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描写葛洲坝打工回家路上过上一个女子的故事

　常常看到报纸媒体关于打工仔、打工妹生存状况的报道，不知是什么原因，这些报道更多的关注于打工妹。在这些报道里，打工妹不是爱慕虚荣做了三陪小姐二奶，就是环境恶劣地无法生存，过着暗无天日、猪狗不如的生活。做为一个在东莞打工多年的女孩子，每当看到这些不实的报道，我总是非常气愤。
　　因为这些报道和事实出入非常大。现在的媒体，总将眼光放在那些特殊案例上，而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一群体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做为一个资深的东莞打工妹，我觉得自己有必要也有义务将真实的打工妹生活状况呈现给那些对这一群体误解的人、媒体和社会。
　　在写下上面这些话的时候，我心里非常郁闷。因为本身打工妹、打工仔这些词语就是对我们这一群体的蔑视！
　　据说珠三江一带在改革开放之初，对所有外来工的称呼一律是“北妹北仔”、“捞仔捞妹”或“打工仔打工妹”，前两种称呼中的侮辱和歧视让人一目了然。所以到后来只保留下现在通用的“打工仔打工妹”。
　　到后来，“打工妹打工仔”似乎专指一线工人，即所谓的蓝领。在非一线人员，则变成了所谓的灰领、白领及金领。但我一直固执地认为，如果按照字面意义上的理解，所谓的打工，即只要不是自己做老板的人，便统统属于给别人打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所谓的灰领、白领及金领统统是打工仔打工妹。甚至包括公务员，他们自己也不是老板，他们是在为政府打工，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公务员也是打工仔打工妹！
　　但非常遗憾的是，这些自己本身是打工仔打工妹的人们，他们从不承认这一点！
　　既然如此，我所代表的便只有狭义上的打工仔打工妹了，我要把我们真实的生活状态呈现给大家。现在所谓的打工仔打工妹的队伍越来越壮大，我想让人们对我们有更全面、更深入的了解，希望社会和政府能给予我们更多的关注！

2．
　　　　我的命运，是在十九岁那年暑假彻底改变的。至今想起来，仍然心有余悸。
　　　　那是一个潮湿阴霾的夏日早晨，昨天刚刚下过一场雨。每到这样的天气，妈妈的关节炎就会犯病，于是就整天整天地躺在床上，直到天晴才能起床。
　　十三岁的弟弟吃过早饭便出去玩耍了，我收拾了碗筷便对妈妈说：“妈，我想去学校看看通知书有没有来？”
　　妈妈担心地说：“海燕，你不会落榜吧，我这几天右眼皮跳得厉害呢。”
　　我胸有成竹地说：“你就放心吧，我平时成绩那么好，这次发挥也不错，我感觉肯定能考上。”
　　妈妈的眉头却皱得更紧了：“那为什么我的右眼皮跳得这样厉害呢？”
　　我娇嗔地说：“都什么年代了，你还迷信？”
　　话音刚落，我忽然听见院内有人喊我的名字，跑出去一看，门外除了几个邻居，还有一个乡邮递员。邻居们看到我，欢天喜地地说：“海燕，你考上大学了。”
　　尽管早有预感，但这消息还是让我欢喜雀跃，特别是我看到通知书上北方那所著名大学的校名时，更是激动万分。
　　躲在床上的妈妈看到通知书，也很高兴。但邻居们走后，她的眉头却越皱越紧了。我意识到什么，心里一沉：“妈，学费这么贵，我们家有这么多钱吗？”
　　妈妈暗中算了算：“去掉你你弟弟下学期的学费，还差三千呢。”
　　我急了：“妈，离开学没多少时间了，那怎么办啊？”
　　妈妈叹了一口气：“等一下去给你爸写封信吧，他在煤矿都干了半年了，挣的钱应该不止三千呢。”
　　我愁眉苦脸地说：“煤矿是一年一结的，你又不是不知道。”
　　妈妈脸上的皱纹更深了：“实在不行就叫他回家吧，听说只要有事回家煤矿就给结工资的。”
　　我刚想回答，忽然听到外面传来若有苦无的哭声。这声音先是一个人的，但渐渐地，声音越来越大，哭的人也越来越多，好象整个村子都有人在哭。我大吃一惊：“发生了什么事？”
　　妈妈焦急地说：“海燕，快去看看，可能是谁家死了人了，怪不得我这几天右眼总是跳呢。”
　　还没等我站起身，就见弟弟跌跌撞撞地跑进屋来，扑到母亲床上哇哇大哭：“爸爸，爸爸，他，他死了！”

