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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中国历史，它总得有个起源。那么，中国历史究竟从哪里算起呢？
您应该听过这样一个说法：“中国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而按照司马迁《史记·夏本纪》中记述的最早的王朝夏朝算起，也不过四千年左右。这下您可能就困惑了，中国历史到底是几千年呢？
“五千年”的说法与同盟会
其实，五千年的说法与孙中山等成立的同盟会有关。
1908年，同盟会陕西分会在祭祀黄帝的祭文中，第一次明确地把黄帝作为汉族人民的祖先和民族象征。此后，黄帝又从汉民族的祖先升华到全中华民族共祖的空前地位，这其实是现代中国一系列社会政治重建的结果。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通电各省，以黄帝纪元4609年为中华民国元年。
可是，连司马迁在《史记》里，也没有明确黄帝在世的具体年代，那么孙中山的这个各省通电，是从哪里来的呢？
孙中山这个通电的年代数据，据说来自当时同盟会创办的报纸《民报》。在清末民初，当时的中国曾经兴起一股“黄帝热”。有人推测《民报》采取了北宋理学家邵雍《皇极经世书》的说法，认为黄帝纪年接近五千年。那么可以看到，我们说中国具有五千年历史，这个观念其实是很晚近才形成的。
《皇极经世书》
这个观念形成的时代背景，是我们近代这多灾多难的一百多年。最大的问题在于我们失去了以往高度的自尊自信。我们被打得清醒过来，清醒之后又颓废，感觉自己处处不如人。在那个时候，中国太弱了，我们必须建构起一种民族主义的统一感，要团结一致，用自己的文化传统对抗外来的西方文明，来建构国族认同、文化认同，于是我们把中国古典文献中传说时代的一位圣王——黄帝作为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
作为中国人，本身会有这种在救亡图存环境下生发出的复杂的心路历程。我特别理解清末知识分子把黄帝作为五千年历史开端的心态。这种对于共同祖先的追溯，这种寻根问祖的工作，是当时的中国人不得不做的一种选择。
寻根问祖的考古人
我们考古人对于上古中国的认识和建构，也是一种寻根问祖，是学术上的寻根问祖。但是作为一个学者，在追求史实复原和建构国族认同的过程中，是否应该把我们的国族认同建构在相对真实的、迫近历史真实的基础之上呢？
如果我们冷静、客观地从考古学的视角看，那么狭义的、作为政治实体的中国就只能上溯到距今3700年前的那个时候，从作为核心文化的广域王权国家的形成开始算起。广域王权，顾名思义，就是说这个国家形态的特征在于拥有较为广阔的领土，国家统治者也具有强有力的控制权。
对于我们熟悉的广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版图，我更愿意把它用地理的概念称作“东亚大陆”，因为在我所阐述的距今3700年前，是没有一个庞大的“中国”存在的。在东亚大陆这个地理板块里边，最初真正作为核心文化的一个政治实体，不管是叫广域王权国家，还是叫国上之国，它只是产生在被我们称为中原的这样一个狭小的地域范围里边。最初的东亚大陆是满天星斗的状态，族群邦国林立。
现在，我们学术界倾向于用社会发展、用社会组织形态来划分大的时代。
在东亚大陆这块土地上，先是大体平等的前国家时代，然后是邦国时代，也就是没有中心的多元化时代，再下是王国时代，就是有中心的多元化时代。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以考古学上的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二里头集团出现了，它是广域王权国家的先导，可能是夏王朝的遗存，而后，商王朝出现了，但它们顶多是盟主，而不具有像后来帝国郡县制那样绝对的行政统驭权。等到了秦汉时代开始的帝国时代，那就是一统、一体化了，基本上是这样三个大的阶段。这其中，二里头和秦王朝是两个大的节点。因此，我们说二里头是最早的中国，意味着在二里头之前，并不存在更早的“中国”特征。
（二里头地图）
二里头：最早的中国
在我看来，二里头，就是最早的中国。要论证这样一种观点，其实是需要很大勇气的，甚至要挑战许多人的认知，还要接受来自于别人的质疑。那么，我这样的说法到底有没有依据？能不能站得住脚呢？
我们学术界有一个概念，就是China before China，也就是“中国之前的中国”。如果说二里头是最早的中国的话，那在二里头之前没有哪一个政治实体可以称为中国，因为那些区域性的文化或原初的文明基本上都没有突破具体的地理单元，比如一条河流、一个盆地，没有突破这样的自然地理框架，因而它们只是区域性的文化。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面积跟欧洲差不多，而当时东亚大陆的政治态势跟现在的欧洲几乎也是一样的，那就是邦国林立，而不是说有一个大的作为核心文化的政治实体。先秦文献《左传》中，有“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的记载，就是大禹召集诸侯会盟那个时候已经有一万个国家。当然这是虚数，那个时候就是万邦林立、万国林立这样一种情形，我们把它称为前中国时代。
