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来读书：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

一、思维导图

二、文稿原文

各位喜马拉雅的朋友，你好！欢迎收听“冬梅讲国史”，我们继续一起来读书，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的导师祝总斌先生的《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初版， 1998年重印）。

我说过，“冬梅讲国史”是我的中国古代史读书笔记，每一期的内容文字版一般是三千六百字左右，我需要阅读至少三十倍文字量的相关研究成果，把它们迅速吸收，处理成用声音便能传递的知识。在这个阅读过程中，我有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发现，那就是：中文的中国古代史研究论著，最近这十多年的作品，常常有篇幅巨大、看上去摇曳多姿的“絮状物”——用词讲究，透露出理论血统的高贵；引文丰富，显示出资料库使用功力之老道；论证曲折，一咏三叹，展现了文字操控能力的高超——然而，使劲一捏，一点真东西、新东西都没有，或者有一点也不多，让人失望之极。

而上个世纪八十、九十年代的作品，虽然篇幅通常都不会太长，但基本上一定是有“干货”的，这个“干货”就是“创见”，基于史料的“创见”——这个时期的作品，论述可以不够致密，对史料的处理可以不够精细，但一定是观点明确、线索清楚的。其中的优秀作品，直击传统时期政治发展中的核心重大问题，所有论述均建立在可靠的史料基础上，考证严谨扎实，结论简洁有力，不漫引古代经典，不追趋西方理论，论从史出，逻辑清晰，文字干净，态度就如同平常讲课，娓娓道来。比如祝先生的这一本《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我今日读来，如同再次回到文史楼的教室，我又坐在第一排，全神贯注地听讲记笔记……

这本书的学术贡献主要有四点，下面我们就一点一点来说说。

本书的学术贡献第一点是首次正面定义了“宰相”，从而使得“宰相制度”成为一个有着清晰边界、可以进行严肃学术讨论的现代史学议题。在祝先生之前，宰相是一个人人都“大概其”知道，但从来没有谁加以定义的概念。中国第一部制度通史《通典》的作者、唐代的政治家杜佑甚至这样说“自魏晋以来，宰相…无有常官”，爱谁谁了，怎么可能呢？正史职官志提到宰相的时候，通常会说它是“佐天子而理大政”的，再具体的职任规定，没有了。而祝先生则明确提出，宰相必须用时拥有议政权和监督百官执行权，这两个条件必须同时具备，缺一不可。

祝先生引用《后汉书·陈忠传》的记载，说“议政权”就是“入则参对而议政事”，按制度享有进宫谒见皇帝，共议国家大事的权力；而“监督百官执行权”则是“出则监督而董是非”，也就是说“经过皇帝与宰相商议，形成决定之后，还得由宰相监督百官执行。这里包括百官执行后的考课，以及由此奏行的黜陟、赏罚等。”（5）祝先生的宰相定义受到了学界的广泛认同，我讲宰相制度，也是按照这个标准来讲的。正是按照这个标准，我们认为，明清两代是没有宰相的。因为内阁和军机处自始至终都没有稳定地获得“监督百官执行权”，只有“议政权”。

本书的学术贡献第二点是根据 “宰相”的定义明确指出，两汉的宰相 “始终是三公”，魏晋南北朝的宰相 “始终是尚书令、仆射或录尚书事” （6页）。这是全书的核心内容，恰恰是不便展开的，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己去读。

本书的学术贡献第三点是论述了皇帝身边的秘书咨询机构发展壮大，逐步转化（364）成新宰相机构取代旧宰相机构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不断进行的，汉代的尚书，本来设于宫城之中，接受皇帝的咨询，参与议政，到魏晋南北朝，便演变成为宰相，取代了原来的宰相——三公。这是秘书咨询机构第一次取代宰相。尚书取代三公之后，皇帝身边又出现了新的秘书咨询机构，这就是门下和中书，“到隋唐，门下、中书长官也演变成为宰相，只不过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是取代尚书省，而是‘并相’。”（364）

这是秘书咨询机构第二次取代宰相。本书的研究时段到这里就结束了，但是秘书咨询机构升级，宰相换代的过程仍在继续。唐五代新出现的两套秘书咨询机构，一套是翰林院，一套是枢密院。

翰林院以起草文书为主，实用性较强，因而在入宋之后继续保留了秘书咨询的功能；枢密院参掌机务，是五代皇帝赖以处理军机要务的主要帮手，入宋之后演变成为外朝军政首长，与原有的宰相机构——中书对掌文武大政，中书和枢密院合称 “二府”，形成了按文武事务分工的新型的宰相机构群。那么，我们应当怎样理解这种皇帝身边的秘书咨询机构升级成为新的宰相机构，也就是宰相机构不断“迭代”的历史现象？或者说，宰相机构“迭代”的背后动力究竟是什么？

传统的解释，“一般都把宰相制度变化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君主与宰相的权力之争，即（认为）君主感到相权发展过重，‘威胁’自己，于是有意采取措施，削夺相权，从而导致了一系列制度的变化”（13）。隐藏在这种解释背后的，是片面强调对立冲突的历史观，它倾向于把君和相看做是利益冲突、信任缺乏、恒处于权力竞争之中的一对。这种历史观基本上主宰了我们的历史书写，也高度影响了受此历史书写教育的我们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它让我们在观察一对关系的时候，很容易看到对立的一面，看不到或者说很少看到关系中的双方互相依存、利益与共、和谐共生的一面。而祝先生认为，这种片面强调君相对立的说法，“有一定道理，也符合某些历史事实，但恐（怕很）难说反映了宰相制度变化发展的本质。”（13）

