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上半年，国内基金发行热继续升温，做事素来规范的上海人，此时开始奋起直追，从人行拿到了建业、金龙、宝鼎三只基金的发行批复。
一个要交代的背景是，1993年上半年，人行上海分行发布了《上海市人民币证券投资信托基金暂行管理办法》，对基金的设立、募集、托管、运作、净值计算、受益人大会等都作出了初步的规范。当时各地都有自行颁布各类基金管理办法，但多针对基金上市的交易层面，而且条款简单，整体薄弱。而上海这部法规的涵盖范围，法规条文的深度和广度都称得上是顶尖。
它甚至对开放式基金都列出了粗略的要求，比如它已经规定，基金可以以封闭型和开放型两种方式设立；开放型基金的基金管理人必须于每日营业终了时，计算基金每一单位份额的资产净值，并以适当方式公布。
但它同时又规定，基金管理人运用募集的基金投资于未上市证券的市价总额，不得超过该基金资产净值的30％。这又体现出了1990年代的时代特色，换句话说，这是在法规层面上，对当时基金投资实业的资产配置作出了认可。
宝鼎，金龙和建业基金在拿到了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沪银金管（93）5389 号《关于同意发行建业基金、金龙基金、宝鼎基金的批复》后，于1993年9月初开始向上海市普教系统发行，三只基金各自划分了相关区县为发行对象。
因此，这三只基金在上海又被称为教师基金，某种程度上，这也被当成对教师的一种福利。一人一千的额度，想多买还买不了。
话说回来，1993年的1000块，也不是个小数目，特别是对于薪酬水平一直不高的教育系统而言。
“那就是要大家拿出相当于2个多月的工资去认购，还是比较难的。”2010年的《南京日报》刊登了一篇“资本市场20周年”征文来信，一位参与认购了建业基金的投资者这样回忆，在1993年，对于基金是什么东西，说句老实话，95％以上老师是不懂的。
某位教师投资者这样写道，“因为自从买了基金以后，我通过看书、看报，逐步了解了资本市场。我对其他老师说，中国证券市场现在刚刚开始，就像我们养儿女一样，随着它的慢慢成长、壮大，它一定能够给我们带来惊喜和回报。
1996年11月，关了3年的建业基金终于上市了，当我抛出去的时候，立马赚了4000多元，我欣喜万分，从此，我走上了投资之路。”
建业，金龙，宝鼎这三只基金均是于1996年11月29日在上交所挂牌上市交易。
建业基金的发起人是原建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金龙基金的发起人是上海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也正是此后华安基金的发起股东，华安基金第一任总经理韩方河，之前就在上国投担任过证券总部副总经理以及证券投资信托部总经理。
宝鼎基金的发起人则是大名鼎鼎的万国证券，1992年，万国证券基金管理总部初创不久，招兵买马来了很多年轻人，24岁的邵杰军也是其中一员，后来他成为华安基金筹备主力成员，并曾担任过国联安基金总经理，当时研究生还未毕业就已到万国实习，一头扎进基金管理总部。
万国证券对基金业务有着野心勃勃的计划。
《证券市场导报》1995年3月的报道称，万国证券基金管理总部时任总经理滕伟向记者介绍，从海外经验看，基金业必将是一个与证券，保险，银行等并驾齐驱的金融行业。在这种认识下，万国证券对于基金管理有着不加掩饰的野心，在只发了一个亿基金的情况下，已经制定了要争取在世纪未管理到100个亿资产的计划。
在现在看来，当年万国的视野确实开阔，敢想敢干，只是出师未捷身先死，当时听来咂舌的100个亿的目标，规范后的基金业只用不到一年时间就实现了。
到1996年宝鼎挂牌上市前，万国已经和申银证券合并，新组成的申万基金管理总部已经有21名员工，下辖证券投资部、商品期货部、直接投资部、研究发展部、财务部等五个部门。
整个团队朝气蓬勃，除了基金管理总部总经理黄亚清45岁外，其余高级管理人员年龄均在30岁以下，邵杰军也已成为研究发展部经理，名列基金高级管理人员名单。
这是基金行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伴随而来的一个特点，从业人员以年轻人居多，自然带上了敢闯敢干，不怕失败的烙印，野蛮生长中的中国投资基金业，体内蕴含着压抑不住的生命力。
老基金也有春天
这一批基金上市后，都曾有过火爆的行情。根据谢卫在其博士论文中记载的，早的如淄博基金1993年8月上市，上市后最高冲到5元以上。截至1993年5月31日，其单位净值尚只有1.03元。
