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郭沫若第一次见毛泽东，见面后评价：他说话声音实在太低

1978年6月12日，郭沫若在北京病逝。临终前，他把妻子和孩子们叫到自己床前，最后嘱咐他们说：“毛主席的思想比天高，比海深，照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就会少犯错误。”

郭沫若在生命的最后关头，依然提到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这与他和毛泽东结下的真挚友谊是分不开的，他们整整相交50年，在历史上谱写了一段佳话。

毛泽东和郭沫若的友谊，最早可以追溯到1926年。这年3月，郭沫若经瞿秋白推荐，离开上海，来到大革命的策源地广东大学，担任文科学长。

3月18日，成仿吾带着郭沫若，去拜访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委员、农民部部长的林伯渠。当时正好林伯渠不在家，家人让他们在家里等一会。

于是成仿吾和郭沫若来到书房休息，他们看见书房里正坐着一个青年人，正在专心埋头看书，完全没有觉察到他们的到来。

成仿吾惊喜地朝这个年轻人走了过去，并对他说：“啊！润之，你也在这儿！”

青年人这才惊醒过来，他抱歉地站了起来，然后和成仿吾握了手。成仿吾刚准备向青年人介绍郭沫若，他却已经主动走上前来，握住了郭沫若的手说：“我是湖南毛泽东，你大概就是郭沫若先生吧？”

郭沫若早就听说过毛泽东的名字，而毛泽东也早就读过郭沫若的作品，意外的相遇使两人十分高兴，他们很快就像老友一样，亲切地交谈了起来。

在回去的路上，成仿吾问郭沫若：“你对毛泽东是什么印象？”

郭沫若回答说：“司马迁在《史记》中描写张良时，说他是‘貌如佳人好妇’，将这句话用在毛泽东身上，可谓是恰如其分！”

后来郭沫若又专门在一篇文章中记录了这次见面的感受：

（毛泽东）人字形的短发分排在两鬓，目光谦抑而潜沉，脸皮嫩黄而细致，说话的声音低而委婉。不过在当时的我，倒还没有预计过他一定“魁梧奇伟”不可的。

在中国人中，尤其在革命党人中，而有低声说话的人，倒是一种奇迹。他的声音实在低，加以我的耳朵素来又有点背，所说的话我实在连三成都没有听到……

两人很快就熟悉了起来，当时毛泽东正担任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他经常邀请郭沫若去讲习所讲课，郭沫若欣然接受，多次到讲习所讲授革命文学与农民运动的关系，受到了学员的热烈欢迎。

有一次，东山青年会邀请毛泽东和郭沫若前去演讲，一同受邀的还有东京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会长马伯援，此人是国民党中的极右派，思想极为反动。

本来演讲的顺序是郭沫若、毛泽东和马伯援，但演讲快开始时，马伯援却对郭沫若和毛泽东说：“二位先生，很对不起，我有点急事要办，请让我先讲，实在抱歉！”

于是马伯援最先上台演讲，谁知他竟然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一番诋毁，讲完以后，就跳下讲台，扬长而去。毛泽东和郭沫若非常气愤，他们又登上讲台，对马伯援的反动谬论进行了一番痛斥。

在回来的路上，郭沫若对毛泽东说：“润之兄，你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比我高多了！和你相比，我实在是小学生。”

毛泽东却严肃地说：“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上，我们都是小学生，这个对敌斗争的锐利武器，我们一辈子都学不完的！”

1926年7月21日，郭沫若在毛泽东、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的影响下，毅然投笔从戎，离开广州参加北伐。北伐军占领武汉后，郭沫若任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在武汉主持政治部日常工作。此时毛泽东也在武汉任全国农民协会总干事，两人再次在工作上进行了密切的配合，友谊也更加深厚了。

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发动秋收起义，上了井冈山。郭沫若则参加了南昌起义，任起义军总政治部主任兼宣传委员会主席，他写下了著名的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因此彻底激怒了蒋介石，南昌起义失败后，郭沫若不得不流亡日本。

郭沫若在日本居住了10年，蒋介石爱惜他的才华，曾多次派人劝他回国当自己的笔杆子，但他却拒绝说：“蒋介石和我，要自由恋爱是可以的，但若要不明不白地遭他的强奸，那我是不得干的。”

郭沫若尽管身在海外，却始终关注着红军和毛泽东的情况，当他得知红军到达陕北后，他高兴地写下了“心中纪念着一件令人欢喜的大事”。

抗战全面爆发后，蒋介石解除了郭沫若的通缉令。郭沫若回到祖国以后，多次向周恩来提出请求，要求到延安去，到毛泽东身边工作。

毛泽东得知郭沫若的请求后，让周恩来转告他：“你留在国统区工作，更有利于发挥你的作用，更有利于党的工作。”

