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部书记为什么辞职

希望对你有帮助！

因为这个职位不适合他，他觉得不满足!他希望能有一个自己喜欢的工作！

最近，与我一直有联系的一位叫殷国祥的村干部辞去了村支部书记职务。他所在的村是长沙市望城县新康乡六合围村，2004年我曾在这个村搞过调查。对他辞去支部书记一职我并不感到突然，但前几天还是当面听他和几位村干部讲了原因及他们的一些想法。

这个村是2005年由2个村合并成的，有近4000村民。在乡党委、政府领导的支持下，经过村民选举，老殷进入了村委会班子，并担任支部书记。一年多的时间里，这个村顺利经过了并村的磨合期，殷书记和村支两委班子既受乡党委、政府的信任，也得到村民的支持。近一段时间以来，在上级的规划下，正在进行村民厕所无害化改造、农田综合开发和村内道路建设，村干部还在酝酿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准备进行规模化鸭养殖。可以说，这个村基本处于新农村建设较好的开局状态。正是在这样上下拥护，村里工作有起色的情况下，殷书记辞去了书记职务并离开村委会进城找工作。他告诉我，当他收拾好物品，离开办公室的时候，心中是舍不得的。可见他辞去村支部书记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导致他作出这一选择的直接原因还是家庭的生计问题。今年他的大女儿——这位在高中入党的女孩子考上了大学，二女儿在读高三，两个女儿的学费、生活费一年至少要二万。而他任村干部的每月工资（文件上称“误工补贴”）不到500元，此外他还兼任了村里的电工，由于要搞村里的工作请一个人帮忙，除去请人的工钱后，月收入也有几百元。再加上种几亩地的粮食收入，一年家庭总收入不到2万元，而供两个孩子读书就要2万元。可见，家庭生计难以维继是他辞去村支部书记另谋职业的重要原因。

财政发给村干部每月的几百元钱，文件上称“误工补贴”，按这个名称应该理解为村干部的时间主要用于自己务农等家庭生计，由于担任公职误了“自己的”工，所以由财政给予适当补贴。但实际情况是,一个村班子5个人左右，要接受乡党委、政府布置的任务，要管与几千人相关的日常事务，基本上处于全日制工作状况，即使是周六、周日在家里，有人找上门也要理事。所以，财政发的“误工补贴”，实际上应当是工资。那么，为什么文件上不称工资而称“误工补贴”呢？因为如果说成工资，显然太低，而说成“误工补贴”则文面上说得过去。那么能不能根据村干部全日制工作的实际情况，把村干部的“误工补贴”正名为工资并相应提高到适当水平呢？比方说把村干部工资标准定为每月800-1000元并为其办好养老保险。如果能够这样，像殷书记这样的村干部肯定就会安心于村里的工作、谋村里的发展而不会辞职再到城里找工作了。那么为什么又没有或者不能这样做呢？问题就在于财政是否具备新增支出的能力。假如按一个村5个村干部、一个县150个村计算，一个村干部月增支500元，一年则增支6000元，150个村750个村干部就要增支450万元。显然，对县一级财政来说，这不是一个小数目。

“在现行的村干部工资待遇下，什么人才适合担任村干部呢？”我问村上的几位同志。他们说，只有那些子女已独自谋生，或者子女还小，不要为子女出很多学费的人才能接受村干部的低工资待遇。这就是说，只有20多岁或者50岁以上的人才适合。而这两个年龄阶段的人，前者难以在村民中有威性，后者又难有干事业的闯劲。

新农村建设资金不足还突出表现在村域道路建设上。以殷书记所在的村为例，该村规划修建4.3公里道路，路宽3.5米，上级按每公里11万元拨付，但每公里实际费用要15万元。单这一项村里就要新增十几万元债务。而如果都由财政包下来，一个村的道路建设要增拨十几万元，一个县所有的村域道路建设就要增拨数千万元。由此推演到一个市、一个省、直至全国，只讲村干部的工资增长与村域道路建设这两项，不涉及新农村建设中各项社会事业的资金需求，加起来就会是以千亿计的数字。这就是新农村建设的难题——资金问题。

新农村建设所需要的资金不可能一下子全部满足，这是事实。但我们还要看到问题的另一方面，在国家现有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财政能力的条件下，较大幅度提高对农村的分配并不是不可能的。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韩俊同志提供的数据，去年我国用于“三农”的支出只占全部公共财政支出的8％（8月25日第一财经日报）。据另外的资料，去年中央财政总支出20259.99亿元，用于“三农”的支出2975亿元，占总支出的14.68％。今年中央财政预算安排用于“三农”的资金为3397亿元，占全部财政支出的15.3％。这样的分配比例是值得考虑的。其一，农村地域、农村人口占全国的大部分，而用于“三农”的比例只有15.3％以下；

