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刘子1984
回不去的振兴
7月初，趁上海疫情缓和，出城四处走访。尽管疫情迟早会改变，生活也一定会回归正常，但有些事物，恐怕再也回不去了，因为变革已彻底发生……比如，乡村振兴。
先说一个我一直跟踪的北方小村。这个小村地处山区，既不靠近城市，也缺乏独特资源或产业，唯独有的，是因为地理位置较偏僻，还没有被破坏的村貌、民风，以及文革时期留存下来的集体建筑。
前两年，在当时主政领导的热情倾注，以及众多乡建人士、艺术家的共同推动下，这个小村走出了一条“乡村美学”的差异化道路。
它没有搞时兴的文旅、民宿，也不搞大拆大建，而是邀请知名乡建学者、设计师，将保存完好的大队部、供销社、仓库等老建筑“修旧如旧”。同步，他们发挥各自资源整合能力，邀请了国内知名的商业文化品牌，开设了乡村书店、新“工销社”、文化展厅等，并举办了一些较高规格的在地艺术展、乡建活动等。如此，政府引导，由文化入手，以点带面，用少部分的钱就盘活了一个沉寂的村庄。
随后，一批文化乡建人也陆续到来，他们发掘地方文化特色，协助村民，恢复并组建了地方戏团、武术队、儿童歌唱团等村民组织。当消散了几十年的戏曲声响起，村民们热泪盈眶，连连说着，“村里的魂又回来了”，此时，硬件升级+文化回归，一场传统又现代、质朴又美好的乡村美学振兴便焕然新生。
此后，围绕这些关键节点，政府和艺术家联手，在村里的空地上设计了一些极具艺术感的儿童游乐设施，一些乡村教育公益基金、大学教授也陆续参与进来，村庄迅速声名鹊起。
随着游人渐至（虽然不多，也不需要多），周边村民纷纷将自家房屋改造成乡村民宿。政府也收置了一批民房，打算统一改造成接待、服务设施及乡村酒店。一场由内而外的乡村美学实验，正不断结出硕果。
接下来的变化主要是两方面。一是主政领导的离任，尽管他的内心还想继续扎根本土，将他的县域经济探索深入下去，并期望摸索出一条改变内地县域经济粗放发展的新路径，但无奈任期已满。后来，继任的主政领导虽不反对这场乡村美学探索，但热情已不在此。
更大的影响还是疫情。当地是一个小县，经济基础薄弱，加之本土曾出现疫情，占财政收入较大比重的旅游收入受到巨大冲击，原本就不富裕的地方财政雪上加霜。加之疫情下主政领导的再次更换，导致包括乡村美学在内的各种积极、创新的探索面临收缩。
最新了解下来，由于出现较大面积的费用拖欠，那个小村的许多政府文旅项目进展缓慢，甚至面临停滞。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周边村民自己改造的民宿早已投入运营，且运转良好。但政府项目迟迟无法完工、投入运营，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乡村风貌，和发展信心。
疫情以来，类似例子各地并不少见，以往由政府投资、主导的乡村振兴项目，由于财政紧张，或多或少都面临着困难。这种困难的影响是系统性的，它不像村民自建的民宿，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应变，有钱就大改，没钱就小改，符合条件了就先开起来，然后再一点一点缓慢“迭代”。只要“不死”，就一定能慢慢“活”起来。
但政府的项目，很难自我缓慢“迭代”，除非领导重新重视，或再来一次大水漫灌。但随着经济增长的放缓、后疫情时代的延续，这种困境，短期内恐怕不会出现。
所以，政府不能太自信。传统政府主导型的乡村振兴模式，也必须要有所改变。
走过世界，回到彭镇
趁着在成都的行程间隙，我抽空去见了一位乡建老友。
