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裂坛读书会002:《金融与好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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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席勒《金融与好的社会》（Finance and the Good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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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COVID之“后悔三事”

全世界人民在过去一年半的时间里最后悔的三件事：第一买房子，第二养狗，第三开播客。结果：选择了“一”的人不愿意回去上班；选择了“二”的人开始放弃，流浪狗多了；而做出了第三个选择的人，现在在缺觉的痛苦中挣扎，每天都在时间海绵里拼命挤水。就像小跑。

但是读书的时间无论如何都能挤出来。

02

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读《金融与好的社会》？

席勒老师的这本书，被广泛认为是为2008年后臭名昭著的金融行业来洗白——他试图找到金融的价值。十几年后，我们再看这本书，却外却是另外一种情况：试图为我们原本信奉的金融价值、原则、理论找到存在的意义。

这十几年，“金融虚无主义”弥漫开来。尼采把虚无主义分为“积极”和“消极”两种。消极就是找替代品，找麻醉——当你坚信的一件事情失去了意义，或者是失去了一个普世价值，比如金融现在这副样子，我们有点搞不清它到底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就会去找替代品。既然传统金融理念，没有办法让我的生活变得更好，那为什么不去找一些赌博和投机，比如游戏驿站，狗币，追马斯克，或者去炒鞋，来麻醉自己？

而“积极”的虚无主义就是强力意志，找出一种超越传统坚守的共识价值，自己创造意义。有点痛苦，但是值得的。

03

这本书只完成了一半目标

首先是被很多人diss的失败之处：太傻太天真。

当席勒描述政府，或者说客时，基本上忽略了公共选择理论，把他们当作公众意识的天使——这似乎是对现状的最大辩护。这本书的大前提是当前世界的政治、经济安排基本上功能良好，机器没坏，只是出了点小毛病，我们只需要用一些小的新自由主义或进步主义的改革来稍微调整一下就行了。但现实好像并不是这样。

但是，这架金融机器确实是有用的，它创造了一个好的世界——我们无法抹杀。

只要有机会借贷、买卖、利用市场伤的交易信息来确定价格，最广泛的人群和企业就能获得这些机会，人们就会兴旺，市场就会繁荣。席勒提醒我们，如此多的金融创新，以及从这种创新中衍生出来的产品，让普通人能够拥有房产，开办和经营企业，承担风险；如果金融市场及其产品无法获得和运作，我们会感到不安全，无法承担风险。

但是，当他说监管者，律师，会计师都是“聪明、有能力、积极和真诚”时，不得不让人感觉到一股扑面而来的，对金融资本主义的盲目乐观。席勒认为，金融业过去是，现在也可以成为世界上一股向善的力量——这似乎低估了“恶之旋转门”，没有大力度揭开金融和权力之间的关系；文字间贯穿着令人不快的精英主义和反平均主义。尽管他关于“民主化”金融的一些想法是好的，但也存在一种反民主的情绪——在他看来，拥有巨大财富的人对社会资源的优先控制是正常的，不平等没关系——只要富人们愿意用“慈善”来纠偏。

希勒教授的疏忽是善意的，因为他显然是一个天性善良、乐观的人。或者也许希望在表达观点的时候尽量理想化。

04

上半部分是一个全球金融市场所有功能的速成班

上半部分逐字逐句解释了金融中的各个工种：从银行家到投资家，券商，保险商，金融工程师，做模型的，衍生产品设计者，监管者，会计师，审计和律师，还有政府和政治家，游说的人，以及为什么这些人对一个运转良好的金融市场很重要——一个简明全面的金融学101。

为什么要从从业者这个角度入手？因为他相信要想整个体系运转良好，不管是金融还是其他，首先必须培养出与之相关的从业者，要有靠谱的人来做这件事。书中举了一个例子：中国人平均每8000人才能拥有一位律师的服务，相比之下每300个美国人就能有一位。

我们先不讨论律师行业无节制的发展，会对一个国家产生何种影响，但席勒认为律师是直接起草金融合约的人。金融和资本只是一纸合约，律师既能够起草这个最重要的合约，也能够监督合约能否顺利执行——所以他们有能力保护民众不受金融权力滥用的伤害，扮演重要角色。

第二部分才是读的很爽的地方：这部分谈到金融市场如何对人类心理做出反应，讨论了凯恩斯主义“动物精神”，还有交易员的心理、金融小历史、衍生品如何运作、泡沫如何运作、金融市场产生的财富不平等所引发的问题等等。这是这本书核心主题最突出的地方。

