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海清：“直接发钱论”对普通人会是好主意，还是馊主意？

当前，要不要学美国搞财政赤字货币化，直接给深受疫情影响的普通人发钱，是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热点话题。实际上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内需就一直比较一般，进入到疫情的第三年，特别是奥密克戎对服务业形成了新一波的影响，很多人感觉钱袋子更紧了。这时候有不少专家建议直接向受到疫情影响的人直接发放现金，也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同、叫好。怎么理性地看这个问题？以及是不是有更好的政策选项？

发钱这个事情，毫无疑问是既叫好，也卖座的善举。但国家经济政策有实施的可行性么？我们来想想，财政的口袋子又不会是无穷尽的，如果你是决策者，在钱特别有限的情况下要发放，首先要确定向谁发放？如何避免有人浑水摸鱼？发放多少钱是合适的？这些要素都要确定下来，建立好一个机制和章程，等弄完了，真正缺钱的人还能够得到钱么？这个在宏观经济学上来讲就是经济周期的错位，政策不仅没有起到救急的效果，反而有可能在需求修复后再加一把火，到时候如果搞的政策要被迫紧缩，就让人哭笑不得了。

发钱，是很省事，也很叫好，但是一方面来讲没有可持续性，衍生负面效应也很大。并且，发钱导致的副作用的承担者，可能还是普通老百姓。最近的例子是美国，美国在经历了两年的发钱导致的虚假的繁荣之后，到了今年通胀到了两位数以上，房价更是从2020年到现在翻倍，经历过物价上涨的人都知道票子毛了的可怕性。而当美国因为通胀被迫开始收水的时候，全民都要共同面临收入下降、经济衰退、失业增加的局面，而放水时接盘房地产的人则更是妥妥的接盘侠。等到发生滞胀的时候，给大家带来同时通货膨胀和钱减少的痛苦，双倍的打击同时到来，岂不是更痛？

这种普遍发钱的想法，其实还有个更早时期的同样逻辑的案例，就是前苏联搞的所谓的私有化休克疗法，直接给每一位普通老百姓发放类似钱的股份，最后的结局同样也是和美国一样的高通胀，以及最后得到好处崛起的是强取豪夺的寡头财团，因为他们在通胀中赚的盆满钵满。由美国和前苏联的案例可以看到，直接发钱，确实没有结出好的苹果。高通胀一旦起来，洗劫最多的肯定是穷人，而不是富人。发钱刺激消费无法带来大众劳动者教育、技能等自身无形价值的提升，也不够买上稀缺的抗通胀的房地产或金融资产。所以，简单的发钱刺激消费救不了穷人，只会导致他们被推进未来更可怕的通胀深渊。

那么，面对当前疫情下的中低收入群体面临的生活压力，到底应该如何做呢？首先要解决问题是要回到根源上，疫情导致的消费的降低主要是因为旅游、餐饮等这些服务型消费受到疫情影响太大，失业的增多导致大众的预期收入下降。就算是发钱刺激消费，服务型消费起不来，真正的受到疫情影响最大的人也无法真正得益，追逐实物消费又进一步增加通胀风险。有的学者认为遏制消费的惯性下滑是我们必须发钱的原因，但是我想问，惯性下滑的本质原因难道不正是因为预期收入下降导致的不安全感么？发钱就能消除不安全感了么？

在我看来，大众对未来的预期降低，是因为失业，因此当前很重要的事情是要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解决服务型行业的从业者可能短期仍然面临客观困境的难题。一方面是要让小微企业真正得到疏困的低利息或者是无利息的贷款，支持企业的扩大投资行为，使得企业可以维持并且扩大就业。另一方面应当通过基础设施建设中的传统基建来稳定农民工的就业，并通过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等稳定大学生就业，我们既然奉行科技强国战略，科技行业的扶持和发展自然能够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解决当期年轻人失业率高的问题。

另一方面，当前自然还有各种各样的失业是无法避免的，比如旅游等服务业中的从业者很难短期内完成再就业。在这样的情形下，就应当做的是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和失业救济的措施，而不能用财政发钱越俎代庖，取代正常化的最低生活保障和失业救济体系的建设。完善最低生活和医疗保障体系，以及有效的失业救济及再就业体系，这个才是正道。这里的机制是现成的，机制也已经较为完善，所更需要完备的则是要不漏下一人，提供更确定性的有安全感的保障。在美国，失业救济的发放是需要依靠政府对经济的判断来进行临时性的发放，社会保障更多是和就业有关的，而中低收入群体如果没有就业，就失去了保障。保障的不稳定性给中低收入群体带来了显著的不安全感。而欧洲从现代历史上建立的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制度，则会给中低收入群体提供更稳定的收入保障，也给了欧洲人的更强烈的安全感。保障的本身需要的是稳定性，中国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不能简单的搞欧洲的高福利国家制度，因为我们的人口更多，发展阶段也更早。同时，我们也更不应该学习自由资本市场主导下的美国去直接发钱，而是应当在建立更全面的社会保障福利体系的同时，进一步完善文化、教育、体育、卫生等公共服务等方面的三次分配，给居民建立更富有安全感的环境，才能够更加促进消费和经济的可持久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