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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50本书构筑你的商业知识图谱。大家好，我是吴晓波，今天我们开讲《枪炮、病菌与钢铁》，在这本书中，戴蒙德提出了一些非常有趣的和有创建性的观点。
一、驯化能力决定文明程度
比如他认为说，地球上各个部落在动植物驯化上的能力决定了他们初始的文明程度。
在人类文明进步中有价值的、可驯化的野生物种，比如说牛、猪、羊、狗、马等这些物种，有的成为了人类的食物，有的成为了人类劳作的辅助性伙伴，而人类对这些野生物种的驯化的时间点决定了他们的文明初始程度。
根据戴蒙德的研究，人类可驯化的野生物种在整个地球也仅仅出现在非常狭小的9个区域，而这些区域就常常被认为是人类农业的起源。
比如说，我们在中东地区、印度地区、华夏地区……就看到了最早的可驯化物种的很多经验。
那么在不同的文明体中，早期的华夏人显然是开化最早和最早慧的那一个族群，因为中国人在华北地区最早种植出了耐寒的粟，由此解决了人类生存的粮食和温饱问题，另外，在华南地区最早培育出了一年两熟的水稻。
所以戴蒙德在这本书中谈到，人类各个部落在动植物驯化上的能力决定了他们最初始的文明程度。
二、病菌对人类文明进步的影响
另外，戴蒙德在书中把病菌作为了人类文明进步非常重要的、不可测的，可以说是既带有偶然性，又带有必然性的一个选择项。所以你看，它的书名叫《枪炮、病菌与钢铁》。
戴蒙德说，在整个近代史上，杀死人类的主要杀手是什么呢？人类文明的进步是人类与人类之间的砍杀，是不同技术的迭代，但是他认为，真正的、最主要的人类杀手是谁呢？是那些看不见的敌人，它们叫天花、流行性感冒、肺结核、疟疾、瘟疫、麻疹和霍乱，这些病菌都是从动物的疾病演化而来的传染病。
我们今天在做演讲的时候，2020年，刚刚发生了一场新冠疫情，大家每一个人都可以感受到这个看不见的敌人。当它突然间爆发的时候，比如1月份在中国的武汉地区，打乱了整个中国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秩序；然后当它3月份开始向全球蔓延的时候，它打乱了全球的政治和经济秩序。
甚至到2020年结束的时候，我们仍然不能够明确地回答，这一年的新冠疫情对这100年来人类文明进步和全球政治经济秩序到底造成了多大的影响。
在人类几千年历史上，像新冠疫情这样的状况并不是第一次发生，而且我认为大概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发生。人类历史上已经无数次发生过这样的景象，而在历史上有几次这些流行病的发作，改变了整个人类文明历史的轨迹。
比如在14世纪，欧洲曾经发生过一场惨绝人寰的黑死病。从1347年到1353年，6年时间里面，整个欧洲有2500万人死于黑死病，占到了当时欧洲总人口的1/3。
黑死病在14世纪不但造成了欧洲大规模的人口减少，还产生了另一个文明的结果——造成了神权体制的彻底瓦解。
中世纪以后的文艺复兴运动和人文主义的觉醒跟黑死病有很大的关系，正是因为黑色病的爆发突然让人重新意识到世俗的重要性，意识到人的命运最终掌握在自己的手上。
所以，世俗的权利对抗神权的决定性战争，不是通过人跟人之间的战争来结束的，也不是通过意识形态的战争结束的，而是通过黑死病的爆发——流行病造成了神权时代的结束，一个中世纪文艺复兴时代的到来。
那么到了16世纪的时候，又出现了一个很严重的疾病。
在1490年代末的时候，有过一个叫地理大发现，当时哥伦布到达了美洲大陆。当哥伦布到达美洲的时候，当时南北美洲加在一起共有2000多万的人类，他们叫印第安人。但是在100年后，这2000多万印第安人的人口减少了95%，95%的人都不见了。
他们去哪了？他们消失了。他们是被谁杀死呢？他们是被那些到来的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意大利人和英国人杀死的吗？不是的。绝大多数的印第安人是被这些士兵所带来的流行性感冒、疟疾和鼠疫所杀死的。
当这些士兵从欧洲来到南美洲的时候，他们的人体已经带有了免疫能力，但是他们把这些病菌带到了美洲。而美洲在此之前并没有爆发过这些大型的流行性疾病，所以这些疾病一个部落一个部落地杀死了那些印第安人。
所以，你看，无论是黑死病还是印第安部落的群体性消亡，都跟天花等流行性疾病有很大的关系。
三、“最优分裂原则”
我们可以把戴蒙德的这本《枪炮、病菌与钢铁》看成是一部很有趣的人类演进文明的简史，戴蒙德从几千年前人类的演化开始，一直延续到近代和现代文明体的进化。
那么，这本书的其中有一些章节，在中国读者看来也非常有意思。因为在研究人类文明进步的时候，你一定要回答一个问题，这也是中国读者非常关心的问题，那就是：在近代工业革命以后，为什么是欧洲人，而不是东方的中国人或者印度人，成为新的文明发展演化的主宰者？
这个问题就跟耶利所提出的白人跟黑人对人类文明进步所造成的不同结果是一样的，这也是一个世纪性问题，是东方人和西方人不断在回答的一个问题。
戴蒙德在书中讲到了中国的早慧，中国人最早“驯化”了粟，驯化了猪、狗、鸡和水牛，然后在早期形成了全球文明体中，一个非常庞大的文明标本模型和文明形态，那么为什么最近200年来，在工业革命发展时期中反倒会落后？
戴蒙德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叫“最优分裂原则”。他说，人类文明的进步遵循丛林法则，文明自身的进化是在不断的接受外来挑战的情况下发生的。
欧洲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小的民族，它的地理环境的沟通非常困难，所以欧洲长期以来处在相对分裂的状态。
那么在戴蒙德看来，因为有分裂，所以有竞争，所以人必须要在这个恶劣的环境中进行自我能力的提升。
那相对中国，大一统以后，在200年300年时间里面形成了一种超稳定的文明结构。我们在彭慕兰的“大分流理论”的这些书里面，曾经跟大家解释过这个情况，长期的超稳定结构造成了这个民族的一种内卷式发展逻辑。
所以在文明进步中，戴蒙德提出说，创新在带有最优中间程度分裂的社会中发展得最快，太过统一的社会处于劣势，太过分裂的社会也不占优势。
太过统一的社会就相当于华夏文明，这个社会并不占优势；太过分裂的，比如说像那些太平洋上、大西洋上的群岛，甚至像印度这样的国家，太过分裂以后也不适合创新的发展。
欧洲是处在过度分裂和过度统一之间的一种中间状态，所以戴蒙德说，这个造成了文明的进步和发展，而相对在中国地区，因为超稳定结构，带来了过于安逸和内卷式的经济发展。
四、结束语
我们从哪里来？我们为什么来到这里？区域与区域之间，不同民族之间的文明状态为什么会有差异？中国为什么会落后？而到今天，我们有没有可能摆脱民族的劣根性，获得新的成长发展？
我想，每一个人对这些问题都有不同的解释，而戴蒙德从一个非常经典的人类学家的角度，对我们提出了这些问题，同时给出了一些有趣的答案。
他也许是对的，也许是错的。对我们每一个读者来讲，他不过是打开了一扇问题的窗口，最终的答案可能需要通过我们自己的实践、我们自己的智慧、我们自己的能力，在不同的岁数、不同的时间点，回答戴蒙德所提出的这些问题。
关于《枪炮、病菌与钢铁》的解读就讲到这里了，我是吴晓波，我们下一本书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