疫情、政府财政变化的冲击，首先体现在她身上，许多合作的乡建项目不再续约或中断，不少款项还难以结清。她干脆选择暂停，回到老家相夫教女、读书写作。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收起乡村振兴事业的她，生活状态却令人生羡。
去年，她将家搬到成都双流郊区的百年老镇——彭镇。她和丈夫一起，在老街街头上开了家叫“画月”的画室。画室临街，租金一年2万，并不算贵。老镇消费也低，对门的小饭馆儿，点好菜送过来，三四十元就够我们几个人美餐一顿，她们一家三口也可以常年不开伙。
进了老街，时光穿越般温和、淡定。除了政府后铺的路面、装的路灯，街巷完全保留着旧时模样，老式的缝纫店、铁匠铺，各种老手艺人，都埋头做活儿。店面也不搞装潢、修饰，连店门板也都一片斑驳，显然没有搞旅游“文创”，也无意讨好外来游客。
旧模样的不止临街商业，生活也是。穿过门洞进去，后面是居民的旧宅。曲折的巷落，深浅不一，左右宅院鳞次栉比，中间往往还夹着公共厕所。路边随处晾着人家的衣物，在微风中飘摇，预示着主人的环肥燕瘦。透过绿植围成的篱笆望进去，许多门户别有洞天，欢笑声也不时传来……如此，由繁华大城市，而郊区，而老街，而小巷，而推门入院，这样的归家路，何尝不是一种生活的修为。
｜彭镇人家
二百余年的彭镇，名人辈出，写《为学》之“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的彭淑端，清代儒学、医学大家刘沅就出生并传道于此。其中，刘沅所建槐轩书院依然立在街旁，两百年木结构建筑，已四处漏风，门板脱落，但依然像个老者一样倔强地站立着。
我说，政府也不维护一下（事后得知是修复困难，一再延期），朋友却说，就这样，挺好啊……老街自自然然地，希望政府越少干预越好。
彭镇最著名的，当属百年老茶馆观音阁，其盛名享誉成都乃至川西，远远盖过彭镇。这是一栋明末老建筑，原是一座庙宇，民国初年改作茶馆。文革期间，一度作为镇上的会场，至今还保留着许多语录、壁画。
而这一切，都还原封不动地保留着。灰瓦青砖木板，房顶上的蛛网，墙壁上百年的“污渍”，脱落了石灰后露出的土木质“混凝土”，和四处漏风的门窗棂楣，一切都已斑驳得不成样子。以及熏黑的灶台，幽幽暗的喝茶环境……显然店家从未想过修缮、改变。
若是有洁癖、或强迫症的人，怕是要夺门而出，然而喜欢的人却视若珍宝、流连忘返。门顶上是“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的标语，脚下是人们几百年踩出来的，坑坑洼洼的泥地，其坚硬程度堪比水泥地板，却不似水泥地的冰冷、阻隔，而充满人文的温度，和生活的地气。坐在阳光透过来的明处或照不到的暗处，点上一碗茶，呷一口，再将身子靠上竹椅椅背，不由发出一声惬意的喟叹。
｜茶馆百年
百年沧桑，茶馆更无意讨好比它年轻得多的游客。它一早开放，来喝茶的多是本地老人，一两块钱一碗。随后居民们散去，游客陆续到来，收费十元一碗。如此“歧视对待”，按理难免口角，大家却不以为意，乃至喝的茶成色如何，也没有那么重要。
客人闲散，掌茶的伙计也乐得自在。他拧着水壶晃着，不时停下来加水，他还会掏耳朵，这些，都手法从容、沉稳，再细看，他精瘦、精神，仿佛青城山下来的得道道士，只不过藉此隐修……这个小小的茶馆，竟有一种天人合一的质朴和真意。
出了茶馆，树底下的“苍蝇馆子”生意火爆，一旁还支着不少本地人的麻将桌。你吃你的饭，我打我的麻将，大家互不为意。转角处，则是外地青年在老房子里开设的“candy·coffee”，卖着手冲咖啡、冷萃咖啡、甜品、奶茶，坐着不少时髦的年轻人，门前还泊着许多宝马、哈雷，或我叫不上名头的摩托车……人们各有各的所好，各有各的活法，无需因贫而惭愧，亦无需在心里互相“问候”，而充满参差不齐的和谐。