广东的五家基金，海鸥，广信，华信，广发，广证上市后都有100%以上的涨幅。在大连证券交易中心上市的工信基金，上市首周交易，价格最早就涨到了其面值的3.7倍，其余各种基金价位也摸高到2元以上。
特别是在1995年，从8月份开始，基金出现了一波大行情。市场一直有预期，宝鼎等三家教育基金即将上市，以及《基金管理办法》即将出台的消息，刺激了沪深两地的基金价格出现大幅上涨。从1995年7月3日，上证基金指数154.5的低点算起，到11月1日的449.17点，涨幅高达190.7%，远远跑赢当时的上证综指。
从8月开始，沪深两地基金价格一再突破历史高点，9月份，沪市12只上市基金的成交额就已经相当于沪市A股成交额的五分之一，到10月份，更是创下了98.5亿元的月成交最高纪录，甚至在不少交易日，沪市12只基金的成交量就与沪市180只A股的成交量相当。
1995年全年，沪市基金的成交高达305.67亿，是1994年的2.61倍，深市基金成交额也高达204.52亿，也数倍于1994年的成交量。
如果从1995年7月3日，上证基金指数154.5的低点算起，到11月1日的449.17点，涨幅高达190.7%，而同期上证指数从610点涨到723点，仅上涨了18.5%，远逊于基金的平均涨幅。
沈阳农信，富民，兴沈，久盛四只规模在4000万以下的基金就被市场誉为“四小天鹅”、“四小龙”，二级市场价格从1995年初1.5元左右的开盘价起步，到11月份，价格都已超过5元，高得如沈阳富民上涨到5.62元。
这一幕，在随后的年份里，在更大的舞台上，以更大的规模一再上演。3年后，在广东海鸥基金的炒作中，一名庄家就被抓了现行。
广东海鸥基金，由珠海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和珠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发起设立，发行规模5000万，1994 年9月在南方证券交易中心上市，当时南方证券交易中心已与沪深交易所联网交易。这只基金在业绩上并无可圈可点之处，但却在3年后，让潜伏在阴影中的庄家开始大白于天下。
根据中国证监会查明的事实，从1998年4月8日以来，西安航标咨询有限公司集中了1.3亿元资金，利用179个个人帐户连续买入。
4月8日当天，开盘价1.83元，报收于当天的最高价2.00元，西安航标持仓量已达454万基金单位，占到海鸥基金总份额的约10%。
4月10日，广东海鸥的成交量突然放大到151055手。也就是说，当日出现了高达33%的换手率。航标不断吃进海鸥，最多的时候，到6月4日已持有4346万个基金单位，占总份额的87%。
势不可挡的拉高建仓果然使海鸥的价格一路飙升，到6月19日这一天，出现了6.15元的天价，收盘价最高为5.99元，短短的40多个交易日，广东海鸥暴涨300%。
到了高位，西安航标开始出货，与此同时，西安航标利用所控制的账户进行对敲，即所谓价格相近、方向相反的交易，以制造成交活跃的假象。
到了7月21日，航标已经把手上的海鸥全部出干净，当天的最低价为2.62元。这一轮从建仓到出货3个月的时间，一把赚了约5000万元。
恣意生长的投资基金业，许多不规范的问题正是在这样的炒作中，不断积累和逐渐暴露。
现任广东省副省长的欧阳卫民，在人民银行工作时，亲历过这一段历史。
欧阳卫民总结当时的投资基金不规范之处：
——有的基金信息披露不足，甚至误导；
——有的随意扩募，送配基金单位，掩盖投资风险；
——有的基金运作几年，管理人和信托人还合二为一。
对于老基金乱象，证券主管部门一样有着清醒认识，1994年10月19日的《证券市场周刊》报道称，国务院证券委有关领导指出，目前我国基金业存在四方面问题：
一是设立基金的随意性强，
二是缺少合格的管理人才，
三是基金管理不规范，
四是基金参与者缺乏对市场的足够认识。
而在人民银行对1994年度55家基金的财务报告统计中，更详细地列明了这批基金普遍存的问题：
1､基金的股票投资比例较低，除了天骥，金穗等基金外，大多数基金的股票投资比例不到20%，最低的甚至一文不投。
2､大多数基金涉足债券市场投资，最高的达64.4%（久盛基金），这说明基金投资较为保守，稳重。但也让人怀疑，这不是真正的债券投资，至少不是债券现货投资，而是投资于债券衍生工具，因为债券现货无法兼顾高利率和高流动性两方面。
3､少数基金投资股权，在我国，投资股权主要是指投资未上市股票，包括定向募集的法人股，这部分投资流动性较差，且收益不高，因此，有的基金拿60%资产投资于股权，而又维持较高的回报率，恐怕不是真正的股权投资。
