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试听】文化篇-朱元璋的无知与恐惧

一．思维导图

二．文稿原文

各位喜马拉雅的朋友，你好！我是赵冬梅，欢迎收听“冬梅讲国史”。今天我们来谈谈明太祖朱元璋。传世的朱元璋画像有两个版本，一个是红袍、马脸的异人相，另一个黄袍、方面大耳的标准帝王相。历史学者对于朱元璋的评价也分为两派，一派认为朱元璋是个伟大的皇帝，他的伟大体现在两点，第一“得国最正”，取得政权的方式最正当，“匹夫起事，无凭借威柄之嫌；为民除暴，无预窥神器之意”，苦孩子、农民起义军领袖出身，江山是靠自己打下来的，而且投身革命的本意是为民除暴，当皇帝只是上天的安排；第二，朱元璋有“拨乱反正”再造华夏制度之功，“当元尽紊法度之后，（朱元璋）一切准古酌今，扫除更始，所定制度，遂奠二百数十年之国基”，蒙元把中国法度搞得乱七八糟，全靠朱元璋清理再造。另一派则认为“明代是中国传统政治之再建，然而恶化了。…明太祖一人的私意…使明代的政治，走上歧途。”

朱元璋的两个画像

我属于后一派。朱元璋所建立的朝代的确存在了276年，堪称长治久安，然而明朝政治文化的水平实在谈不上高明。明朝虽然是汉人政权，但是就政治文化而言，明朝在蒙元的延长线上，华夏制度恢复工作大多流于表面，蒙元政治文化的野蛮基因却在血脉里倔强流淌。不高明而能致长久的原因，有待思考。这里我想重点谈一谈“明太祖一人的私意”是怎样“使明代的政治走上歧途”的。

朱元璋嗜杀。他的功臣问题解决方案就是杀，他的贪腐问题解决方案，也是杀。肉体上消灭，解决的很彻底。中国人口基数大，成千上万的杀人，在历史书上一点都不罕见。读多了会让人麻木，只见数字不见人，感觉不到痛。从前学唐史，学到武则天杀李唐宗室和忠臣。老师说，这并不影响对武则天的评价，因为上层的杀戮，与老百姓无关。朱元璋杀人；老百姓看，杀的是官；小官看，杀的是大官。总之，杀的是别人，与我无伤，不仅如此，官比我大的，比我富贵的，也都有今天，我虽得不着实际的好处，心理上的满足还是有的。“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岂不快哉！然而，这样任性的杀戮真的与普通官员、老百姓无关吗？

还是有关系的。朱元璋的杀人，多半属于法外酷刑。皇帝一人凌驾于法律制度之上，独裁专制，任意用刑，法律的尊严荡然无存。比如说“空印案”。地方政府派官吏到户部来核准钱粮军需事宜，因为道路遥远，往返不便，所以事先会准备好盖了印的空白文书，遇到吏部驳回，便就地修改，换了新文书交上去。严格按规定抠，这样做肯定不对。可是，大家都这么做，“空印文书”的存在已经成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地方上做，户部知道，大家心照不宣。忽然有一天，“帝疑有奸，大怒”，朱元璋疑心这里边有猫腻，龙颜大怒，万钧雷霆之下，数百名地方官员杀的杀，流放的流放。有人抗议，说：“且国家立法，必先明示天下，而后罪犯法者，以其故犯也。自立国至今，未尝有空印之律…今一旦诛之，何以使受诛者无辞？！”（《明史·郑士利传》）先立定了罪名，昭示天下，然后才能追究那些犯法的人，这是自有成文法以来的治国通例。可是到了朱元璋这里，想讲道理，门儿都没有。当一个人的意志凌驾于法令制度，其他人是否有罪、何时得罪、怎样判罚，都要看这个人的心情了。

朱元璋杀的最多的，除了功臣，就是读书人。他最恨的就是读书人不合作。改朝换代之际，读书人忠于前朝，不愿出来做官，是很正常的事情。元末明初也不例外，毕竟蒙古人统治了中原109年，而且蒙古人对文化虽然不重视但是干预也少，自由空间留的大。在朱元璋看来，不合作是绝对不能容忍的。苏州有姚叔闰、王谔两个书生，朱元璋“欲擢用，分理庶务，共造民福”，可是这俩人不识抬举，竟然买通官府编造理由，死活不肯进京。事发之后，砍头，抄家！朱元璋仍然觉得不解恨，亲自写文章大张挞伐，说：“呜呼，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成说其来远矣。寰中士夫不为君用，是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寰宇之中士大夫胆敢不接受君王的任用，分明是自外于教化，砍他的头抄他的家，一点都不过分！