可贵的是，人们就爱这自然而然，政府也没有热衷于整齐划一、打造繁华景象，把路修好一点（水泥地仍然破坏了景观）、装上路灯、搞好消防，你们爱咋咋地。也正因为这个“爱咋咋地”，才诞生了独一无二的彭镇，即便疫情反复，它也处变不惊。
这，或许就是朋友看过世界后，搬来这里的原因罢。
令人欣慰的纠结
在成都还有一个设计院的朋友，他正纠结于“天府新区”城郊的一处乡村规划。而他的“纠结”，却令我倍感欣慰。
天府新区是国家级新区，更是成都发展的方向，在新区城市界面与乡村的结合部，政府正在谋划大面积的乡村振兴规划。如此优越地段、体量，成都市政府投入的大量资金，自然引来众多企业，包括许多国字头企业的开发热情。好在，地方政府没有醉心于大规划、大战略、大拆大建，也并没有急于动手。因为，政府也正纠结着。
也许，大家的认知是一致的——今天的乡村振兴，正面临一个瓶颈。一方面，从政府到社会，都已认识到不能以城市化的方法“建设”乡村，加之近年来地方财政的紧张，也促使地方的城乡建设由粗放投资转向精细化；另一方面，飞速发展、城市价值与科技标杆明确的年代，我们也很难用传统乡建的方法搞振兴。
这种城乡结合部、区位条件较优越的乡村，众所瞩目，利益错综复杂，更加如此。附庸于城市化，大拆大建，或作为城市配套，都不是好答案，各方阻力也很大；搞村民自建、社区营造，搞观光农业、民宿、乡村文旅，又是小打小闹，人云亦云，且满足不了市场定价的预期，将导致区位、生态资源的浪费。加之市面上缺乏对标案例，因此纠结在所难免。
这些村庄真正的方向，以及实践意义，不止于乡村建设，更正在于探索一种乡村振兴的新机制，是探索一种生态、人文、经济和谐发展的城乡建设新方法。
方法需要探索，但建立原则是首要前提，那就是——明确各方职责、能力范围和边界。
首先，政府应做好教练员、裁判员，谨慎成为运动员，尤其防止踢着踢着又踢成主力，“乡村运动而农民不动”。
政府的决心和投资不可谓不大，但切忌据此大包大揽，建好董事会、做好董事长，做好顶层规划、战略方向，提供资源支持为主。具体执行、管理理应放给“市场化职业经理人”“广大员工”，没有他们的创业热情、市场开拓能力，你投资再大，最后都只能砸出一个坑。
投资人接下来要做的，是提供基本的办公设施，打造有吸引力的工作环境。如同开头所述的北方小村，政府选择把钱花在刀刃上，建好公共配套，打造好乡村书店、工销社、展览馆、儿童游乐等关键亮点，剩下的空间就让给村民、市场经营者，最终激发了多方的积极性与深度参与。这时，哪怕疫情下政府投资项目有所停滞，这个村庄也不会“死掉”。
随后，政府还要做好裁判员，严格“球场准入”，不能让见人就飞铲的劣迹球员、破坏规则的业余球员入场，或一旦发现必须立即亮牌，否则，一场好球赛必将把所有人都踢得寒心。此时，政府再如何张罗，这场宏大的振兴也只能自娱自乐。
第二，确立以村民为主的运作体制。当然，这里的“村民”，不能是狭隘的“本村村民”，更不能搞成宗亲团伙。
历史反复证明了“小农”的封闭性、局限性，“村民”主体不开放，投入再多外力（更不能是以权力平推）也是枉然。
中国几千年的传统乡村管理，以及以晏阳初、梁漱溟为代表的民国乡村建设理论、实践，都强调“教化”，以及围绕“教化”形成的组织，以此克服“小农”的封闭、自私。
上世纪初，晏阳初就指出，农村应该建什么？不是“办模范村”、修马路、搞图书馆，也不是办救济，“很简单，一个字就可以答复，农村建设就是建‘人’……我们的工作不是烘托、粉饰，供人欣赏、参观，而是把我们对象的‘人’，能使他们自觉，由自觉进而知道自己能改革，自己创造，自己建设”，由此，他建立了平民教育促进会，并在各地乡村广设平民学校。
