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欺软怕硬的西方世界，我们就是要展示自己的真实实力！

我们《维为道来》中谈俄乌冲突的时候曾讲过这么一个观点，按照目前通行的名义GDP计算，俄罗斯的经济规模小于西班牙或中国广东省，但法国经济学家雅克•萨皮尔用购买力平价对俄罗斯经济规模做了重新评估，认为俄罗斯的经济规模接近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德国的4.6万亿美元。北约先后五次东扩，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直误判了俄罗斯的实力，或者反过来看，俄罗斯自己没有充分展示自己的实力，结果招来了北约的不断东扩，直到最后俄罗斯忍无可忍。

长期以来，西方全盘否定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拒绝不同文明可以衍生出不同的制度安排和治理模式，蛮横地认为只有西方制度才代表人类最先进的政治制度，即所谓“历史终结论”。他们延续殖民主义“分而治之”的传统，到处煽动“颜色革命”，以“人权高于主权”为借口肆意发动战争，造成无数生灵涂炭和财富浩劫，引来全世界的人怨天怒。

我们长期执行韬光养晦政策，在特定时期内是正确的，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现在中国已经长成姚明的个子了，中国的利益已经覆盖全世界了，你不捍卫自己的利益，谁来捍卫你的利益。所以该秀肌肉就要秀肌肉，不能让别人低估自己的实力。

其实，我们中国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低估自己的实力结果引来地缘政治的巨大风险。西方文化的特点是承认实力，欺软怕硬，如果它真以为你就那么点实力，它就动手欺负你。我在2011年出版的《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一书中介绍过一个中国自己的案例，那是英国著名的经济史学家安格斯 麦迪森讨论过的一个案例，他说香港最后一任总督彭定康，误判了中国的实力，导致他与中国在香港政治改革问题上的冲突。

在香港主权交接的前五年，彭定康敢于挑战中国政府，在香港开始所谓政治改革，低估中国实力应该是一个原因。

彭定康1997年曾在《经济学人》杂志上撰文称“英国的GDP几乎是中国的两倍，中国的GDP大致等于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的之合”，而根据麦迪森本人用购买力平价的计算，当时英国的GDP大约为中国的三分之一，中国的GDP是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综合的6.5倍。

我们知道，从1842年开始的150年中，香港一直实行行政主导制度，总督由英国人指派，身兼政府首长、驻军统帅、立法会主席，但彭定康出任港督的最后五年，他突然表示他觉得自己权力太大了，他开始弱化行政权，立法局部分议员将由选举产生，原来由政府控制的房屋、广播、金融、机场等政府部门纷纷公司化、独立化。彭定康的这些所谓的政治改革，给97后的香港埋了很多雷，祸害香港20多年, 余毒至今还没有完全消除。好在2021年，全国人大通过了港区国安法，我们正在逐步肃清他的余毒。换言之，自己的实力被低估会引发敌人的战略误判，从而严重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

我一直主张建构全面、透彻、强势的中国话语。所谓“全面”，就是对中国和世界的大势有一种较为整体的把握；所谓“透彻”就是要聚焦中国模式底层逻辑的建构并形成经得其国际比较的中国标准；所谓“强势”就是要能强势地回应西方话语对中国的挑战，在不少方面实现对西方话语的“范式重构”和“降维打击”。

“文明型国家”话语就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总体效果相当不错。我在2011年出版的《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崛起》中是这样论述的：作为一个迅速崛起的“文明型国家”，我们可以回头来看看西方的观念，看看所谓由传统的“文明-国家”进入“民族-国家”才能成为现代国家这种西方观念的局限性和破坏性：这种观念带来的结果往往是国家不停地分裂，越分越小，每次分裂都会造成许多流血冲突。且不提历史上数百年的厮杀，但是过去20年中发生的苏联解体、南斯拉夫崩溃、今天印度内部纷乱不断的情况，某种程度上都反映出西方“民族-国家”观念的偏执性。

我当时还指出：“欧盟推动欧洲国家的整合，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看作是从“民族-国家”走向“文明型国家”的一种尝试”。换言之，今天的中国是从一种比西方“民族国家”更高的国家形态来审视西方国家的。我接着说，“欧洲整合谈何容易，毕竟欧洲已经分裂了上千年。欧洲整合也已进行了半个多世纪，但其整体实力还是面临严峻挑战，如果欧洲国家无法真正联合起来，欧洲的整体衰退的命运将难以扭转，所以我们应该为我们自己是一个‘文明型国家’感到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