“寰中士夫不为君用”，这是朱元璋新创的罪名，史无前例。华夏传统从来都是允许士大夫不合作的。皇帝拥有政统，凭借政治权力统治国家；道统则靠孔门弟子一脉相承。读书人在政权之外传承、探求修齐治平之路，“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来去自由。“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天下有道则仕，无道则卷而怀之。”这都是允许的。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没有了多国竞争，读书人只能服务于唯一的政府，不合作的自由成了传统读书人最后的独立思考空间。到了朱元璋这里，“寰中士夫不为君用”成了重罪，这最后的空间也没有了。这条罪名虽然没有正式入律，但是作为皇明祖训——开国皇帝的教诲，它就像是紧箍咒一样，一直都在，任何时候念起来都会让人瑟瑟发抖。一百多年以后，朱元璋的后嗣中格外荒唐活泼的正德皇帝在位，宦官刘瑾专权。王云凤为母服丧完毕，升任国子监祭酒。“接到任命，想要坚决推辞”。友人写信告诉他：“当政的人可是正在念叨太祖爷那句‘寰中士夫不为君用者当杀身灭家’呢。”你要小心啊。王云凤的爹一听就吓软了，说：“我老了，你打算让我怎么着啊？”王云凤没奈何，“收拾平生诗文付门生周朝著藏之，泣而就道。”当个国子祭酒竟然要哭着上路，就像是要赴死一般。这样的景象，哪一朝有？明太祖真是厉害。

朱元璋要读书人出来做官，并不是说他有多重视知识，而是他不能容忍读书人不合作。相反，那些合作了的读书人官员，在朱元璋的眼里，都是德行可疑、随时会作奸犯科的贪婪之徒。比如说，对于地方官，朱元璋制定了一项无比奇葩的规定，禁止官吏下乡。按道理讲，地方官下乡是了解政情民意的重要渠道，“日高人渴漫思茶，敲门试问野人家，”所描述的就是苏轼做徐州知州时下乡的情景。可是，朱元璋却认为地方官吏下乡，就是去“扰吾良民”了，因此，他屡屡下诏，加以禁止。洪武十七年，福建布政司右布政陈泰因下乡扰民，“拿赴京师，斩首于市。”朱元璋趁机再次重申不许下乡的禁令，并且宣布，如果还有“贪婪之徒”“不畏死罪，违旨下乡”，那便允许“民间高年有徳耆民率精壮拿赴京来”。（《大诰续编》，“官吏下鄉第十七”，“民拿下鄉官吏第十八”）

在朱元璋的眼里，好官凤毛麟角，贪官比比皆是。洪武十八年，他自己说：“朕自即位以来，提拔了很多官员，希望他们能够忠诚廉洁。用久了就发现，俱系奸贪。朕于是明白地向他们展示法令制度，和刑责地不可饶恕。可是内外官僚，守职惟难，能得善终的少，杀头抄家的多。”已经杀了那么多人，惩罚不可谓不严，然而还是“能得善终得少”，为什么呢？难道朱元璋赶上的就真是一个官僚“俱系奸贪”的坏时代吗？

朱元璋鼓励老百姓揪斗官员。他把自己亲自抓的大案要案精选成集，亲自加上批示，印发全国，这就是《大诰》，犯罪者会背大诰可以减刑。洪武十九年三月二十九日，有农民手持《大诰》进京告状，遭到了途中镇寨巡检、弓兵的刁难、勒索。朱元璋指示涉事弓兵枭首示众，巡檢剁去双足枷号示众。但是，如果你以为朱元璋就相信老百姓，那就大错而特错了。在朱元璋的认识中，这些来告状的、还有地方上有势力的耆老，都是刁民。他的做法，只不过是让刁民看着奸官。

