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5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其中一项重要议程是听取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修正草案的说明。会议期间，代表们将审议该修正草案并表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立法法》的决定草案。
《立法法》也被称为管法之法，要论贴近性，从字面意思上看，似乎不如《民法典》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要论实用性，似乎又不如《外商投资法》对于现实经济活动影响那么大。
果真如此吗？负责顶层设计、听起来“高大上”的《立法法》与你我有关吗？
一
2015年10月，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莫干山路、环城北路交叉口，市民潘洪斌一辆外地牌照的电动自行车被杭州交警扣留。
《法治中国》专题片截图
当事交警依据《杭州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条例》，准备将扣留电动自行车，托运回自行车原籍所在地，也就是潘洪斌的老家，湖州南浔。
“较真”的潘洪斌于2016年4月致信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对《杭州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条例》进行审查，请求撤销该条例中违反行政强制法设立的行政强制措施。
收到建议后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对《条例》进行了认真研究，认为《条例》关于扣留非机动车并强制托运回原籍的规定，与《行政强制法》的规定不一致，于是要求制定机关对条例规定进行相应修改。最终，潘洪斌如愿拿回了自己的电动自行车。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给潘洪斌的复函。
我国现行《立法法》是2000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的，2015年3月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作了部分修改。本次《立法法》修正草案经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两次会议审议后，已先后两次在中国人大网全文公布草案征求社会公众意见。
“潮新闻”记者注意到，在中国人大网上公布的草案中，有两处内容都跟完善备案审查制度有关。潘洪斌案件看似不大，但恰恰反映出我国《立法法》在备案审查制度中，合宪性、合法性审查工作还有提升的空间。
“合宪性审查被誉为立法审查制度的‘拱顶石’，其对于维护宪法法律权威、有效解决法律体系内部冲突和提高立法质量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法学会立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天津大学特聘讲席教授熊文钊告诉“潮新闻”记者，截止目前，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为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已连续六年发布备案审查报告，纠正了许多违反宪法的立法行为。
比如受人诟病的“同命不同价”现象。曾经，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以及被扶养人生活费，往往会根据不同地域的经济发展状况进行不同判定。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的一条人命“价格”，可能是经济欠发达西部地区的几倍。还有的地方，甚至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都会以不同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
又如饱受争议的“交警查手机”现象。为了确定交通事故双方的责任大小，一些地方性法规规定交警部门可以查阅复制当事人通讯记录，被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在备案审查中认为“不符合保护公民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的原则和精神”。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郑磊教授告诉“潮新闻”记者，“交警查手机规定”的问题在于，“地方性法规没有权限去规定限制公民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的内容”，他同时强调，“关键的是，宪法上每一项权利怎么落地，这是需要制度渠道的。在这个案例里面，就体现了《立法法》的规定。
全国人大相关机关如果认为法规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可以向法规制定机关提出审查意见。这次修改，进一步强调，对存在合宪性、合法性问题的，也要向制定机关提出审查意见，如此一来，备案审查就能更充分地为公民基本权利保驾护航。”
由此看来，《立法法》的修改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每一个老百姓、社会人都是参与者、局中人。
二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本次《立法法》修改贯彻始终的原则和一大亮点。为何如此强调“人民民主”，而且还加上了“全过程”？这要从《立法法》制定的背景和初衷说起。
“人民只有投票的权利而没有广泛参与的权利，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这样的民主是形式主义的。”2019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虹桥街道考察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基层立法联系点时深刻指出：“我们走的是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
“从此前已公布的内容看，此次《立法法》修正案将‘坚持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确立为立法原则，这意味着合宪性审查机制应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拓宽人民群众诉求表达的渠道和机制，让人民群众在监督国家各类立法行为中切实发挥重要作用。”中国法学会立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天津大学特聘讲席教授熊文钊说。
如何体现全过程民主，避免形式主义？具体来说，就是要在立法时广泛听取意见，审议、公布时做到公开、透明，提高人民群众的参与感。
义乌市民讨论法律法规草案。义乌市人大常委会供图
基层立法联系点是人民群众参与立法的平台和纽带。“潮新闻”记者发现，中国人大网全文公布的草案中，新增了“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根据实际需要设立基层立法联系点，广泛征求基层群众和各方面人士对有关法律草案的意见。”
基层立法联系点相当于国家立法“直通车”，通过基层立法点，老百姓可以结合实际，既可以反映社会治理问题，也可以提出立法建议。“夯实立法民主程序，扩大优化基层立法联系点，及时吸纳百姓好的建议和意见，是给广大人民群众的制度福利，意见提的越多、越有助于提高法律草案质量。”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教授林彦说。
绍兴市柯桥区安昌镇组织区、镇两级人大代表候选人走进茶馆与选民面对面互动交流。拍友蔡荣章摄
截至目前，不断增加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基层立法联系点，辐射带动全国各地设立了509个省级基层立法联系点和5000多个设区的市级基层立法联系点，形成了三级联动的工作机制，搭建起了基层群众共商共建共享的大舞台。152部法律草案征求了相关意见和建议，老百姓通过这个平台，“原汁原味”地提出了15000多条意见建议。
立法公开，不仅有助于增进立法民主，也有助于提升立法权威。林彦告诉“潮新闻”记者，现行《立法法》所规定的法律公布，仅指公布法律文本。中国人大网公布的《立法法》修改草案，在立法公开方面也提出了进一步细化要求。“今后，不仅要公布法律文本，还要公布立法背景资料，比如审议结果的报告，让老百姓能够全面地了解动态进程和内容，在做好立法宣传的同时，也就自然体现出立法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林彦表示。
三
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立法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先手棋”，对于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经济发展、文化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是客观事实，如何因地制宜，制定最符合地方实际发展情况的法律法规至关重要。
中国人大网公布的修改草案中，新增的“区域协同立法”，同样成为人们关注的要点之一。草案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区域协调发展的需要,可以协同制定地方性法规”，可以“建立区域协同立法工作机制”。
何为区域协同立法？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副院长郑磊教授告诉“潮新闻”记者，可以用某一领域的“专题通法区”“立法合作区”去形象地理解，这是为适应区域协调发展需要而立法合作解决某类共同问题而生。
“比如说，克服地区间低水平同质化、产业结构趋同化的产业结构政策事项，实现区域内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和资源优化配置的市场经济秩序事项，统一社会保障标准等社会事业和公共服务的事项，自然资源管理和生态环境保护的事项。可能涉及的事项很丰富，具体在哪个点落地协同立法，看特定区域的发展需求。”郑磊说。
除此之外，从此前已公布的内容看，《立法法》修正草案还赋予了设区市更大的立法权，更好地保障基层社会治理。
浙江见义勇为者获颁“浙江好人”荣誉证书。
见义勇为难以认定，一直是一个社会症结和难点，长此以往会挫伤人们见义勇为的积极性和踊跃性。
“在《立法法》修改后，设区的市比如杭州，就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制定‘见义勇为’相关的地方性法规，在社会上形成互帮互助的风气和氛围。”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教授林彦告诉潮新闻记者。
为国也，观俗立法则治，察国事本则宜。从制定法律，到治理国家，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因地制宜、切合实际是根本原则。
《立法法》修改，与你我有关吗？答案不言而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