书里有一个持续的紧张关系：做金融的为什么赚那么多钱？到底公平不公平？金融业内部肮脏和犯罪行为，以及金融业系统的低效和缺陷——为什么会一直存在？席勒从社会学和人类学角度讨论了这些刺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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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罗伯特席勒教授，小跑对一件事情很好奇

看过他的很多书：《市场波动》、《非理性繁荣》、《叙事经济学》等等，每次都觉得席勒老师的观点很特别——因为他琢磨的重点在于“人”。所以很好奇：他到底想干嘛？他的理论到底有什么实际的影响或价值？

这本书里给了答案。首先他承认目前的金融秩序没有办法化解全部风险，所以建议设立一个包含着各种风险信息、且能够对这些信息进行及时处理的硕大的、精良的数据库系统；然后在超强数据系统的帮助下，把全球市场所有交易风险、所有获利机会及时反映——将它作为信息和金融的基础设施，然后在这个大地基上创建出新型金融工具，人们在市场上交易这些充分渗透各种信息的金融产品。同时充分民主化，让所有人都能用这些工具来交易，做投资，管理风险。

读完后感触很深，首先有点“英雄所见略同”，自己也很想建一个充分反映市场上“看不到的信息”的机器，一个叙事的机器——能反映出市场上正在推波助澜的故事；机器也可以使用技术手段，比如自然语言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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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收一块钱薪水的CEO们，为什么总是“税务不平等”、“不公平”的矛头指向？他们是怎么用一块钱薪水买到上亿别墅的？

这本书有两个最大的矛头指向点：一个是收入，归根结底还是不平等。席勒认为社会金融化程度越高，不平等的程度会越低——原因在于金融本身起到管理风险的作用，对风险的有效管理应该能降低社会不平等程度。

这一点也值得商榷。我们看到金融体系成就了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我们都经常听说，贝佐斯等等巨富CEO只拿一块钱薪水，一块钱薪水怎么可能和不公平、不平等的税务扯上关系呢？因为他的财富全在股价里，当需要一笔巨大的开支，比如买几个亿的别墅时，只需要把自己的股票抵押给银行，几个亿就借出来了。怎么还？还是用自己的身家抵押来继续借钱。全世界的富人都是如此操作的，几乎不用交税。

07

对金融非法行为的讨论

非法行为当然是导致金融危机的祸源之一，但在他看来，把所有问题都归结到这个原因上，会让大家忽略更宏观层面上的真正问题。

书里举了个有趣的例子：危机爆发前的繁荣时期，金融界就像一个高速公路，所有的人都在超速驾驶，但是每个人开车技术不同；在这种环境中，任何一个按当时“平均速度”开车的人不过是从众而已，不是故意犯罪，别人这么开我也这么开。所以，我们不能单纯惩罚“从众”的人，而应该把精力用在研究如何通过新科技帮助驾驶员更好应对各种路况，帮他们改进巡航控制系统，甚至发明无人驾驶车——这些措施都为了更好帮助开车人安全到达目的地。

可这真的能做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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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投资经理：“蔡总和菜狗”之间的争论其实一直都在

大家普遍认为基金经理收入过高，薪酬简直可以用“肥到丑陋”来形容，有敌对情绪——尤其是在市场崩溃的时候。我们觉得他们根本没尽到自己应尽的义务，没有为承诺过的收益给出结果。都是骗子。

席勒老师在书中说：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首先是“宣传”——没人可以长时间超越市场，越这么宣传的投资经理就越可能是个骗子，如果他一开始就是个骗子，那就不在我们讨论的范围之内。没有任何一个主动投资经理，可以做到真正的超越市场，尤其是长线。

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个共识：积极策略不如消极投资指数的基金。巴菲特和对冲基金经理长达10年的打赌，也都是耳熟能详的故事了。但尽管如此，在过去半个世纪里，采取积极策略的基金经理管理的财富依然大幅度增长——也就是说，我们明明知道呆着不动投资指数可以跑赢主动管理，但依然把资产交给这些基金经理——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不理性”的行为？

09

一个关于“道德”的最优策略模型

如果投资经理不道德，那一切关于“好金融措施”的逻辑都不会成立。他在书里举了个很有趣的例子：投资经理其实可以通过把钱投向“预见会出事”、“预见会出高风险、别人都不敢去的地方——只要没有新闻揭露，只要风险不体现，就可以继续这么搞，继续为自己取得最高的管理费收入，然后灾难来的时候甩手走人。

