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11月11日下午，北京，钓鱼台国宾馆芳菲苑，一场隆重的仪式正在举行，山东淄博市政府和中国农村发展信托投资公司联合举办签字仪式，正式宣告淄博乡镇企业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获准成立。
而就在7天前，淄博基金刚刚获得了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批复，就此成为国内第一家由人总行正式批准成立的投资基金公司，也是第一家人总行批设的公司型封闭式投资基金。
在11月11日隆重宣布之后，淄博方面马不停蹄。同年12月1日，淄博乡镇企业投资基金就在淄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正式注册登记，发起人共五家，分别为中国农村发展信托投资公司、淄博市信托投资公司、交通银行淄博支行、山东证券公司、中国工商银行山东信托投资股份公司。
淄博基金的宗旨就是以新的融资方式支持淄博市乡镇企业的发展,配合国务院的淄博乡镇企业股份合作制试验,并为基金投资者谋求最大的投资效益。
因而，它的章程规定，不低于60%的资金，将投向淄博地区乡镇企业，其余部分投资于国家债券、金融债券、企业债券和上市公司股票。
12月15日，即开始发售淄博乡镇企业基金首期基金券。首期额度1亿元，每份面值1元，发行价格1.03元。这其中，发起人认购2700万元(份)，法人认购17万元(份)，社会公众认购7283万元(份)。
一石激起千层浪。
媒体报道，当时基金券的发行遭到疯抢，“淄博基金刚发行的时候，是1.03元，在淄博市柜台交易很红火，想买还得找关系，最后一直炒到了15块多一股，翻了十几倍。”71岁的淄博南定镇田家村原支书张锡友回忆起来仍还激动。
当时的淄博经济也呈现一片大干快上氛围，纷纷开办陶瓷工厂。“那时候每年都考核，从区里到市里，政府鼓励上项目，每年必须发展几个，当时我们是领头的，土地政策也松，拿地手续很好办。”张锡友说，政府鼓励陶瓷产业发展的时候，都是先上项目再补办手续。
田家村此后整合成立了天佳集团，也进入了淄博基金的投资名单，前后共获得过近3000万的投资。
山东《大众日报》的报道，将淄博基金称为经济的“发面引子”，基金运行期间，累计为淄博地区80多家乡镇企业投入1.6亿元，极大带动了当地乡镇企业发展。
《创业家》杂志刊载了原淄博基金服务中心主任王道云的一篇回忆文章，由于淄博基金规定不低于60%的资金必须投资于乡镇企业，当时大家还担心资金用不完。
做了初步筛选后，淄博基金确定了首批拟投资的5家企业，共投资近2000万元。有了这5家的示范效应，后来的企业都很积极。前期的5家，差不多花费了半年时间，之后从5家增长到50家，只花了半年时间。
淄博基金成立之后，厉以宁、李青原均出任基金公司专家董事，包括他们在内的专家董事团，阵容堪称豪华。根据淄博基金上市公告书，董事会是基金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代表投资者行使权力，监管基金资产，决定基金投资政策及其它有关方面重大事务。
淄博基金董事会共有九名董事，五家发起人单位各出一名，另有四位专家董事，除厉以宁外，时任体改委宏观经济司副司长的李青原，时任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的夏斌，清华大学国际贸易与金融学系主任赵家和都赫然在列。
一个山东中部的小城，由此在中国基金历史上留下了浓抹重彩的一笔。但是，淄博的热潮并不是孤例。
投资基金元年
事实上，按发行时间来排序，中国第一只投资基金诞生于珠海。
1991年8月，经人民银行珠海分行批准，珠海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发起设立“珠信基金”，规模达6930万元。
自珠信基金以后，投资基金开始如雨后嫩芽般，在全国各地萌发出土。
1991年10月4日，武汉证券以“证券投资协议单”的形式向城乡居民发行第一期1000万元武汉证券投资基金，武汉基金收益分配采取保息分红的办法，保息率为当年一年定期存款利率7.56％，实际分红率按当年经营水平确定。
