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书】框架思维：为什么说每场危机都有迹可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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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原文 

今天我们继续讲贾雷德·戴蒙德的新作《剧变》。这一讲，我来和你讲一讲应对危机的两条重要思路。

我们每个人一生一定会经历一场剧变危机，国家也是如此，当面对剧变危机，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戴蒙德在《剧变》当中提出了一个应对危机的整体框架，一共有12条。其中第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承认危机。

说白了，出来混的，早晚还是要还的，“鸵鸟”策略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这个道理看似简单，但是真正要落实下去却很难。

按照戴蒙德的理解，当人们面对危机的时侯，会有三种不同的反应：第一种就是鸵鸟姿态，拒不承认危机；第二种是部分承认危机；还有一种是低估危机的严重性。仔细分析一下，你会发现国家的反应也是如此。

比如这次疫情，略微扫描一下全世界抗疫的历程，就会发现，当疫情很遥远的时候，跟自己还没有太多关系的时候，很少有领导者真正能够意识到，在全球化人员流动这么频密的今天，危机其实已经是迫在眉睫了。

只有当疫情全面爆发，各国才开始反应，这时注定是慢半拍的。一方面，因为承认自己面临严峻危机需要时间；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变革需要克服惯性和阻力。

还有就是，在考虑到经济可能完全停摆，保经济还是抗疫情的时候，政客的算计也很明显。比如说美国总统特朗普，面对疫情，他早期明显是偏向保经济的，说疫情很快就会消失，千万别封城。因为今年是大选年嘛，他潜意识里是把“谋求连任”作为自己的第一要务，那么，经济和股市的表现就比抗疫更重要了。

但是到后来，当疫情蔓延开之后，即使是特朗普这样的自私鬼，一旦承认了危机，也会迅速地行动起来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突发性的重大问题，更容易激发人们的能动性。这一点倒是毋庸置疑的。

再回头来看看近代史，选择“鸵鸟”政策的国家还真的不少，比较典型的就是明治维新之前的日本。

在历史上，通常把1853年，美国海军将军佩里率领舰队在东京湾登陆，作为日本近代史的一个重要事件，日本人把这称之为“黑船来袭”，因为当时佩里乘坐的是蒸汽舰队，外表涂黑，在此之前日本人根本没见过这样的大黑船。

但是，日本有可能被西方列强威胁这件事，可不是“黑船来袭”才开始的。日本的邻居大清朝，早在14年前，也就是1839年，在鸦片战争当中就被英国打败了，还签署了《南京条约》，这件事儿早就在提醒日本人了。

可当时执政的德川幕府，并不承认危机的存在，直到美国舰队开到了自己家门口，才开始讨论变革。可见之前的十几年，这个时候的日本人，就是 “鸵鸟”的态度。

不过，国家面对危机还可能有第四种状态，那就是不同的人群，可能会对危机的评估跟对策有不同的想法。

日本的这次危机就是这样，当时的日本内部就有不同的意见。执政的德川幕府持有保守态度，但长期跟欧洲人从事贸易的九州地方诸侯，也就是萨摩藩和长州藩，则明显的希望日本走向对外开放和学习西方的道路。

他们后来还打出了“尊王攘夷”的旗号，也就是尊重王室，打击异族入侵，来拥护日本过去一千年都没有主导过实权的天皇，以达到希望推翻幕府的目的。双方就这样争执持续了15年，直到1868年明治维新，幕府才倒台。

日本的这段历史，就很好的印证了戴蒙德的一句话：“让一个国家清醒地认识到自己身处危机，并且针对危机提出解决办法，实在是不容易。”

当然，除了承认危机之外，还有一条也很重要，那就是诚实的自我评价。

同样给你讲一段历史故事，这次是德国的例子。我们知道，在一战当中，德国对战英国、法国、俄国，而且是两线作战，可以说是非常焦灼，在好莱坞大片《1917》当中就很真实地再现了这种战争的状况。

当时，东线因为俄国发生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政府单方面宣布停战，所以，德国也没觉得自己是战败国。但是，到了巴黎和会上面，战胜国提出了《凡尔赛条约》，严苛的惩罚传到了德国国内，德国人才觉得自己变成了待宰的羔羊了。当然，这也让德国民众对割地赔款的耻辱牢记在心。

当时参加巴黎和会的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就说，《凡尔赛条约》的规定只会给未来再次爆发大战，种下危机的种子，还真的被他说中了。

25年后的二战中，德国最终无条件投降，而被盟军占领的德国重建之后，完全清算了纳粹的罪行，才让德国有机会重新站起来。

所以，仔细分析一下，你会发现，一战后的德国是一个拒不承担责任的极端例子，他认为自己是一战的受害者，受到了美国威尔逊的十四点停战和平方案的欺骗，而《凡尔赛合约》要求的巨额战争赔偿，是强加给自己的不公正的惩罚。这也为希特勒的上台埋下了伏笔。因为希特勒就是要鼓吹打破不公正条约的枷锁，鼓吹重新发展军队。

