开交流课的音箱都没有；师资力量薄弱，学校老师正规师范本科毕业的很少，专科毕业的较多，甚至中师毕业的也占有相当可观的比例……

有两个事实可以说明改革之前的杜郎口中学的“教育状态”：初中三年级一个曾经有60名学生的班，中考前只剩下了11名学生；全校一年升入重点高中的学生仅是个位数。

而最为重要的是初中3个年级每班有一半的学生跟不上教学进度，厌学思想严重，辍学现象时有发生。

新上任的校长崔其升对辍学的学生进行了跟踪调查，发现他们辍学的主要原因不是家庭经济困难，也不是家庭发生变故，而是他们感到学习困难，不愿在学校“活受罪”。

一连许多天，崔其升拎着个板凳四下里听课。很快他就听出了“门道”：许多老师上的课，学生很不爱听。特别是一些年龄较大的老师，上起课来，状如树干，举止单一，话似白开水，枯燥乏味，课堂上，死气沉沉，表面上看起来秩序很好，实际上，学生的思想早开小差到了“爪哇国”，不是昏昏欲睡，就是桌底下你捣我一下，我踢你一脚，寻开心，闹着玩。

一些学生家长更是告诉崔其升：“孩子在学校混了3年，痛苦了3年！”

老师本来应该是受人尊重的传道者，现在竟然沦落到了“痛苦制造者”！家长的话深深地刺痛了崔其升的神经：“教师把学生看作接受知识的‘灌装桶’，课堂由教师一统天下，学生像被驯服的小绵羊，只能被动地接受教师传授的知识。这些究竟给教育带来了什么？给孩子带来了什么？既然‘满堂灌’没有好的效果，我们能不能改？我们该怎么改？”

学生一句语无遮拦的气话使崔其升茅塞顿开。学生对他说：“老师讲的课，还没我们自己讲的好呢！要他们干什么？”

崔其升想：“是啊，既然学校各方面资源都很有限，何不就按学生的想法试一试？如果学生的积极性能调动起来，学生不就是最大的教改资源吗？！”

让课堂上的教师先活起来

1998年暑假之后，杜郎口中学教育教学改革拉开了帷幕，校长崔其升烧起了他的头三把火。

崔其升的第一把火是量化指标。崔其升决定将课堂教学评价作为改革的突破口，将好课的评价基点定位于学生的动。为此，学校制定了3条量化指标：一是课堂气氛要热烈、和谐、民主，学生敢问、敢说、敢爬黑板、敢下桌讨论，形成一种积极主动，争先恐后，紧张活泼，读、说、议、评、写贯穿始终的课堂学习环境。二是课堂形式要多样。采取各种各样的学习方法，调动学生的积极性，男女生竞赛、曲艺节目、讨论辨析、小品表演、擂台比武等，都可以堂而皇之地走进正式课堂。三是学生参与人数多、密度大，力争做到人人有份。这是课堂教学改革成功与否的关键。学校通过比例量化考评成绩，以参与人数除以班级人数的比例高低衡量教师教学成绩的优劣。

量化指标的评价触动了教师的灵魂，他们开始思考一种前所未有的行动——由原来注重教师单独的教转移到关注学生自己的学。

崔其升的第二把火是上好“三课”。虽然有了量化指标的规定，但许多教师依然心存疑惑：我们这么苦口婆心地讲，学生还学不好呢！要让学生动起来，自己少讲，恐怕更是“玩火”。许多教师玩起了“捉迷藏”：不让明讲，就偷着讲；不在讲台讲，就在台下讲。况且对于杜郎口中学绝大多数教师而言，新的课堂教学还是一种前无古人的幻影。究竟什么样的课才是改革课，若没有引领与实践，恐怕依然在教师的心里难有一个清晰的思路。为此，崔其升通过上好示范课、过关课和跟踪课等“三课”，让全校教师一步一步向课堂教学改革之路上逼近。

上好示范课。首先，是学校领导班子上好示范课。学校领导班子成员理念新、影响大，他们的示范在教师中可以起到“不令而行”的作用。从崔其升到其他学校领导，全部走上课堂，并让学生在课堂上真正动起来。老师们从这样的课堂上，感受到了一种全新的理念，学习到了开放的教学方法。一些教学骨干教师跃跃欲试，产生了尝试课改的兴趣，拥有了获取新的成功的期待。其次，便是各科骨干教师上好示范课。崔其升有意在各科教师中培养课堂教学改革的骨干，旨在通过他们的示范课，引导更多的教师走向课改之路。这些教师的新课，在全校教师中引起了广泛的影响。看到自己同事的大胆尝试以及获得的成功，老师们也有了一试为快的积极愿望。