同年10月，由南方证券，交通银行深圳分行发起，深圳南山区政府批准设立“南山风险投资基金”， 基金章程一开始就明确指出，本基金宗旨是充分发挥社会各阶层，各行业建设南山的积极性，利用社会资源推动南山区经济和高科技事业的发展。
在集资试运行阶段（1991年10月至12月），南山区政府投入200万作为启动资金，并吸收南山区一些企业职工个人资金投入该区的高科技企业，并用部分资金涉足股市。
回过头看，南山基金属于典型的边试行，边摸索，边规范的代表，在试运行阶段后，即发行了第一期受益凭证（1991年至1992年8月），将募资范围扩大至全区。
从1992年9月开始，南山基金发行第二期受益凭证，并且根据深圳市在1992年6月颁布的《深圳市投资信托基金管理暂行规定》，对运作进行了规范化，并将南山风险基金注册为独立法人，到1995年初时，已发展到1.1亿基金单位。 这是中国首批破土而出的投资基金，从它们的投向就可以看出，当时的基金其实就是产业基金和证券投资基金的混合体，既投资于实业，包括企业股权和房地产，同时又投资于二级市场股票。这种现在看来奇特的模式，其实反映的是当年实体经济界对于资金的渴求。
投资基金的兴起并不是偶然事件，它和中国经济的崛起相伴相生。
1978年，十一三届三中全会公报犹如一声雷响，中国的大门开始向世界打开，从此开启了长达30多年的高速增长。
一大批企业在满怀激情和懵懂中纷纷兴起，缺技术，缺资本，在银行资金无法满足企业生产发展所需的情况下，一些企业开始转向内部集资，而这种灰色的特点使它不能以公开方式进行，因而欠缺流动性和安全性。更有以高利率为诱饵来吸引社会资金而受到惩处的，如著名的长城机电案，非法集资高达13.7亿的沈太福也因此被判死刑。
如何高效、合法地为经济建设募集资金，这也成为摆在各地政府，金融管理机关案前的一道思考题。于是，可以公开发行，募集社会资金的投资基金这种模式进入了国内的视野。
中国人民银行海南省分行于1992年1月1日发布的《海南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是较早的一份地方性基金管理法规，开宗明义第一条就规定，是为了广泛筹集资金，加速海南房地产建设，活跃海南证券市场，而制定本办法。
虽然早在1987年，中国银行与中国国际信托公司在香港的分支机构与当地基金公司合作设立基金，首创中国投资基金业务之先河，此后陆续也有海外机构发行中国概念基金，但这都仅限于在海外发行，一直到90年代初，国内的投资基金终于真正试探性地迈出了第一步。
在硬币的另一面，随着经济增长，我国居民个人收入也增长很快，截至1991年末，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已达9110亿元，金融资产则高达1.3万亿。不要小看这两个数字，要知道1991年中国GDP也才仅2.2万亿，储蓄占GDP比重已高达41.4％。这么大体量的储蓄自然有着保值和增值的本能诉求。
两股力量的交汇，激荡出孕育投资基金的土壤和生根发芽的空间。一切就像刚醒来的样子，资本慢慢张开了沉睡已久的眼脸。
1992年开始，国内投资基金进入了一波黄金发展期，或者用几年之后诸多观察者的说法，开始一哄而上，大干快上。
1992年3月，北京市人民银行批准中国农村发展信托投资公司北京证券业务部发行基金2000万元，由于投资者超额认购，后经批准增发到8000万元的规模。
1992年4月1日，农业银行沈阳信托投资公司发行受益券3000万元，工商银行沈阳北方证券公司，交通银行沈阳证券公司紧随其后，分别在4月20日和5月20日发行富民，通发等基金，紧接着，兴沈，公众和万利等基金也陆续发行，这6只基金共募资2.5亿元，当年10月30日，全部在沈阳证券交易中心挂牌上市交易。
大连市于1992年5、6月间发行利民，大信，农信和建信四种基金证券，共募资1.6亿元，并且于1992年10月27日在大连证券交易中心开业之日上市。
之后的数据统计显示，在1991年起步到1998年开始规范整顿期间，1992年正是发行基金最多的年度，全年共批准成立基金57家。
湖南、广东、浙江、东北三省，全国上下都在掀起一股投资基金发行热潮。
