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难之役”的惯性
对于成祖朱棣“远迈汉唐”的开疆拓土，人们做了种种解释，其中最有趣的，莫过于说朱棣的母亲是位蒙古族女子，甚至说实为元顺帝的一位妃子，带着身孕侍候朱元璋。由于身上流淌着蒙古人的血液，有着蒙古人热衷于“征服”的基因，所以朱棣一生和当年成吉思汗、忽必烈一样，都在征战。这些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还有一个人们没有查觉、没有留意的因素，那就是“靖难之役”的惯性。
“靖难之役”打了四年，战争随着朱棣直取南京戛然而止。战争结束了，战争机器却难以停止，战争的惯性仍然在发生作用。“靖难之役”的主要军事力量，由燕府护卫指挥使张玉、丘福、朱能等，及宦官马儿郑和、狗儿王彦等统领。“靖难之役”后，永乐期间的重大军事行为，出兵辽东并巡视黑龙江，是王彦的部队；下南洋、西洋，是郑和的部队；北击蒙古，是丘福的部队；平灭安南，是张玉、朱能的部队。对蒙古的战争，同样是这台战争机器惯性运行的结果。随着这台战争机器能量的逐渐消耗，“开疆拓土”的战争也就逐渐停息。
奴儿干都司
群狼南下
蒙古各部一直是明朝的边患，朱棣希望一劳永逸地予以解决，不给子孙后代留祸害。但汉唐以来，在北方广袤草原上生存的游牧民族，又有哪个是真正被汉族政权“殄灭”的？从成祖的思维来看，他是把这个时候散布在东起大兴安岭、西至阿尔泰山，南起开平、北至北海的蒙古各部，看成了当年以北京为都城的“元朝”，犹如明太祖当年把处在动荡中的日本视为有一个有强力君主统治的统一国家。如果说当时的元朝是一只在北京的“虎”，而此时的蒙古各部，则是散布在各地的群狼。明朝前期，蒙古有三大部，从东到西：居住在西辽河、老哈河流域即今黑龙江、吉林西部和内蒙古东部的地区的是兀良哈部，活动在鄂嫩河、克鲁伦河流域及贝加尔湖一带即今蒙古国中、东部和内蒙古北部的是鞑靼部，活动在科布多河、额尔齐斯河流域即今内外蒙古西部和新疆北部准噶尔一带的是瓦剌部，此外还有甘肃西部的赤斤蒙古等部。地域辽阔，而且各部又有多个山头，攻占一个山头，就像打散了一个狼群，还有多狼群在活动，而打散的狼群，不久又汇聚在一起。
御驾亲征
到了明成祖的曾孙，也就是英宗时代，群狼终于聚集在一起了。正统十四年（1499）瓦剌的大举南下，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此时的瓦剌，已经把蒙古“群狼”拢在了一起，大规模地向南觅食。
此时的明朝正统皇帝朱祁镇，虽然在位已经十四年，由一个九岁的少年成长为二十三岁的青年，但行政能力并没有长进。在位的十四年中，开始是太皇太后张氏，特别是内阁杨士奇、杨荣等人，帮助管理国家，后来则依靠司礼监太监王振。但是，虽然治国能力没有太多的长进，朱祁镇的梦想还是有的，而且十分强烈。用马云的名言：“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什么梦想？做“英主”的梦想，梦想效法伟大的曾祖父朱棣，亲率大军，北伐蒙古。只是随着“靖难之役”战争机器的停止运行，明军再要远涉漠北、北伐蒙古并不现实。
正统十四年七月十一日，在得知瓦剌也先部逼近大同，并且在沿边各处分道南下的消息之后，朱祁镇当即决定，御驾亲征。这个匆匆忙忙的决定，遭到几乎所有在京官员的反对。但也有人支持，支持他的是老师加监护人、司礼监太监王振。七月十五日，是中国农历的“中元节”，英宗一面派人祭奠曾祖父太宗朱棣的长陵、祖父仁宗朱高炽的献陵、父亲宣宗朱瞻基的景陵，一面调兵遣将，命皇弟郕王朱祁钰镇守北京，武官太师英国公张辅、太保成国公朱勇等，文官户部尚书王佐、兵部尚书邝野等，扈从亲征，率领京军三大营，要捕捉也先的主力，击而败之，实现自己的“英主梦”。
就在这一天，前方明军遭受惨败。总督军务西宁侯宋瑛、总兵官武进伯朱冕、左参将都督石亨等人率部与瓦剌战于大同东北的阳和，全军覆没，宋瑛、朱冕战死、石亨逃回大同。明朝朝廷后来把这一仗的失利归罪于监军太监郭敬，说是由于诸将为其所制、师无纪律所致。但事实是，在“靖难之役”的战争机器停止运行之后，明朝军队在野战中已经无法抗击组织起来的蒙古骑兵的冲击。即使在“靖难之役”战争机器尚在运行期间，丘福率领的明朝最精锐的部队，也没有办法在漠北和蒙古鞑靼部“野战”。
怯战而退
七月十六日，英宗率大军离开京师北京，此时离决定“亲征”才五天。由于王振在正统时期的所作所为，以及英宗本人的缺乏主见，所以无论是当时的人们还是后来的研究者，更相信这个所谓“御驾亲征”的主意，实则来自王振。《明英宗实录》直接就此事发表评论：“是举也，司礼监太监王振实劝成于内，故群臣虽合章谏止，上皆不纳。命下逾二日即行，扈从文武吏士，皆仓猝就道。”