郭沫若听后深以为然，他于是留在了国统区，先后担任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三厅厅长、文工会主任，用自己的笔全力支援抗战工作。

1944年，郭沫若写了一篇不但在全国历史学界、也在革命队伍中引起强烈反响的长篇史论《甲申三百年祭》。当时正值抗战胜利的前夕，在此革命形势发展至为紧要的关头，如何抵制革命队伍内部开始滋长的骄傲自满情绪，成为了一个头等重要的问题，郭沫若这篇纪念李自成失败300周年的文章，对全党有着重要的意义。

《甲申三百年祭》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后，国民党方面十分震惊，很多人都指责郭沫若“为匪张目”，郭沫若却理直气壮地说：“我就是要为‘匪’张目嘛！”

毛泽东在看到郭沫若的这篇文章以后，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将其列为党的整风文献，在延安出版了单行本。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乘飞机从延安飞抵重庆，准备与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郭沫若得知以后非常兴奋，自从1927年在武昌与毛泽东一别，他们已经整整18年没见了！

8月28日这天，郭沫若天不亮就起了床，他穿上自己平时最喜欢的衣服，在屋里急切地踱着步子，夫人许立群看着他那焦急的样子，笑着提醒他说：“毛泽东的专机要下午才到呢！”

下午3点45分，毛泽东的飞机到达机场，郭沫若早已等候多时。当毛泽东下飞机向欢迎的人挥手致意时，郭沫若敏锐地发现：毛泽东的手上没有戴手表。

郭沫若心里不由得一阵感动，作为一个党的最高领导人，生活竟如此清贫和艰苦！但他很快又想到：毛泽东即将在重庆度过紧张而险恶的日日夜夜，没有手表掌握时间，是非常危险的！

9月3日下午，郭沫若亲自来到毛泽东的住处拜访，在交谈时他情不自禁地摘下自己手上的手表，送给毛泽东，毛泽东知道这是老朋友的深情厚谊，欣然接受。

这是一块欧米嘎机械表，产自世界钟表王国瑞士，外壳为圆形，表径4厘米，字型“12”，数字下有“Q”符号和

OMFEGA字样，表带为棕色牛皮制。

毛泽东对这块表视若珍宝，一直戴在手长达31年，直到他去世。

1961年8月，毛泽东在庐山开会时的一次舞会上，认识了江西农垦文工团的女演员邢韵声。小邢看到他手上戴的这块手表又老又旧，表盘上的刻度也模糊不清了，她不禁问：“主席，您的手表这么旧了，怎么不换一块啊？”

毛泽东摇摇头：“这可不能换，这表跟了我十几年了，它可是立了大功呢！”

9月中旬，毛泽东要离开庐山了，邢韵声十分不舍，她觉得主席现在年纪大了，眼睛也不太好，手上的那块表确实该换了，于是她在分别时摘下了自己手上的这块英纳格表送给毛泽东，这是她母亲花了200多块钱给她买的，平时她自己也很少戴。

毛泽东非常感动，收下了这块表，向她回赠了自己亲手写的《长征》的书法作品。

回到北京以后，毛泽东把小邢送给他的表珍藏了起来，平时依然是戴着郭沫若送他的那块表。

后来这块欧米嘎表表底发黄、表盘模糊、表带也破了，工作人员建议毛泽东换一块。毛泽东不同意，说：“放到表店修一修，换只表带还可以戴。”

后来，表的机件失灵，恰逢瑞士友人送给毛泽东一块金表，工作人员趁机要给毛泽东换表。毛泽东只得将金表戴在手上，但感觉太重，不舒服，只戴了几天就取下来，吩咐上交国库，并要求将欧米嘎表再修一次。

于是这块瑞士老表于1969年又重游北京亨得利钟表店，修表工人清洗了机芯，更换了表盘和表带。修好后，毛泽东继续戴着，直到1976年9月逝世。

毛泽东逝世后，这块手表曾由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展出。后来，又被中共中央办公厅收回，于1990年11月移交给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收藏。

1961年10月18日，郭沫若在北京民族文化宫看了浙江绍兴剧团演出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后，觉得很有感触，便写下了一首诗：