朱元璋唯一相信的是他自己，他有一种奇特的“以一人而治天下”的偏执。朱元璋操心的事情，亲自制定的法令，绝对超过中国历史上其他任何一个皇帝。比如，他竟然亲自制定了地方官的《到任须知》，一共三十一条，事无巨细，一一画定。并且在前言中以一种传播邪教的口吻，威胁加诱惑，要求官员勤读此纲领。“若人懒于观是纲领，虽是聪敏过人官，为之事亦不能成。若能喜读勤观，则永保禄位，事不劳而疾办。此书所载，学生及野人辈皆可预先讲读，以待任用。”朱元璋的这个《到任须知》，实在是太细了。相比之下，宋真宗御制的文臣七条，才真正是言简意赅，提纲挈领，从根本上下功夫。“一曰清心，二曰奉公，三曰修徳，四曰责实，五曰明察，六曰劝课，七曰革弊”。第五条“明察”要求勤察民情，第七条“革弊”，涉及对地方政治的纠错改良，都需要地方官亲自下乡，考察民间疾苦——这样的自主权，朱元璋怎么可能交给那些“贪婪之徒”呢？！他只要他们老老实实做工具，亦步亦趋，按照他的指令行事。

朱元璋的《到任须知》和宋真宗的《御制七条》，最根本的区别在哪里？相信不相信人是有道德可以自律的，宋真宗信，朱元璋彻底不信。朱元璋是一个安全感的极度缺乏的人，他对人性缺乏最起码的信心，“人心叵测，至诚者少,不诚者多,暂诚者或有之”，这是朱元璋批示中的话。“有能者或面从志异,有德者无所建明,中材下士寡廉鲜耻。”这是朱元璋御制策问中的原话。总之，这普天之下，除了“予一人”，就没有德才均备讲究廉耻的人。这样的皇帝，外表有多膨胀，内心就有多荒凉。

朱元璋“取天下于群盗，救生民于涂炭”，可以说“得国之正，非唐宋所及”。现代有学者认为，正是这种“得国之正”赋予了朱元璋肆无忌惮地伸张君权的合法性。然而，这种“以一人而治天下”的荒唐，恐怕只说“得国之正”是不能解释的，朱元璋缺乏政治家的见识和学识，他从下层崛起，在坎坷中成长，历尽人间险恶，他在成长中所经历的官员也好、耆老、读书人也罢，可能真的是坏人居多，这让他怀疑一切。他又自认是高尚的人，所以特重私德，过于强调生活细节。他对待外部别人和外部世界的方法就是用暴力压服，而凑巧，作为皇帝，他拥有最强大的暴力。朱元璋的暴力统治，“不究其习之所由成而徒用其威，必终于威竭而不振也。”比如，学者指出“就颁行《大诘》本身的社会效果而论，由于朱元璋所倡导的是无视正常法制的、无区别的和无节制的大行诛戮，因而人心不服，收效有限，流弊很大，难以持久实行。也就是说，未能达到朱元境的预期目的。”好，这就是今天的内容，我最讨厌的皇帝朱元璋。谢谢大家。另外，今天的文字版后面有彩蛋，敬请关注。

附：

1.《大明会典》卷九《吏部八》，《授职到任须知·目录》：

一祀神，二恤孤，三狱囚，四田粮，五制书榜文，六吏典，七吏典不许那移，八承行事务，九印信衙门，十仓库，十一所属仓场库务，十二系官头匹，十三会计粮储，十四各色课程，十五鱼湖，十六金银场，十七窑冶，十八盐场，十九公廨，二十系官房屋，二十一书生员数，二十二耆宿，二十三孝子顺孙义夫节妇，二十四官户，二十五境内儒者，二十六起灭词讼，二十七好闲不务生理，二十八祗禁弓兵，二十九犯法官吏，三十犯法民戸，三十一警迹人。

2.《宋大诏令集》卷一九一宋真宗御制《文臣七条》：

今赐诸道牧守及知州、知军、通判、知监、知县七条如左：一曰清心，谓平心待物，不为喜怒爱憎之所迁，则庶事自正；二曰奉公，谓公直㓗已，则民自投服；三曰修徳，谓以徳化人，不必专尚威猛；四曰责实，谓专求实效，勿兢虚誉；五曰明察，谓勤察民情，勿使赋役不均、刑罚不中；六曰劝课，谓劝谕下民勤于孝弟之行农桑之务；七曰革弊，谓求民疾苦而厘革之。

3.《咸淳临安志》卷四二，宋太宗“戒石銘”：“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