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帝国对中华文化的影响

秦文化的根源乃嬴秦文化，又称秦氏文化。而秦氏文化是历代秦氏先祖和秦族人在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共同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它包括所有秦族人、秦氏宗族及其相关组织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秦氏宗族形成的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 秦文化是秦氏宗族文化进化和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秦国地处西戎，长期经受社会环境与战争洗礼，受到西北少数民族的影响；秦族人性格质朴、率直，性情坚强彪悍，做事敢作敢为，在艰苦的环境中善于嬗变和进取。那些人文因素，体现秦文化注重实效，讲求功利，勇于创造；为了实现目标，善于策划，精于组织，遵循法则，追求大和，并能够坚定不移地勇往直前，不容任何困难和力量的阻挡。秦文化的精神特质造就了“跨海内制诸侯”的强大秦国，为秦朝建立、统一中国创造了宽此饥有利条件。从历史唯物主义来看，秦文化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深刻的历史内涵： 其一，跨越历史的伟大实践。从秦非子受封于秦地，到秦襄公建立诸侯国，再到秦始皇统一中国，秦国经历了37代君王、约678年的励精图治，几乎每个历史阶段都经受战争的严峻考验与社会的重大变革。秦文化就是在纷争频仍的社会动荡和改朝换代中，不断发展、提升，不断获得补充和完善，每个朝代都赋予它新的内容和定义。因此，秦文化是在前无古人、史无先例的历史条件下，通过艰难探索、反复实验、总结历史经验教训，通过世世代代秦国慎返先祖把握发展机遇，主导社会改革，从横跨多个世纪的伟大实践中演变而成的，它曾走上历史的巅峰，成为中国春秋战国时期最先进的文化。 其二，“海纳百川”的文化视野。秦国对外来文化一向采取包容的态度，从秦穆公开始就注重引进人才，吸收外来文化。至秦昭王时，博采众长，学术已出现“纳六国之士”的风气。而李斯《谏逐客令》所谓“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觉鼍之鼓，秦不生一焉”，以及“异国之乐者，今弃击瓮叩缶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昭》、《虞》”等等，这都是秦国融合各国文化的充分体现。秦始皇执政时期，注重吸纳礼乐，“悉内六国礼仪，采择其善”，还御准吕不韦召集六国学子，编撰《吕氏春秋》，兼采各家学说，展示了“泰山不让土壤”的广阔视野。虽然曾出现“燔诗书，明法令，禁儒术”和“梵书坑儒”现象，但这只是推行政制的权宜之策，并未影响秦文化扒耐的兴盛和繁荣。 其三，“河海不择细流”的招贤纳才政策。从秦孝公建都咸阳之后的144年间，秦国一直是诸子百家的政治摇篮，“门户开放“乃秦国的优良传统。秦国大力从六国引进人才，大量吸收外部世界的新信息、新观念，如秦孝公时的商鞅，秦惠文王时的苏秦、张仪，秦昭王时期的范睢、蔡泽，秦始皇时的李斯、韩非、蔚缭、郑国等等，他们都是当时六国的名贤志士，“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他们均在秦国找到了实现其政治抱负的舞台，对当时的社会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秦国对待外来人才的宽容、开放政策，使咸阳成为当时人才云集的都城，秦国变成当时政治、经济、文化最为强大的国度。 其四，“王者不却众庶”的社会改革。秦国从商鞅变法就开始建立“县制”，推行土地私有制，逐步废除分封制。其目的就是为了打击封建诸侯的地方势力，瓦解封建贵族和领主对土地的控制，准许民间自由买卖土地，让耕农合法占有田地。这一改革，推翻了自西周以来一直施行的“分土诸侯”制度，恢复了基层百姓的基本权利，解放了社会生产力，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那些措施又继续延伸到皇族规制和“世卿世禄”制度，如始皇登基后，不循祖制，“使秦无尺土之封，不立子弟为王”；各级官员勋爵，均凭军功授予，以“功臣为诸侯”；直至始皇驾崩时，国朝不封皇后、不立太子，群臣百官均依制任命，各司其职。秦始皇以上“事不师古”的改革，充分体现他以“庶民社会”为本的治国思想，以及积极推动中国走向“君主法治”的政治理想，反映他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政治家、改革家和体恤“庶民”、亲善百姓的皇帝。 其五，亘古通今的政治变革。秦国在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贡献，在于它开疆扩土，收复西垂，经略巴蜀，开发南越，统一中国，并创制了中央集权政治制度，它包括以下内容：一是创立皇帝制和三公九卿制；二是创立郡县制；三是制定完善的法律制度，实施法治；四是推行土地私有制；五是实行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车轨。秦始皇顺应历史潮流，不仅实现了中国社会由封建割据向封建统一转变，而且他在这一转变中对每一个历史关节点的准确把握和驾驭、创立了影响中国社会2000多年的政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