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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不喜欢司马光，可是我很喜欢熊逸……读了熊逸讲的资治通鉴，我现在又有点喜欢司马光。
司马光是个活在过去的人。学问好人品正讲原则，办事永远从理念出发，是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我听说好的政治家不应该是理想主义者。好在司马光的理想是复古保守主义，但是他也不让别人做动作。王安石变法司马光全盘反对，王安石下台司马光上台，他不论好坏把新法全废、新党全罢。苏轼骂一句“司马牛”，不算过分吧？
可是国家积贫积弱的弊病还在。你说王安石不行，你老人家倒是给个办法啊 —— 司马光没有办法。《资治通鉴》号称是给皇帝看的，但是是一本让你不出事儿的书，不是能帮你解决问题的书，更不是一本变革之书。
大宋是对士大夫最好的朝代。你们是结党也行，直接批评皇帝也行，讲学也行，开宗立派也行，可是司马光领衔的男神天团弄出了什么呢？他们只会往过去看。他们只会给自己弄了一堆圣人和宗师职称。他们只会高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这种空洞口号。他们面对国家的危机束手无策，眼睁睁地看着大宋连续被蛮夷征服乃至亡国。
所以读《资治通鉴》怎么能只读司马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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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之见，熊逸这个“讲透版”，是当今读《资治通鉴》唯一正确的读法，也是我们读一切中国古书的正确读法。司马光没看过的、后世才有的书，熊逸读过；司马光看过的书，熊逸也读过。熊逸知道司马光在书中说对了什么、说错了什么，熊逸还知道什么是司马光故意说错的。
《资治通鉴》是司马光在“国家要求稳定”这个核心政治思想的指导之下写出的一部辉格史 [1]。司马光继承了儒家爱删减历史记录的传统，非常主观地选取史料去证明自己的观点。我们今天讲“刻意练习”都要求诚实的反馈，那你这种写法又如何能让人从历史中吸取真正的教训呢？
司马光写书是想让皇帝当好人，而不是当英雄。我们今天的人对当好人的兴趣不是很大，我们更想知道真实的历史。熊逸常常考察几位史家对同一个事件的不同叙述，再结合现代心理学包括博弈论的分析，向我们展示，比如说刺客豫让到底是怎么死的。
使用这种多视角、多维度的讲解，熊逸对中国的历史叙述、包括中国文化进行了祛魅。现在有些人对中国古代经典有教徒思维，读圣人的经典你就通晓了一切！熊逸会告诉你《孙子兵法》刚出世 57 年就已经落后于时代，而现在不怎么受重视的《墨子》反而记载了更实用的军事战术。
而这个更鲜活的历史只会让你更加热爱中国历史 —— 不是那种“我家祖上特厉害”的爱，而是实在的亲切感。
而且我越读熊逸的专栏，越觉得司马光这个人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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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西夏内乱，宋神宗抓住战机打下西夏六个寨，司马光一上台就给人送还回去了。西夏屡屡侵犯大宋边境，按今天老百姓的想法，肯定是大宋应该富国强兵，最好学汉武帝，直接把西夏灭掉就算了。可是司马光却提出了“待之以礼，结之以恩，高其墙垣，威其刑法”的和平共处方针。
这可不是迂腐，这是大国的大道理。司马光知道怎么做大国。大国肯定不能怕小国，但是大国也不能像小国那样专搞利弊算计。我想，如果司马光主持对辽国和金国政策，大宋虽然不能永绝后患，但也不至于被金国羞辱。如果司马光主持南宋对金国和蒙古政策，也许南宋不至于亡国。
司马光理想中的大宋有一个道义责任，能让万众归心。有司马光这样的人在，有司马光的理想，大宋才不仅仅是“强大”，而称得上“伟大”。借用物理学家罗伯特·威尔逊发明的一句话说，司马光也许对大宋的国防没有什么直接贡献，但是司马光能让大宋更值得被防卫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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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大宋毕竟辜负了司马光，正如春秋辜负了孔子，战国辜负了孟子。儒家的治理手段 —— “礼” ——越来越不适应人人想要自强的时代精神。