4､许多基金大量投资实业，全国有一半基金投资了实业，其中沈农信，大连农信，公众等三只基金100%投资于实业，有18家基金50%以上的资金投资于实业。从这点看，我国的基金更像是实业投资基金，而不是证券投资基金。
5､有一半以上的基金存在“其他投资”，最高的达90%（大连利民），超过40%的有16家。而所谓的“其他投资”，其实就是协议贷款，拆借之类。
要想理解基金业的诞生、壮大、到发行刹车、到清理规范、到真正迎来大发展，还需要将行业的起伏置于监管体制变迁的视角之下，而要追溯监管体制的变迁，源头在于法律法规框架的搭建。
人民银行是诞生初期的中国基金业主管部门之一。
1992年，国务院成立证券管理委员会和中国证监会，并对证券管理体制进行了调整，当年1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证券市场宏观管理的通知》，规定中国人民银行负责审批和归口管理证券机构，审批投资基金证券和金融机构债券（包括信托受益债券）。
1993年5月，人民银行即下发了《关于立即制止不规范发行投资基金和信托受益债券做法的紧急通知》，为加强统一管理，今后投资基金证券和信托受益债券的发行和上市，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的设立，以及中国的金融机构在境外设立投资基金和投资基金管理公司，一律由人民银行省（市）一级分行审查，报总行批准。未经总行批准，任何部门一律不得越权审批。
对1993年4月前未经总行批准，擅自发行和上市的投资基金证券，信托受益债券及擅自设立的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要进行一次全面清查。各分行须在6月底前，将清查结果与规范意见报总行。今后如再发生擅自审批的，将按国务院关于制止乱集资和拢乱金融秩序的有关规定进行严肃处理。
这份通知用词严历，要求明确，这以后越权审批基金的势头基本控制住了，这从1993年当年成立的基金数可以看出，全年共成立10家，比起火热的1992年大幅下降了82%。
但各地要求开办基金业务的压力仍然很大，个别地区还是批了一些基金发行和上市。
这一轮各地积极开设基金的热情，显然也和此时的经济形势密切相关。
中国经济在1992年开始进入了过热区间，1992年的GDP增速达14.2%，1993年GDP增速继续保持13.9%高位。
同样在1992年，中央对于经济可能过热也已有了警惕。
1992年5月，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主持总理办公会议，对1～4月经济活动进行分析。他的结论是：看来，经济已出现一些过热迹象。
支撑他看法的是如下几组数据，“物价上涨，4月份为6%，个别大中城市物价上涨已达到2位数以上。国内生产总值增速达11%，工业18.3%，重工高于轻工，投资增长38%。产成品积压有所抬头，货币回笼减少。”
1993年7月5日，金融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朱镕基主持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 这次会议重点就是要部署进一步整顿金融秩序，严肃金融纪律，推进金融改革的强化宏观调控的政策措施。
在全国经济需要降温、金融业要进行整顿的基调下，在人行三令五申不得乱审批要求下，投资基金发行的步伐同样终于开始放缓。1993年全年只发行了10家基金。
到了1994年3月26日，中国人民银行又下发了《关于投资基金有关问题的通知》，重申“中国人民银行是投资基金（含基金类证券）的审批、管理机关。申请设立和发行投资基金，成立基金管理机构一律报经总行批准”。并规定，“今年不再审批设立和发行新的投资基金，过去经总行批准的投资基金，今年不再增加发行规模。”
要求“各分行应切实做好投资基金监督管理工作，对各地未经总行批准设立的投资基金，做好调查摸底，总行《投资基金管理办法》下发后，依法进行清理规范，并报总行核准。”“如有违反，将追究分行经办人员和主要负责人的责任。”
在人行接二连三的反复重申中，在老基金的不规范问题逐渐暴露之下，基金的发行已降入冰点。1994年只发行了6家，1995年起至1997年再无基金获批发行。上至管理层，下到从业者都已经认识到，需要有一部全国统一的投资基金管理办法，对存在的这些问题进行规范，监管。由此，全国性基金法规的出台就成了业界一致的企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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