政工干部不好找呀

因为这个职位不适合他，他觉得不满足，他希望能有一个自己喜欢的工作，

最近，与我一直有联系的一位叫殷国祥的村干部辞去了村支部书记职务。他所在的村是长沙市望城县新康乡六合围村，2004年我曾在这个村搞过调查。对他辞去支部书记一职我并不感到突然，但前几天还是当面听他和几位村干部讲了原因及他们的一些想法。

这个村是2005年由2个村合并成的，有近4000村民。在乡党委、政府领导的支持下，经过村民选举，老殷进入了村委会班子，并担任支部书记。一年多的时间里，这个村顺利经过了并村的磨合期，殷书记和村支两委班子既受乡党委、政府的信任，也得到村民的支持。近一段时间以来，在上级的规划下，正在进行村民厕所无害化改造、农田综合开发和村内道路建设，村干部还在酝酿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准备进行规模化鸭养殖。可以说，这个村基本处于新农村建设较好的开局状态。正是在这样上下拥护，村里工作有起色的情况下，殷书记辞去了书记职务并离开村委会进城找工作。他告诉我，当他收拾好物品，离开办公室的时候，心中是舍不得的。可见他辞去村支部书记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导致他作出这一选择的直接原因还是家庭的生计问题。今年他的大女儿——这位在高中入党的女孩子考上了大学，二女儿在读高三，两个女儿的学费、生活费一年至少要二万。而他任村干部的每月工资（文件上称“误工补贴”）不到500元，此外他还兼任了村里的电工，由于要搞村里的工作请一个人帮忙，除去请人的工钱后，月收入也有几百元。再加上种几亩地的粮食收入，一年家庭总收入不到2万元，而供两个孩子读书就要2万元。可见，家庭生计难以维继是他辞去村支部书记另谋职业的重要原因。

财政发给村干部每月的几百元钱，文件上称“误工补贴”，按这个名称应该理解为村干部的时间主要用于自己务农等家庭生计，由于担任公职误了“自己的”工，所以由财政给予适当补贴。但实际情况是，一个村班子5个人左右，要接受乡党委、政府布置的任务，要管与几千人相关的日常事务，基本上处于全日制工作状况，即使是周六、周日在家里，有人找上门也要理事。所以，财政发的“误工补贴”，实际上应当是工资。那么，为什么文件上不称工资而称“误工补贴”呢？因为如果说成工资，显然太低，而说成“误工补贴”则文面上说得过去。那么能不能根据村干部全日制工作的实际情况，把村干部的“误工补贴”正名为工资并相应提高到适当水平呢？比方说把村干部工资标准定为每月800-1000元并为其办好养老保险。如果能够这样，像殷书记这样的村干部肯定就会安心于村里的工作、谋村里的发展而不会辞职再到城里找工作了。那么为什么又没有或者不能这样做呢？问题就在于财政是否具备新增支出的能力。假如按一个村5个村干部、一个县150个村计算，一个村干部月增支500元，一年则增支6000元，150个村750个村干部就要增支450万元。显然，对县一级财政来说，这不是一个小数目。

“在现行的村干部工资待遇下，什么人才适合担任村干部呢？”我问村上的几位同志。他们说，只有那些子女已独自谋生，或者子女还小，不要为子女出很多学费的人才能接受村干部的低工资待遇。这就是说，只有20多岁或者50岁以上的人才适合。而这两个年龄阶段的人，前者难以在村民中有威性，后者又难有干事业的闯劲。

新农村建设资金不足还突出表现在村域道路建设上。以殷书记所在的村为例，该村规划修建4.3公里道路，路宽3.5米，上级按每公里11万元拨付，但每公里实际费用要15万元。单这一项村里就要新增十几万元债务。而如果都由财政包下来，一个村的道路建设要增拨十几万元，一个县所有的村域道路建设就要增拨数千万元。由此推演到一个市、一个省、直至全国，只讲村干部的工资增长与村域道路建设这两项，不涉及新农村建设中各项社会事业的资金需求，加起来就会是以千亿计的数字。这就是新农村建设的难题——资金问题。

新农村建设所需要的资金不可能一下子全部满足，这是事实。但我们还要看到问题的另一方面，在国家现有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财政能力的条件下，较大幅度提高对农村的分配并不是不可能的。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韩俊同志提供的数据，去年我国用于“三农”的支出只占全部公共财政支出的8％（8月25日第一财经日报）。据另外的资料，去年中央财政总支出20259.99亿元，用于“三农”的支出2975亿元，占总支出的14.68％。今年中央财政预算安排用于“三农”的资金为3397亿元，占全部财政支出的15.3％。这样的分配比例是值得考虑的。其一，农村地域、农村人口占全国的大部分，而用于“三农”的比例只有15.3％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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