秦朝用法家，西汉发展经济用道家，东汉把儒学变成了迷信教条。唐朝中国是开放社会，佛教一传进来就因为理论更丰富、逻辑思辨力更强而受到欢迎，儒学被边缘化。韩愈一看在这么下去中国文化不完了吗？一边批判佛教，一边赶紧发明了一个“道统说”，给儒学续命。到宋朝知识分子总结五代十国的教训，说国家千万不能再乱了必须得有秩序，这才让儒学焕发了第二春。
司马光的理念比孟子更接近原教旨主义，但是后来的程朱理学并没有简单地想让一切回到过去。
我理解理学既不研究富国也不研究强兵，而是效法了佛教和道教，本质上是一套个人修炼系统。理学是让人学习怎么当圣人的学问。这比“礼”那种封建等级强多了，对读书人产生了致命的吸引力。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真正把理学变成中国正统意识形态、成为科举唯一标准的，居然是元朝的蒙古人。从此一直到清朝，与其说儒学被发扬光大了，倒不如说儒学以理学的形式一直束缚中国读书人的思想。
面对比自己弱得多、而且臣服了的小国，中国尚能拿出天朝上国的姿态，搞搞朝贡体系。等到清末西洋人一来，中国就彻底把儒学的高端大气抛到脑后了。
大清对洋人外交的方针，用李鸿章的话说，叫“打痞子腔”：能骗就骗能躲就躲，打不过就签约，签了约也不兑现，完了再挨打，完了再签约。鲁迅先生说“中国人对于异族，历来只有两样称呼：一样是禽兽，一样是圣上。从没有称他朋友，说他也同我们一样的。”
司马光对此会怎么想？不过理学毕竟给中国贡献了最后一个拿得出手的儒家人物，曾国藩。曾国藩说「依我看来，还是用一个诚字，……圣人言忠信可行于蛮貊，……推诚相见，与他平情说理；虽不能占到便宜，也或不至过于吃亏。无论如何，我的信用身分，总是站得住的。」曾国藩用这个原则处理了天津教案危机。
那可能是儒学最后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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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不是中国原创，道教越来越上不了台面，法家连中国人自己都不太喜欢，儒学好像是最明显的候选者。可是你考察历史，古代中国极少真的拿儒家思想指导大政方针，儒学主要是考试素材。
就算儒学真有适合现代的东西 —— 比如讲“诚”，可是难道外国就不讲“诚”吗？
如果你诚实地去找，你很难找。当代哲学家赵汀阳是个诚实的人，他致力于寻找中国历朝历代思想的最大公约数，作为中国文化的标志性基因，他最后找到这个东西不是儒学。
赵汀阳找到 [3] 一个更基本的信仰，叫“配天”；一个更基本的精神，叫“中国漩涡”。中国文化之所以一直传承不灭，并不是中国的哪一种学问厉害，而是自古以来所有思想加在一起，通过汉字这个特别的符号系统，形成的一套精神世界，始终保持着吸引力。这个精神世界的生命力太强了，谁掌握它谁才能统治天下，所以蛮夷都是加入中国，而不是取代中国。
按照《龙与地下城》的道德阵营分类法，如果司马光是守序善良，杀人如麻的曾国藩就是混乱善良，而赵汀阳则是混乱中立。
赵汀阳找到的这个最大公约数并不在乎谁用什么儒家还是法家、谁是不是蛮夷，只要认同中国漩涡这个精神共同体就是中国的。中国一直就不是一个单一民族的国家，而是“天下”，是开放和包容的。
相对于西方，中国古代思想到底是什么呢？赵汀阳最后找到的东西叫做“方法论”。中国古代文明是个方法文明，讲究变化，讲究“事”；西方文明则是讲究“物”的文明。西方文明总爱纠结于“什么是什么”这种问题，而中国古代文明讲究“生生”，不管是什么，能存在下去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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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我问熊逸说“国学”到底是个世界通用文化还是个本地风俗，熊逸说就当它是个本地风俗算了。
我想这才是正确的答案。
我们生活的这个地方曾经拥有过了不起的人物和精彩的故事。中国古人把这些人和事记录下来了，任人评说，这很伟大。真正的思想是不会过时的，正如勾股定理不会过时。了解这些思想让我们感到很亲切，而且也许有好处。有时候能用上有时候用不上，现在用不上也不妨碍以后能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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