平教会的学校是开放式的，面向全体老少村民。一方面，他针对乡村“愚、贫、弱、私”四大现状，开展通俗、实用的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另一方面，他以教育为核心，构建其“管教养卫”体系：“管”包含村级公民服务团，乡镇公民大会、经济建设委员会等；“教”包括乡村民校、同学会，传习处及公民服务训练班（成年农民继续教育）、广播站等；“养”包含农作物品种改良、合作社、信用组等，从产、运、销、金融方面全面组织农业经济；“卫”则体现在建立“保健院（县）-保健所（乡镇）-保健员（村）”体系，预防天花、牛痘等常见病，并进行水井改良、建立小学体检及卫生档案等。
晏阳初的这套方案，后来发展为定县县政改革，直到被日本侵华战争打断。但其影响极其深远，他创立的乡村卫生体系，一直沿用至今，而直至上世纪80年代我国教育大普查，定县还是全国唯一的无文盲县。
｜晏阳初组织的定县改革
此外，梁漱溟的“乡农学校”、黄培炎的中华职业教育社等，也走了类似路径。一方面，正如梁漱溟所言，“乡村建设大部分都是经济建设”，他们并不奉行乌托邦，而是通过教育行组织经济之事，另一方面，他们的事实证明，不解决乡村的“教化”和“组织”问题，乡村就无法实现自主的振兴。
现实中，成都蒲江县的明月村也是好例子。
明月村的振兴，关键在建立了一个“新老村民文化共同体”。在村庄早期建设过程中，政府真正做到了指导而不参与、干涉，政府派驻的驻村干部、操盘手、核心团队，逐渐走向村民而不是依附于政府。
这个核心团队，一没有想过把本地村民迁出去，二想方设法“招商引资”引入新村民，事实上，政府的基础服务做好了，新村民自然乐于进入，三，格局形成后，他们的核心工作转化为新村民和原住民的不断融合，他们开设了“明月讲堂”，新村民带动老村民创业，他们成立了旅游合作社，以及明月之花歌舞队、明月村放牛班合唱团等……这些，都由新老村民共同组成，大家遇事相商，共同举办活动，如此，一个集村民教育和“政治协商”的，共同生产经营、共同协商决策、共建村庄生态的乡村振兴模式应运而生！
｜明月村自己办的诗歌音乐会 李耀/摄
而这种共同体的诞生，既解放了政府投资和管理，又可以帮助村庄抵御风险并统一对接市场，从而实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
第三，政府+村民之间，还须发挥市场的核心作用。
政府的投资应当是引导性的，应该用在刀刃上，但村民的投资往往不成规模，且被动“随大流”，要盘活市场，要创新发展，注定只能依托市场力量。
遗憾的是，中国的市场化乡建力量太薄弱，缺乏批量的、有全套运作能力的经营主体。放眼望去，要么只有前端的规划、设计能力（如众多设计院），他们远离市场，其中多数还抱着城市化改造、搞景观建筑的思维模式；要么，只会施工、建造，赚房地产的钱；要么有运营能力而缺乏投资能力，只能走轻资产的，类似于民宿连锁管理、品牌输出的路径；要么只能等市场成型后，跟着做一些亲子游乐、自然教育之类……大家赚一点是一点，原本就分散的乡村，更被搞成前后脱节、一盘散沙！
真正拥有从顶层设计、到中间资源整合、到终端建设运营能力的企业，十分稀少，尤其还有研发、创新能力的，更屈指可数——没有足够数量的、对乡村理解深刻、又具有产业塑造能力的乡村建设企业，乡村经济就永远难以产业化，乡村振兴就始终难以盘活。
因此，要将乡村振兴推向更务实、更深入，就必须不断鼓励、培养这种类型的乡村建设企业！
综上，乡村振兴是谁的事情？一定是政府、乡村和市场三位一体的事情。建立乡村生态、人文、经济的“命运共同体”，探索三者的能力激励机制，并逐步明晰边界，产业化、规范化运营，才是乡村振兴、城乡融合，乃至中国经济内循环的根本方向。
疫情正在潜移默化地改变，从个人到企业到政府的许多习惯。这种改变，多年后回头再看，未必不是一件好事。那就让改变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