上好过关课。有了学校领导与骨干教师的示范，老师们已经学有榜样，教有所依。这时候要求所有教师都上改革课，就有了水到渠成之势。但崔其升仍然将全体教师上改革课称之为“过关”。之所以如此，一是说明这一关并不好过，从而引起所有教师的高度重视；二是此关必过，不过则不能成为合格的教师。绝大多数教师经过努力，有了“过关斩将”的成就感，对于课堂教学改革充满了信心与希望。

上好跟踪课。老师们对课堂教学改革的认识水平不一，个体素质也有差异，所以，仍有个别教师被阻隔在“关”外。于是，由学校领导或骨干教师对这些教师跟踪听课，有的放矢地指导，直到他们真正过关为止。因为在崔其升看来，改革必须是群体的行动，只有全校教师全部走向改革之路，杜郎口的教育教学质量才能持续快速地提升。

崔其升的第三把火：“一谈二警三停”。在上好“三课”的同时，“一谈二警三停”的相应惩戒措施也在实施。所谓一谈，就是第一次课堂不达标者，崔其升先与其个别谈话，谈课堂要求，谈教师角色，谈学生表现，谈课堂程序，谈教改意图等，指出问题所在，点明改革方向。所谓二警，就是第二次再不达标者，要在学科组会上予以警告。所谓三停，就是如果第三次还不达标，让该教师停课一周，专门听优秀老师的课，研读教改理论，学习组织发动学生的方法，由业务主任作专题辅导等。

三年的改革尝试，不仅使学校摆脱了被撤并的困境，而且结出了令人欣慰的果实。到2001年秋，一向在全县中考倒数第一的杜郎口中学，已经步至中游地带。更为重要的是，教师的改革意识大大增强，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越来越高，课堂一扫往日的沉闷与单调，澎湃激荡起改革的活力与生气。

只准讲10分钟的课堂

2001年秋季，国家课程改革在一些地区的推展，给了在改革之路上摸索的杜郎口中学以极大的鼓舞。以前所进行的许多教学改革举措，与新的课程改革的理念不谋而合；

不少教育教学改革探索上若明若暗的东西，通过对新课程理念的学习，也豁然开朗。这使崔其升更加坚定了一个信念：继续改革，向深度开掘，使杜郎口中学再度飞跃。

崔其升首先开始的是更大规模的课堂教学改革动作。如果说以前的课堂教学改革是牛刀小试的话，此后的改革则是“大动干戈”。他的大动作主要是“课堂时间采用‘10+35’模式”和“取消讲台，让学生动起来”。

教师在课堂上以讲为主似乎已经成为习惯，即使明晓了调动学生主动学习的重要性之后，仍然还会因为“惯性”而滔滔不绝地讲解。为此，2002年秋，崔其升对课堂时间作出“10+35”的硬性规定，即教师所讲时间等于或小于10分钟，尽量减少知识性语言，或者说完全不涉及对教材内容的陈述。学生自主活动不少于35分钟。教师只要在一节课上讲解超过10分钟，即被判定为失败课。从形式上看，只是把一节课的时间重新分配了一下，可教学理念却有了一个质的变化。

这种改革的阻力之大是可想而知的。一些家长愤怒地说：“我们让孩子来上学，你们老师不教了，倒让孩子自己学？”是啊，教学教学，教师不教，学生不会，先教后学，顺理成章，这可是大家习以为常的教学之规啊！

老师们的思想也是慢慢才通的，其间学校领导甚至采取了一定的强硬措施。但教师一旦从思想之通走上实践之路以后，便出现了崔其升所期待的“学生动起来，课堂活起来，效果好起来”的教学景观，“自主课堂：我参与，我快乐；自主学习：我自信，我成长”也就变成了现实。

崔其升认为，老师不认可改革不行，认可了不做也不行。没有得力措施的约束，课堂教学改革就不能真正实现。所以，强调教师可以发现知识，总结规律，做学生中的首席；但不能硬性灌输知识，做课堂的主宰。

课堂是教学改革的主阵地，如果不在这里“大动干戈”，就很难在短时期内触动教学改革的命脉。而同时，改革“杀气”的背后，既是对教师教育教学观念的猛烈冲撞，也是对学生生命成长的极大关注。
没有讲台的教室

“取消讲台，让学生动起来”更是大胆创新之举。

2004年秋天，在长期的听课研究中，崔其升发现一个不为人们注意的现象，就是教师一站讲台，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就找到了以前独霸讲坛的感觉，情不自禁地多讲起来。这无异于对学生的自主学习形成影响。他认为，只要学生通过探索可以学会的东西，教师都不要讲。所以，他提出了取消讲台的大胆设想，而且随之付诸实施。

