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7告别“荒漠”

在这个科学技术好像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时代,文化界巨星陨落,格外令人忧伤。舆论追思或许只有一阵,精神荒凉却旷日持久。每当这个时候,我们都特别需要重读经典来充能。孩童“心理沙化”将会催生成人的浮躁功利,“失魂”的焦虑恐惧将加速现代人格的扭曲。是时候告别精神荒漠了!

大师陨落

2018年,国学大师饶宗颐走了。也许在这个时代,“大师”是个让人不得不谨慎使用的词汇,但称饶宗颐为大师,没有人会觉得突兀。

饶宗颐先生的学问几乎涵盖国学的各个方面,包括上古史、甲骨学、简帛学、经学、礼乐学、宗教学等13大门类。杭州西泠印社前任社长启功去世后,印社曾想在青年才俊中找一位继任者,但是多年过去也没有找到合适的。最后还是从香港请回了年逾九旬的饶宗颐。

大师离世,最令人忧伤的莫过于后继无人。

他们都有这样一种精神,善于发现问题,随时准备接受新的东西,越是没有人涉足的地方,越是想探秘。可如今,且不论教育系统内“大师养成机制”有何问题,光是可供“海选”的知识分子,注水现象就十分严重。

“如今多的是知道分子、书橱、背书机器。”媒体评论员雪漠说。不少知识分子或缺乏独立见解,照搬理论，或过于看重个人悲喜荣辱,急功近利。

饶宗颐先生曾用一个十分俏皮的“守株待兔”的比喻,来讽刺急功近利。“积极追兔子的人未必能够找到兔子,而我就靠在树底下,当有兔子过来的时候,我就猛然扑上去,我这一辈子也不过就抓住几只兔子而已。”

在文化界,能入登峰造极境界的,所作所为必富含哲理性,却了无道学气。耐受孤独,淬炼出“魂”。这些人走了,恰似魂魄离体,令人无法不难过。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这个概念我是从郭靖那里学来的。自利反钝大巧不工,是从独孤求败那里学来的。清虚无为自由自在,是从令狐冲那里学来的……”在名为《金庸先生逝世了,为什么我们会如此难过》的文章里,作者说,难过,是因为“给予我们如此美好体验的人走了”以及“我们自己的一部分,永远消失了”。

余光中用20分钟写出的《乡愁》,却是很多人一辈子的精神寄托:“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先生走了,中国诗坛塌了半边天。

“流浪荒漠”

“流浪地球”火的是国人的科幻热情,而“流浪荒漠”熄灭的可能是千年的文脉。大师陨落,很多人的缅怀方式是重读他们的经典作品。一些人在其中找到了关联、答案和慰藉。然而,越来越忙碌的人们,开始疏远经典,转而沉湎于更加实用、更能引起感官刺激的东西。

与经典疏离带来的便是精神的荒漠化。

在一次采访中,江苏某中学语文老师王晓兰感慨,现在很多正值花季的孩子,对人生和世界的看法却趋向消极,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沙化”倾向。表现为生活态度散漫、精力不集中,待人接物老气横秋,对他人和社会缺乏基本信任和尊重等。有的青少年甚至直截了当地将赚大钱、迎娶“白富美”作为人生第一目标。

她说,这与缺少经典熏陶有着必然的联系。经典或许枯燥晦涩,却是照亮灵魂的星辰。那些看上去五光十色却毫无营养的东西,则会让孩子们的灵性蒙尘。

“教育首先是一个精神成长的过程,然后才成为科学获知过程的一部分。”放在今天的现实中,卡尔·雅斯贝尔斯的这段话更具批判意义。正是从孩童时代开始缺乏大师的引领和经典的浸润,才让成人世界的精神空洞变得如此致命。

“我感觉自己好像流浪在一个荒芜的角落里,这里有时金碧辉煌,有时却满目疮痍,好像自己置身于一个二元化的世界,找不到边际,也不见归途。”一位化名“胖达”的海归博士,说自己的脑子里装满了别人的知识,以及因为缺乏选择而堆砌的垃圾,这些东西捆绑了他的自由。

传统学派的精神分析学家认为,精神世界的流浪者,很难凭借自身走出深陷的漩涡。时代塑造了特定的冲突人格,而所有未解决的冲突都会让人难以保持自我,由此产生恐惧绝望。人们会通过替代性生活方式来求得补偿。施虐行为就是这样一种尝试,这大概能解释一些“知识精英”为何会在背地里干出令人不齿的勾当。

治愈失魂

精神的荒芜真的无法自愈吗?西方社会心理学界想要搞明白的这个问题,在中国的文史哲经典里,在历代中国大师巨匠们的使命和创作里,做出了回答:人的精神能够成长,人只要活着就会不断改变自己,变成更好的自己。

告别“荒漠”,当代知识分子群体理应率先行动。如何在治生的同时安心治学?不妨学学先辈们的“三真”精神。

活得真实——2003年,辽宁美术出版社决定出版季羡林的日记,看到先生大学时期一些“辣眼睛”的字句,觉得有损大师身份,便向季羡林建议做适当删减。可是季羡林坚决不同意:“我考虑了一下,决定不删。我七十年前不是圣人,今天不是圣人,将来也不会成圣人……”

其实删了,没有任何不妥,自己改自己的东西,再正常不过。但季羡林不删,因为那是真实的自己,无须掩饰,他就是希望大家看到自己最真实的面貌。

敢说真话——“随着任教时间的推移，我日益不满于学校只是讲习一点知识技能的偏向。”1924年，我国著名思想家、教育家梁漱溟毅然辞去了北京大学教席。全面抗战爆发，梁漱溟受聘为“国防最高会议参议会”参议员，积极为抗战出谋划策。期间，与毛泽东前后会谈8次，其中两次通宵达旦。梁漱溟回忆，毛泽东“不落俗套，没有矫饰，从容，自然而亲切，彼此虽有争辩，而没有不舒服之感”。

梁漱溟一生用心于两大问题：人生问题与中国问题。费孝通说：“他是我一生中所见到的最认真求知的人，一个无顾虑、无畏惧、坚持说真话的人。”

追求真理——“该为读者描绘一个怎样的世界,如何让这个世界的哲理和逻辑并重,忏悔和警醒并重,良知和天真并重,理想与道德并重,如何让这个世界融合每一天的阳光和月光。”这是苏童在创作《黄雀记》时不断思考的问题。

文人的使命是治愈一部分人的“失魂”症,这是一个脱胎换骨的过程。既需要源于生活的实践,也需要高于生活的抽离。所以追求世俗功利的人,不可能承担这样的使命。

告别“荒漠”,便是要抓住一切时机为“精神力”充能。我国著名文学翻译家、诗人屠岸先生,在20世纪70年代下放干校时,一边刨高粱茬儿,一边仍不忘默诵诗歌。他说,那是为了寻找精神支柱,让他在精神的荒漠里得到甘霖。

相比于那个晦暗的年代,如今我们有着大把充裕的时光,来成就一场缓慢而安静的精神成长。借用林清玄先生的话:一再蜕变,一再祝愿。既不思虑,也不彷徨;既不回顾,也不忧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