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

咒念金箍闻万遍，精逃白骨累三遭。

千刀当剐唐僧肉，一拔何亏大圣毛。

教育及时堪赞赏，猪犹智慧胜愚曹。

他的这首诗的大意是：唐僧把人当妖精，把妖精当人，混淆是非，不分敌友，对敌人发慈悲，对朋友却不断刁难。还给孙悟空一遍又一遍念起紧箍咒，使他头痛，却让白骨精连续几次脱逃，应当千刀万剐唐僧的肉。

显然，郭沫若对于唐僧的是非不分非常不满。

毛泽东看到这首诗后，觉得要把唐僧“千刀万剐”还是很不妥当，于是他便给郭沫若写了一首“和诗”送了过去：

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

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

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这首诗的大意是：自从风雷震动了大地，就有了白骨堆中变成的妖精。唐僧虽糊涂却可以教育，妖精是鬼怪将必然带来灾难。孙悟空拿起金箍棒打尽了妖精，整个世界就没有乌烟瘴气了。今天我们要欢迎孙悟空这位齐天大圣，只因为妖魔重新又到来。

毛泽东在诗中提到了一个和郭沫若截然相反的观点，那就是唐僧虽然糊涂，但还是可以教育的，没有必要千刀万剐。

郭沫若在读了毛泽东的诗以后，也觉得非常受教育，认为自己之前的理解确实过于偏激，于是又给毛泽东写了一首诗承认了错误：

赖有睛空霹雳雷，不教白骨聚成堆。

九天四海澄迷雾，八十一番弭大灾。

僧受折磨知悔恨，猪期振奋报涓埃。

金睛火眼无容赦，哪怕妖精亿度来。

毛泽东看到这首诗后，给郭沫若回信说：和诗好，不要“千刀当剐唐僧肉”了。对中间派采取了统一战线政策，这就好了。

为什么毛泽东的回信会这么说呢？这和当时的历史背景是分不开的。

我们都知道，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老大哥”，在建国初期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援助，当时中苏两国的关系也非常好。

但是在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继任者赫鲁晓夫上台以后，他对斯大林的政策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

在1956年的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批判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全盘否定了斯大林执政时的各种理论，指出斯大林的七大错误，并提出了“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三和”理论，形成了现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裂的开端。

在1959年6月，苏联政府背信弃义片面撕毁了中苏双方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

在9月9日，苏联塔斯社就中印边境争端发表声明，公开偏袒印度尼赫鲁政府，反对中国。

9月15日，赫鲁晓夫又赴美国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进行了三天的会谈，会谈刚刚结束，赫鲁晓夫就来到北京劝说中国“不要用武力去试探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性”。

而在1960年7月，苏联又突然撤走援华专家，撕毁中苏合同，还挑起了中苏边境纠纷，当时的中苏局势非常紧张。

所以郭沫若写的第一首诗是具有一定的隐喻意义的：“白骨精”当然是美帝国主义，“唐僧”则是苏联，“孙悟空”则是中国。

所以郭沫若这么写，是表示了自己对于苏联敌友不分的愤怒，所以他觉得苏联应该“千刀万剐”。

但毛泽东的诗却表达了另一种看法：他认为“白骨精”应该指的是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修正主义”，他们对于世界社会主义的危害确实是无穷的。但“唐僧”应该是那些中间派，他们虽然暂时被迷惑，但只要经过教育以后，还是可以回到我们的阵营中的。

毛泽东的看法无疑是正确的。后来我们对苏联也是一直没有彻底撕破脸，保持了一种谴责的态度，但对于它的挑衅进行了坚决的还击，使得我们没有陷入两线作战的陷阱。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病逝。郭沫若得知以后，悲痛欲绝，他怀着对毛泽东的无限深情，挣扎着病休向毛泽东的遗体告别，还参加了守灵。9月18日，他又登上了天安门，参加了毛泽东的追悼大会。

1976年12月24日，郭沫若想到两天后便是毛泽东的84岁生日，他有感而发，写下了一首《满江红·怀念毛主席》：

天柱初移，天恐坠，殷忧难已。人八亿，同心痛哭，倾盆大雨。雨过天青云散净，驱除四害朝晖启。满山河，一片大红旗，迎风舞！

学大寨，基础固。学大庆，主导竖。军与民相学，问谁敢侮？努力实行现代化，齐声高唱革命谱。颂导师，与马列同辉，垂千古！

这首词里，充分表达了郭沫若推崇毛泽东、忠于毛泽东、时刻怀念毛泽东的深厚感情。

毛泽东和郭沫若的深情厚谊，像一道隽永美丽的诗篇，像一朵清淡幽香的鲜花，在茁壮地、感人地、坚实地发展着，绽放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