全然没有实战经验的朱祁镇，却要效法久经沙场并且多次和蒙古人交手的曾祖朱棣，实现自己的“英主梦”，不啻是汇集着数以十万计的羊群，给蒙古瓦剌部的群狼送礼。大军离开北京的第二天晚上，跓跸龙虎台，不知从哪个营房传来蒙古人袭击的警报，引起全军的混乱，折腾一个晚上，才知道是讹传，尚未见敌，锐气已尽。刚出居庸关，遇上连日大雨，道路泥泞，伍不成列，军纪荡然。七月底，军至阳和，这是宋瑛、朱冕阵亡之地。十多天过去，仍然是伏尸蔽野，众心为寒。八月初，军至大同，雨下得更大。从阳和之战中逃回的石亨，详细介绍了当时的战况，极言瓦剌兵锋之盛，力劝英宗率大军“回銮”。
目睹了阳和战场的惨状，听取了石亨的现身说法，皇帝朱祁镇和太监王振决定，从大同退兵。但选择哪条路线退兵，成了问题。由于是皇帝的“御驾亲征”，是要和瓦剌主力决战，所以离京时的方向选择了北出居庸关，趋宣府，再到阳和、大同。而回师，则是为了躲避瓦剌主力，所以打算趋向东南，经蔚州即今河北蔚县、由紫荆关即今河北易县回京。据《明英宗实录》记载，这条道路的选择出自王振，因为蔚州是王振的家乡，他想带着皇帝从家乡通过，向家乡父老炫耀自己的富贵。但是，即使条路线为王振所定，也是一条比较安全的路线。如果是这样，后来的悲剧也许不会发生。但是，王振的家乡观念很重，见连日下雨，怕大军路过时践踏庄稼，所以临时决定，由原路返回，这就要趋向东北，经阳和、宣府、居庸关。这条路线比较凶险，正是瓦剌主力活动的地区。
英宗被俘
果然，大军到宣府时，有谍报说瓦剌军从后跟踪而来。朱祁镇命“恭顺侯”吴克忠为殿后，阻击瓦剌军。但是，吴克忠没有能够阻挡瓦剌军，本人战死，又是全军覆没。于是，再命“成国公”朱勇、“永顺伯”薛绶领军四万前往阻击。朱勇是“靖难”名将朱能的儿子，曾经多次随成祖、宣宗北征，正统时期，又多次领兵在喜峰口等地击退瓦剌，在当时的明朝将领中，威望、功勋仅次于张辅。但是，朱勇、薛绶的四万骑兵，在宣府西北的鹞儿岭中了瓦剌军的埋伏，再次全军覆没、主将阵亡。
朱勇、薛绶、吴克忠率领的，可以说是扈从朱祁镇亲征的最有战斗力的部队，三位将领，也都是能征惯战的名将，其中的薛绶、吴克忠，还是蒙古族将领。他们的战死，明军士气全无。大军匆匆退至离居庸关西北的土木堡，被瓦剌一阵冲杀，伤亡过半，余部溃散。 “英主”没做成的朱祁镇，被瓦剌俘虏，王振因为被视为祸首，被朱祁镇的侍卫所杀。
土木堡之变
如此顺利地击溃由皇帝亲自统率的明军、俘虏明朝的皇帝、获得无数的辎重，对于瓦剌、对于也先来说，倒是意外之喜。因为他们并没有取代明朝、恢复“大元”的打算，大举南下，只是为了子女玉帛。于是，以被俘的皇帝朱祁镇为奇货，浩浩荡荡杀奔京师而来，要索取更多的财富。
这个时候明朝，正处于向上发展的时代，明朝在北京的精英们，以新任兵部尚书于谦为首，包括内阁首辅陈循、吏部尚书王直，还有司礼监太监兴安、金英，他们说服皇太后孙氏，做出了一个极其伟大的决策，被蒙古俘虏的那个皇帝我们不要了，我们有了新的皇帝。新的皇帝是谁？朱祁镇的弟弟、留守北京的郕王朱祁钰。在逃回北京的石亨等将领的支持下，于谦组织了极为坚决而成功的北京保卫战，给瓦剌各部以重创。各地守军，也组织起有效的力量，随处对瓦剌各部进行袭击，迫使其重新退出塞外。
“土木之变”的意义
“土木之变”被许多历史著作视为明朝由盛转衰的标志，其实是一种误解，是以“事件”解释历史发展的典型案例。“土木之变”的意义在于，使蒙古和明朝都明白了一个事实：对于蒙古来说，明朝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无法撼动的；对于明朝来说，蒙古将是一个长期的客观存在，有效对付的办法，不是野战而是阵地战，“长城”的思路也由此而起。但当时的明朝人并不称其为“长城”，而是叫“边墙”。
“土木之变”特别重大的意义在于，蒙古人砸碎了明朝皇帝至高无上的尊严，而明朝的宦官和文官，在国家危难之际，坚持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个事件也让人们看到，立国近百年的大明帝国的战争机器，在蒙古人的活动区域，如果进行野战，竟然是只庞大的“纸老虎”。与此同时，也给了普通的民众一些启示，皇帝离开了紫禁城，或许真是“纸老虎”。如同中国象棋中的“将”和“帅”，是不能离开“九宫格”的，是不能脱离“士”“相”保护的。或者正是由于这个启示，被蒙古人俘虏的正统皇帝的儿子成化皇帝，干脆就不出紫禁城了。不但不出紫禁城，甚至连大臣们也不愿接见。从此，明朝进入没有权威的时代，明代社会“不动声色”地进入一个多元化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