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祝先生提出了自己的解释：“宰相制度发展变化的主要原因，是为了在新形势下更有效地进行统治。在这发展、变化过程中，君主、宰相的协调、统一是基本的；二者的权力之争确可导致某些变化，但归根结蒂，仍要以是否有利于整个统治作为标准来衡量，决定坚持、调整或废除（既有的宰相制度）。（17）”相对于传统的“君相矛盾对立说”，祝先生的解释更强调君相配合谋求有效统治的一面，可以称为“君相协调合作说”。“君相协调合作说”抓住了君相关系的本质，提供了认识君相关系和宰相制度发展动力的新视角，也提供了一种更为符合真实的温和而理性的历史观。这是祝先生这本书的第四个学术贡献。

这种历史观的调转，对我来说，比具体知识更重要。祝先生这本书，是从他老人家所讲授的“两汉魏晋南北朝政治制度史”中有关宰相制度的部分整理扩充而来的（367），我应该是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课（可能有错，年代久远，实在记不清了）上初次听到这些观点的，一下子就被打懵了——原来君主和宰相之间关系的主调竟然是协调统一的！这怎么可以呢？跟我们以前学的都不一样啊！但仔细想一想，好像这才是事情应有的真实面貌啊——保障国家的安全、社会的稳定和统治机器的运行平稳，是包括帝制国家在内的任何正常国家的要求。

倘若国家机器之中，两个最高级别的权力主体——皇帝和宰相之间关系的常态竟然是相互冲突斗争的，那这个国家怎么可能平稳运行得下去呢？！按照帝制国家的制度安排，皇帝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平衡各方利益，对一切政事做出最后决断；而帝位世袭，选择余地极小，因此，绝大多数的皇帝都是中才、下才。这样一来，宰相的设置就成为必须的。宰相通过“尚贤使能”的选拔制度产生，是资深政治家。宰相的存在可以“弥补、调剂、平衡”君主世袭的缺陷，“从而保证整个统治的质量和效率。”（14）

所以，皇帝需要宰相的配合。而宰相作为皇帝的臣子、国家的官员、能力超出一般的人才，有幸获此高位，佐天子而理大政，当然也希望配合皇帝实现治国安邦的目标。而历史上的绝大多数宰相都是积极辅佐皇帝的，尽管有的能力有所不逮、有的（跟皇帝一起）走错了方向，但在大多数情况下，皇帝与宰相关系的基本面是协调一致、相互配合的。既然如此，皇帝又不断提高自己身边的秘书咨询机构的作用，并且最终造成了秘书咨询机构升级取代旧宰相成为新宰相，其原因究竟是什么？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回到当时的历史情境，死磕史料，挖掘细节，才能见得真实。这是祝先生教会我的、属于历史学的解题思路。比如说，祝先生指出“曹魏初年设立中书省，（作为皇帝的秘书咨询机构，）就是因为当时三国鼎立，战争不断，各地（特别是边地）统治不很稳定，形势迫使皇帝‘政自己出’，要对某些重大政事迅速作出决定。（16）” 曹操雄才大略，做决定是没有问题的，秘书只负责起草文书就可以了。但是曹操的儿子和孙子——魏文帝曹丕和魏明帝曹叡就做不到了，而且他们也没有曹操那么勤快，所以常常会拿不定主意，需要求助于身边人，中书的作用就从单纯起草文书的秘书开始向提供咨询谋议发展，权力不断伸张。简单的说， “皇帝‘政自己出’而又力不胜任，正是中书监、令（中书机构的长官）权力得以膨胀的最基本原因。”（319）

祝先生的书里，常常有很多非常朴实的道理，比如中书的来源是汉武帝时期的中尚书，顾名思义，用中人（也就是宦官）来充当尚书往来奏事。汉武帝为什么要用宦官奏事呢？因为汉武帝的活动范围更多地转到了后妃居住的“后宫区域”，这个区域，虽然在当时也有士人出入，但是用宦官更方便。而武帝雄才大略，宦官不敢弄权，只能老老实实地跑腿传信。这样的论述非常平实，就是大白话，人之常情，可是像这样的常识性的东西，在现在的学术性文字中却变得越来越稀罕了。如果我们真的处在一个新时代的边缘，那么我希望这个新时代是一个回归常识、回归人性的时代。

这就是我们的最后一次读书课，我把它献给了我的导师祝先生。老师在台上，学生在台下。学生仰望、爱戴老师，是很正常的情况。同样正常的，是当学生越来越见多识广，便会发现老师的瑕疵，一点一点地积攒失望，慢慢的，可能会瞧不起老师；再慢慢的，当学生走向真正的成熟，他会认识到老师也不过是普通人，原谅并理解老师曾经的错误，同时又因为师生之谊保持基本的礼貌，倘若双方运气都好，可以成为朋友。我的运气很好，能够拥有祝先生这样，终生可以视为榜样的老师。祝先生真正做到了“重学问，淡名利”，他老人家是我在这个混浊的世界里追求学术生活的重要动力。明年老先生就九十岁了，还能思考能表达，这真好，祝老人家身体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