由北至南，整片中华大地上都涌动着一股青春期的躁动。特别是由于在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全社会的思想开始在经济上形成了一股合力。
1992年1月，冬末春初，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乘上专列，离京南巡，每到一地，他都与当地领导同志深入谈话。当时的国内，针对改革的诸多争论、质疑声不断，新旧体制转换中回避不了的问题，转轨中暴露出来的弊端，一时间成了一些人检验改革得失的砝码。
邓小平以他独有的睿智和眼光，一锤定音：
“发展才是硬道理”，
“能快就不要慢。”
“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计划和市场，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标准。真正的标准，是‘三个有利于’。”
“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邓公一路的讲话具有异乎寻常的震撼力和感召力。
3月26日，《深圳特区报》发表了长篇报道《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一时间，全国媒体纷纷转载转播，由南至北，舆论与民意共振，中国这艘大船的航向开始被拨正，姓社姓资的拢动，逐渐偃旗息鼓。
改革开放的势头再不可阻挡。
南巡讲话的强大感召力，还使得一大批在政府机构、科研院所的党政干部纷纷辞职下海，满怀革命浪漫主义情怀，一头扎进变幻莫测的商海洪流中，这其中就有陈东升、田源、毛振华、冯仑、王功权、潘石屹等，市场送他们一个名称－－“92派”。
在这个火热的年代，同样有来自各行各业的人才，或主动，或懵懂，有意无意闯进了基金这片新天地。
1992年11月，一名即将从北大法律系硕士毕业的女生，跨入了位于保利大厦的证监会法律部办公室，她也未曾料到，几年后，因缘起草《基金法》，她的人生从此紧紧与基金行业交织在了一起。20多年后，金旭回忆起青春火热的90年代，仍然为能亲手参与行业顶层设计，见证行业砥砺奋进的20年而激动不已。
中国银行托管部第一任总经理陈儒，在念完MBA后，跟随深交所创始人之一王健，一起来到深圳，筹建深圳证券交易所。1992年的他，尚在深交所工作，奉命开始筹建深圳投资基金公司。
这家公司来头可不小，由农业银行深圳信托投资公司，中国银行深圳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交通银行深圳分行，招商银行和平安保险等五家实力股东联手发起，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银行系基金公司。
1992年10月8日，深圳市人民政府出文批准设立深圳投资基金公司，从成立时间看，这是中国第一家基金管理公司，比淄博基金还要早上一个月。
不到30岁的陈儒，就此出任深圳投资基金公司的第一任总经理，并在随后发行了规模创纪录的天骥基金，共募集资金5.8亿，成为当时国内规模最大的一只基金。
作为当时中国最大的基金公司，他们还额外承担了向外展示中国金融业形象的重任，每有国外嘉宾到中国来，要考察国内的基金公司，经常会被带到深圳投资基金公司去参观。
而更多日后在基金历史的画卷上，留下深刻印记的人，当时还都在各自前进的道路上。
基金20年中涌现出来的明星基金经理们，如陈戈、陈光明、赵军等等，基本都还在校园里磨练。被誉为“基金一哥”的王亚伟，此时也尚在清华园中苦读，间或在课间出去买上一份《中国证券报》，研究一番证券市场，但一直要到1994年后，他才真正涉足买卖股票。 年纪稍长一些的星石投资董事长江晖，则在1993年，毅然投身于这股历史洪流，从国家统计局岗位上转投中期期货，开始了他的投资人生。现任全国政协委员的交银施罗德基金副总经理谢卫，也是到1993年，调入中国电力信托公司，负责中国电力基金的筹建，开始真正接触基金为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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