这样一来，教室前面的讲台没有了，师生同在一方空间，同处于一个平面。每个班级都有一幅自己的标语：“我参与，我成长，我快乐”；“课堂大舞台，人人展风采”；“新课堂，我主张”；“我的课堂我主宰，我的人生我把握”。如此等等，写出的是学生那份走向课堂教学主人地位之后的雄心壮志，以及一展才思的无限快乐。其他方面的变化更是令人惊奇：教室前后及背光面三面都是大黑板，教室中间是纵向排成的三排课桌，学生分组排位，对面而坐。而且课堂形式多种多样，甚至五花八门，“台上”学生或表演、或辩论、或唱歌、或讲解、或朗诵，小品、课本剧、诗歌、快板、歌曲、绘画、小组展示等多种形式交相辉映；“台下”学生或蹲、或站、或坐、或跪，地上、课桌上、板凳上挤成一团。学生的发言几乎不用举手，站起来就说，说完自己坐下另一个接着说。由于学生的参与热情很高，常常会遇到两个人甚至几个人同时站起来发言的情景，这时老师也不调解，学生同时说上一句半句的，就会有人让出来。这样的课堂没有老师的呵斥和监督，没有老师的“谆谆教导”，这里的课堂完全是学生的舞台，其精神之抖擞，精力之集中，思维之活跃，令所有步入课堂的听课者都为之激动不已。

教改“效益”的长短线

杜郎口中学的课堂教学改革给课堂这个教育行为的根基所在带来了的巨大变化。一是学生学习态度要由“供应式”向“超市式”的转变，课堂教学由一言堂变成了百家争鸣，学生由精英式的学习变成全员式的参与。学生充分发挥在知识学习中的自主选择性，从哪些材料中学习，学习什么，由自己作主。这一转变改变了学生被动接受、老师教什么学生学什么的习惯。二是教师教学由“注入式”向“发动式”转变。教师在课堂上要“相信学生、利用学生、发展学生”，不能唱独角戏；要由“讲”到“动”，使课堂成了“快乐享受的地方，不是被动接受、枯燥无味的看守所”；要打造“艺术课堂”，让学生“享受快乐”。三是课堂内容由“纯知识型”向“能力、情感、价值观”转变。课堂学习要由知识生成能力，由知识生发情感，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在现实层面，这种课堂的变化带给杜郎口中学最为明显的“效益”显然就是学生升学率的惊人变化和学校考评成绩的巨大改观：去年中考，全校报考重点高中茌平一中的268名学生有267名被录取；杜郎口中学这个曾连续10年考核全县倒数的学校，自2002年始，每年综合考评都在前3名。

而这些还都不是最为主要的，这些只是杜郎口中学教改的“短线效益”。杜郎口中学教改最最重要的是它改变了许多学生的“生命形态”，让他们的人生因此而变得更加充满了实现自我价值的可能性。这是这场轰轰烈烈的课堂教学改革的最值得尊敬的“长线效益”。

刘晓晓是初中二年级的一名女生。去年10月，省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马钊率领省教育科学研究所、省教育学院、聊城大学等单位的数十位领导专家来杜郎口中学调研。下课铃响过，已经走出教室的马钊，突然被从后面赶上来的刘晓晓叫住，“老师，我采访您一下好吗？”刘晓晓的这个大胆举动，不仅使马钊一愣，其他的听课者也好长时间没有回过神来……

刘晓晓说：“其实，我原来是一个性格非常内向的女孩，不愿和家长交流，也不愿和同学、老师交流，只愿意一个人坐在那里发呆。自从升入初中，在这种教学模式的培养下，不但性格开朗了，喜欢抢着回答问题了，而且学习成绩也直线上升，由过去的下游到保持在了班内前一二名，还非常愿意和别人交流。那天向专家提出要采访，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只是看着他很亲切，很有风度，所以愿意和他多交流。”

有个叫刘英的学生，从小父母离异，跟着年迈的奶奶生活，特殊的家庭背景，使她养成了怪异、孤僻的性格。可是，自从升入初中以后，在这种开放教学模式的熏陶感染下，她的性格和学习成绩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不但非常爱说话了，还特别有责任心，有集体荣誉感，对班里的事情特别关心，同学们都亲切地叫她“编外班长”。

李楠是个有残疾的学生，这样的学生往往会有自卑感或被同学歧视，但是，在这个学校根本不存在这一点，据他的任课老师讲，每次展示课上，他抢答的次数最多。

……如果不是开放的课堂，不是开放的校园，我们能轻松地改变这些孩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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