比如一个投新兴市场的投资经理，标的是穆巴拉克统治下的埃及，穆巴拉克的统治在2011年的时候戛然而止——而之前邻国突尼斯发生的骚乱是一个明显信号，突尼斯政府倒台后埃及境内就引发了严重的混乱。如果投资经理当时以突尼斯政变为转折点，知道这是个要爆的风险，就应该在这个时候及时止损。但是他有相当大的动力不这么做，如果仅以收管理费为目的，就有充足动机来继续投资下去，因为他知道自己不会遭到失职的指控——我只是收管理费，穆巴拉克倒台，谁能预见到呢？

这个例子告诉我们，其实投资经理是非常有动机故意追逐高风险，我们只能通过监管的限制让他们更难追逐风险。比如证券法严格要求“不允许故意隐瞒重大风险”，不能以隐瞒重大事实来误导投资者——问题在于，怎么来定义“故意隐瞒”呢？

10

人类永远对任何事情抱有不满

不管要经常给金融洗白，还是要经常为金融找到意义，反正它总会出问题：因为这是人类的特点，永远对任何事情抱有不满。弗洛伊德30年出版的《文明与不满》中说：“人们长期以来，对文明的现状都抱有高度的不满情绪；且有一种共识：文明是带来人类苦难的罪魁祸首。如果我们能放弃现有文明，回归原始生活方式，我们会更加幸福。”所以，共产主义理念非常有吸引力。

但席勒说，我们的不满情绪是人类的本能，人类的本能没办法消除。人类富有攻击性，资本永远需要自由；这种本能会驱动我们追求更多的东西。共产主义废除私有制，不像做个开颅手术切除躁动症神经这么简单。我们已经回不去了，回不到更简单的文明，只能继续向前。

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在继续向前的路上，更好地理解这种人类的不满、希望、贪婪和各种情绪，然后试图管理它们。

文明的下一个发展阶段，金融市场肯定会更大，更复杂更难以驾驭，信息技术也会更精明；金融职能也会面目全非，演化的完全不同。我们没有一个正确的路径，所有试图缓解人类不满情绪的方案，要么是隐性的，要么需要承担巨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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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学角度探讨：为什么市场有效理论是不正确的，但却被广泛接受——因为人对于“美”的追求

数学家赫尔曼说：美与对称绑定在一起。我们觉得艺术品美是因为它很对称，美的脸也很对称。我们在金融中也追求这种“对称的美”。

市场有效理论中暗含着一个原生的对称理论：均值回归；涨过头了一定会跌回来，跌过头了一定会涨起来；牛会爬上忧虑之墙，熊会滑下乐观的山坡；别人贪婪我恐惧，别人恐惧我贪婪——这都是在寻找对称性的美。

所以有效市场理论之所以被广泛接受，因为人类在创立任何理论时，都有追求完美的本能。有效市场理论认为金融市场能够有效综合所有的公开信息，价格剧烈波动，一定不是由于某个人的犯错，而一定是有更潜在的，更绝对完美的，更高层的机制来调整它，是在纠偏，来让它恢复平衡。是看不见的手，一个隐性的力量在完成这些事情———因为市场参与者是完美理性的计算者。

危机的发生是因为大家过度强调这种“完美”，淡化了现实。所有的守恒定律、对称性都只有在完全理性的假设成立时，才能站得住脚：在现实世界中，这种假设所起的作用被严重夸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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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家和诗人，音乐家，哲学家到底有什么不同？

没什么不同。这依然是一种偏见：人们喜欢天然把与自己不一样的人分类、贴标签，把其他人放在不同的篮子里，然后根据自己的想象，赋予每一个类别被夸大的重要性。

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写《瓦尔登湖》的梭罗在瓦尔登湖畔的树林里独居，实际上他不但不是避世理念倡导者，一辈子也没这么做，他只是在法尔登湖度了个假。梭罗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管理家族的铅笔厂，还发明了一种新型铅粉，他本质上是个商人，只不过是认为赚钱不应该成为人生最重要的目的而已。

1968年芝加哥的全国民主党集会期间组织暴动的芝加哥六君子之一，然入狱4年后成了华尔街分析师；并在1980年说了一句非常著名的话：在20世纪60年代，警察拿起枪就是最大的权利；但是80年代，就算拉起警戒线也没人会重视——因为会计在这个时代的权力更大。

一个人因为历史境遇不同，可能冲在警戒线的最前线，也可能冲在华尔街的最前线。

这是我们生存的现实。我们必须学会接受现实，承认“人”的复杂性，做一个有理想的现实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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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伟建《走出戈壁：我的中美故事》（Out of the Go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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