3．
　　我和妈妈立刻呆住了。妈妈一脸死灰死死盯着弟弟，几次张开嘴唇，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颤抖着声音问弟弟：“到底怎么回事？我爸，我爸他人在哪里？”
　　弟弟边哭边说：“煤矿瓦斯爆炸，爸爸、二叔和三舅还有村里很多很多人，们全被埋到地下了。”
　　听到这里，妈妈忽然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惨叫：“我的人哪。。。。。。”便下意识地想下床，因为双腿僵直，她一头栽在地上，再抬头时，额头己流出鲜血。我和弟弟此时也管不了她头上的血，双双扑在她怀里，放声大哭。
　　整个村庄和我们家一样，沉浸在悲伤的气氛中。虽然还没有明确传来死讯，但我们那儿很多青壮年男人都在煤矿挖煤，我们很小的时候就知道瓦斯爆炸井下的人几乎无生还可能的。
　　我们村里的人大多是老人、妇女和孩子。未婚女孩和男孩如不能继续读书，大多到江浙广东一带的工厂打工。结婚后，女人便留在家里带孩子、照顾老人，男人刚到很远的煤矿上挖煤或到建筑工地做苦力。因为挖煤和做苦力的钱比在工厂打工的钱要多一些。
　　这次和爸爸同一口井里挖煤的，全都是我们村的人。
　　当天下午又要消息传来，我们村并不是所有在那个口井里，还有四个人是在另一口井的。于是我和妈妈弟弟便又生出一线希望来，希望我爸是那四个人中的其中一个。村里很多人家和我们有同样的想法，于是哭的人少了，希望和焦虑的气氛又弥漫在村子上空。于是，全村的老人、妇女和孩子都从家里出来站到了村口。我们忧伤地望着唯一一条通外村外的大路，无限期待又无限痛苦。
　　其间不时有各种各样的消息传来，直到第三天中午，还没有得到确切的消息。
　　忽然，刚才还骄阳似火的天下起了毛毛细雨。但没有人回家，因为有消息说，今天煤矿里可能会有人回来。
　　雨越下越大了，我正要扶妈妈回家，人群一下子骚动起来。接着便是一个小孩欢叫起来：“爸爸，我爸爸回来了！”
　　我们赶紧往大路上望去，雨中真的有四个人影向这边走来，每个人的手里都提着一个大大的尼龙包。好象很轻，又好象很重。四个人中有我的二叔。我和妈妈、弟弟赶忙跑到二叔身边，向他打听爸爸的消息。二叔和其余三个人一样，身边很快聚集了很多亲人。
　　我妈颤声问：“二弟，你哥呢？”
　　二叔的眼泪忽然就流了下来，哽咽着说：“嫂子，哥哥他跟我一起回来了。”

4．
　　　　说完这话，二叔下意识地接紧他手中的尼龙包带子。我的目光不由向那个尼龙包望去。这包很大，二叔北的尼龙包上面印着红白相间的条纹。其余三个人身上的尼龙包也和他背的这个一般大小，虽然条纹不同，但同样都是崭新的。按理，尼龙包里面装的应该是衣物什么的，但他们身上的尼龙包却呈现奇怪的形状，仿佛里面装的是硬物一般。
　　　　这时，雨不知什么时候停了，天依然阴得可怕。我心里不由“咯噔”一下，整个身体象是掉进了冰窟窿。我想抬起手摸摸那尼龙包里是什么，但我的手，却象有千斤重。
　　　　弟弟听了二叔的话，惊喜地跳起来：“爸爸还活着，我爸爸还活着。”
　　　　妈妈却疑惑地问：“跟你一起来了，在哪里？”
　　　　二叔叹了一口气，刚把尼龙包从身上放下来，旁边忽然传来响亮的哭声，仿佛哭也会传染一般，好多人的哭声此起彼伏地响起来。我、妈妈以及围住二叔的亲友全都朝旁边望去，只见和二叔同时回来的三个人己经将尼龙包打开了，尼龙包里哪里是什么衣物，分时是一个个四四方方的骨灰盒。
　　　　我再回过头来时，二叔己经将他的尼龙包打开了，同样是一个个四四方方的骨灰盒。我一眼从放在最上面的那个骨灰盒上看到了爸爸的名字，“杨战良”三个字刺得我眼睛都睁不开了，我悲伤地叫了一声：“爸爸”，将骨灰盒抱在怀里，放声大哭。
　　　　爸爸死了，还有我的三舅，我的邻居，在这次矿难中，我们村和邻村共有三十八个青壮年男子不幸遇难，年龄最小的22岁，最大的52岁。
　　　　二叔四个人之所以幸免于难，是因为二叔他们去得晚，爸爸所在的矿井己经不需要人了，他们就到另一个老板的煤井里做事。瓦斯爆炸后，煤矿老板连夜逃走，消息一度被有关人员封锁，致使救助不及时，矿井里的三十八人全部遇难。
　　　　这三十八人，全部是我的父老乡亲！
　　　　因为是私人小煤矿，煤矿所在的山头象这种小煤矿遍地开花。所有的用工手续及安全措施都不完善，至于企业注册什么的，更是奢谈。所以，煤矿老板逃走后，人们除了知道他名字叫齐月升、湖南人、未婚，对其他情况一无所知。
　　偌大的中国，要想凭这一点线索让警察逮捕逃犯，无疑于天方夜谭。何况，就是这一点线索，还不知道是真是假呢。
　　　　齐月升，你不得好死！这句话，被我们无数张嘴重复着，一遍又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