同时，因为要付出巨额的赔款，一战之后的德国陷入了夸张的通货膨胀当中，几十亿马克面值的钞票还不如废纸值钱，老百姓一生的储蓄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灰飞烟灭了，这让德国战后并没有多少重建，反而不断地积累着仇恨，希望在下一场大战中报复。

所以，一战之后的巴黎和会，不仅德国人没有对自己的处境有清醒的认知，战胜国对未来也缺乏清醒的预判，没有仔细思考到底应该怎么去做，做才能够消除未来战争的危机，只想着如何肢解德国这个曾经强大的敌人，同时分享德国在海外的殖民地。这就是为什么凯恩斯认为，一战刚结束，二战的危机就已经种下了。

二战之后的德国表现就完全不同了，虽然国家也收到了重创，但他能直面自己的战争罪行，并真诚地谢罪，比如1970年西德总理勃兰特，就在波兰的犹太人纪念碑前下跪，明显表达了这一姿态。

可以说，这种直面让今天的德国受益良多，也让德国在战后，真正成为推动欧洲一体化的经济火车头。关于德国在二战之后，为什么能够有如此不一样的表现，以及这样的案例能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我会在第八讲中逐一详细分析。

回到这一小节的主题，诚实的自我评价，这其实是需要有足够的知识储备和完备的信息。明治时期的日本和二战前的日本也给出了正反的两个例子。

明治时期的日本领导者，是能够打开世界看外国的，也很清楚自己和老外的差距。担任过首相的伊藤博文和山县有朋，都是明治期间的政治大佬，他们也都曾经在明治维新之后到西方游历，亲眼了解到西方的不同和制度优势，也极力推动年轻的日本人到西方留学。

有了完备的信息和全新的知识储备，伊藤博文和山县有朋就有了选择性地借鉴外国模式、振兴日本的基本策略，而他们派出的年轻留学生回国之后，也成为推动日本西化改革的骨干。

同时，明治时代的日本人也没有沉溺于受害者的心态。开国之后，日本签署了大量的不平等条约，最早的条约到1899年才废止，从签订到废止整整45年。但是，日本人勇敢地承担起了责任，不断地提升自己的实力，来改变西方列强对自己的态度，终于在上个世纪之交，逐步废黜了不平等的条约。

相反，二战前的日本就是不同的局面，当时少壮派军人很少有走出过国门的，他们对全球大势不了解，根本不清楚日本与美国，这个当时全球最大的工业大国之间的差距，依然沉迷于日俄战争的胜利光环之下，正是这种知识储备跟历史经验的缺乏，让他们无法做出诚实、现实、审慎的自我评价，导致了日本在二战当中的覆灭。

当然，后来日本海军司令山本五十六，对美国的实力是知己知彼的。他曾经担任过驻美国的武官，对美国海军的军事实力和美国的工业实力都非常了解。

但他仍然非理性地对待对手，促使日本对美国发动珍珠港轰炸，就好像是赌徒一不做二不休了，指望掀翻桌子之后突然出现转机，如果运气不好，就不成功便成仁。

山本五十六没有能够承担起自己对待国家的责任，反而用赌上国运的方式向前发展，可以说是不合格的领导人。

中日的近代史在这一点上也有不少相似的地方。推动洋务运动的李鸿章、张之洞至少张开眼看过世界，李鸿章还曾经游历各国，很清楚自己跟外国的差距。

百日维新之后慈禧推动满族亲贵掌权，而这些满族亲贵可以说是和日军少壮派一样的无知，当时，大多数八旗亲贵子弟对世界的认知还停留在康熙、乾隆年间和三国、红楼的世界当中。 

缺乏对自身实力的诚实评价，又没有足够的知识储备来认清楚自己的处境，让慈禧做出在义和团运动中，向所有列强宣战的荒唐举动，也导致了北京被八国联军侵占，重蹈了1860年慈禧的老公——咸丰皇帝的覆辙。也就是说，第二次鸦片战争火烧圆明园以来，教的学费都白交了。

还是那句话，对于一个国家而言，要承认危机的存在，同时诚实地评判自己，承担起责任。这两件事，听起来很容易，但是要真正做到却非常难。过去两百年无论是日本、德国或者咱们中国自身的历史，都有不少正面跟反面的例子。

所以，你会发现，新冠疫情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开启了一个不确定性不断增加和许多剧烈的变化纷至沓来的时代。应对这些变化，需要有一套思维模式，戴蒙德的《剧变》恰恰梳理了一整套重要的模式。

还有哪些和“承认危机”以及“诚实地评判自己”相关的例子，欢迎在评论区分享，我会选出3名点赞最多的朋友，送你一本《剧变》实体书。

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