大禹治水，这只是个象征，还不能看作是史实，但从那个时候开始逐渐有社会整合了。
（大禹陵，位于今浙江绍兴）
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也就是距今约7000年至3800年前后这三千多年里，东亚大陆从东到西有多个区域性的文化或者是史前文明出现了。那个时候东亚各地居民特别喜爱玉器，玉石加工特别发达，最初就是利用物理变化把玉石做成人工制品，我们可以称其为东亚大陆的“玉器时代”。
后来到了距今4000年至3500年前后，最早的青铜器出现了，但青铜冶铸技术是怎么来的还有争议。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东亚大陆的青铜技术应该是引进的，是受外界影响而出现的。青铜出来之后，就导致整个东亚大陆社会面貌的改变。大体上在距今4000年前后，有一个大的断裂，从那时开始，像考古学上的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殷墟文化就是所谓的夏商文化这样大的中原文明出现了，超越地理单元的、积极向外扩张辐射的中心出现了。
其中二里头文化约距今3800年至3500年，二里岗文化约距今3500年至3300年，殷墟文化约距今3300年至3000年。这三个前后相继的考古学文化的核心区域都在今天的河南省境内，向外辐射到周边区域。我现在是二里头考古队的队长，二里头这个遗址在早期中国的都邑中既不是最大的，也不是最早的，但它是整个东亚大陆人类群团从多元走向一体，从满天星斗变成月明星稀的这么一个节点，而青铜的出现、青铜时代的到来在其中起到了极大的催化作用。
前面讲的是我们从考古学观察到的现象，从多元到初步的一体化，其中有大的节点。而中国有极其丰富的古典文献资源，我们不能无视它的存在。考古学与古典文献相结合的整合研究，是古史探索的必由之路。但这种整合研究也不是没有问题的。
从司马迁的《史记》开始，三代王朝夏、商、周被认为是华夏族群的成年礼。但是三代最初的夏和商王朝的状态还扑朔迷离，现在还有争议。
（许多学者都试图对夏商周三代王朝的历史制度进行探寻。图为冯柳堂在1930年发表在《社会月刊》上的文章）
殷墟
一直以来，我们就存在着历史文献学和考古学两大话语系统，这两大话语系统最初是边界明显的：一边是历史文献上的伏羲、女娲、三皇五帝、夏商周王朝；一边是考古学上以遗址所在的小地名命名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以及它们所代表的时代。这两大话语系统的合流是在殷墟。
为什么是在殷墟呢？有一个绝对不可逾越的条件就是，当时出现了可以证明自己族属和王朝归属的文字材料——那就是著名的甲骨文。有了甲骨文，这两大话语系统才能合流，才能以族名或朝代名来称呼它们的使用者。考古学一个最基本的研究方法就是由已知推未知，从我们称为信史、有文献记载可以引证的时代，从这儿开始往前追，但再往前就进入说不清楚的传说时代了。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法”，就是通过把地上的文字材料和地下的文字材料相结合来确证殷商王朝的存在。要注意这里说的都是“文字材料”，证明至少出土甲骨文的殷墟时期已经是信史了。在那之前没有文字材料，也就没有信史可言。
（甲骨文的发掘引起了社会各届的密切关注。图为1923年《晨报副刊》讨论甲骨文之历史及其价值）
在前殷墟时代，如果我们把考古学遗存跟文献记载的族属、王朝归属相对应的话，都只能是推论和假说。就是因为它没有直接性的文字材料可以互证，所以在大的历史分期上，我们习惯于根据文字材料的有无和利用程度，把全部历史时段分成历史时期、原史时期和史前时期。历史时期就是英文的history，这是有明确文字记载的时期；原史时期叫作proto-history，在这个时期文字开始零星出现，但还不足以解决狭义的历史问题，或只能使用晚近的追述性文献材料；史前时期叫作pre-history，那是完全没有文字、文字材料的时代。那么，从偏于保守的考古学者的立场出发，我认为在甲骨文那样的“内证性”的文书材料发现之前，我们不能确认夏和商代早期的具体考古遗存，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究。
（殷墟，位于今河南安阳）
刚才我们说到，一方面我们有丰富的历史文化传统，有丰富的文献，同时我们也把证经补史作为上个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考古学的一个重要研究目标，有大量的学者参与包括二里头在内的夏和商代遗址的发掘和研究，甚至就几处重要的中心聚落的性质展开论战。
但如前所述，将主要的关注点放在无法确证的历史文献和考古遗存间“对号入座”式的比附分析上，根本无助于解决早期中国的形成问题。因而，我们将研究的重心放在比较实在的考古学视角的探究上。
好了，本节课中，我们从考古学、历史分期、早期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等几个方面，谈了二里头是最早的中国的原因。在下一讲中，我将更具体地提供各种考古学中的证据，来说明二里头的独特性和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