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卷第6章《外部世界》之二

西 域

如同在北方地区居住的匈奴部族一样，在汉帝国的西北地区（即今天新疆和中亚地区东部）也居住着诸如乌孙之类的游牧民族，以及在水源地附近发展起来的城邦国家。随着北方冒顿帝国的崛起，对匈奴来说，西域就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地区，在当时的历史文献中，该地区被称作匈奴的“右臂”，因为环绕塔里木盆地的城邦居民为这些游牧部落提供农产品和手工艺品。

当汉朝第一次谋划对匈奴发动战争的时候，他们派遣名叫张骞的使者，率领100名兵士，出发寻找西域地区的月氏部族。月氏先前曾经占领过北方草原地区，后来被匈奴驱赶到了西域，汉朝政府希望取得他们的支持，共同对付他们的老对头匈奴。然而，汉代使团在中途被匈奴截获，为此，匈奴给汉朝送去一封信件，表达自己的愤怒：“月氏在吾北，汉何以得往使？”并质问说：如果“吾欲使越，汉肯听乎？”张骞被拘禁长达10年时间，直到公元前126年才被放回汉朝，但是，他给皇帝带回了有关西域地区的第一手详细信息。

公元前120年，一位匈奴单于的归顺标志着汉朝向中亚地区扩张的开始。这位单于控制的区域位于汉朝和西域地区之间，因此，他的归顺就打开了汉朝通往西域地区的通道。正如张骞所说：“诚以此时厚赂乌孙，招以东居故地，汉遣公主为夫人，结昆弟，其势宜听，则是断匈奴右臂也。既连乌孙，自其西大夏之属皆可招来而为外臣。”朝廷采纳了这个提议，从而定下了汉朝在中亚地区的战略。

一些学者认为，中国人进入中亚地区是出于经济原因，是为了取代匈奴，控制贯穿新疆的贸易通道，开辟丝绸和其他商品的市场。但是没有证据证明 在汉朝使团首次到达中亚之前，中国和西域之间存在大宗贸易，俗称“丝绸之路”的贸易线路那时还根本不存在。虽然这些早期使团确实促进了之后的贸易增长，但使团的真正动机显然是出于政治原因。

至于“丝绸之路”的概念，这个术语是由19世纪末期一位德国地理学家发明的。此前无论是处于丝绸之路两端的中国人还是罗马人，都没有意识到这样一条线路的存在。罗马人只知道在某地有个“塞里斯国”，即有“丝的民族”。中国人也隐约听说过一个传闻，在遥远的西方有一个“大秦”帝国，那是一个神秘的国度，充满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植物和动物。

不仅“丝绸之路”上的贸易伙伴们并不知道对方，而且也没有商人能够穿越整个贸易线。中国的边贸和朝贡贸易把大量丝绸运到中亚市场，再由此转售到更西边的市场，从新疆到达现今的阿富汗和印度；然后是波斯，最后到达罗马帝国的东方诸省。横跨欧亚大陆的贸易线就是这样由一系列的区域贸易线路组成，一站接一站，把大量丝绸由中国运往罗马。每个经商者一般只走其中一个或两个贸易点。

汉朝政府和乌孙首次结盟的结果喜忧参半。虽然乌孙国王同意娶一位汉朝公主，却同时也接受了一位匈奴的新娘，而且还给予了匈奴一方更为隆重的仪式。这在西域地区是很常见的，因为很多小国都必须同时向两个大国表示谦卑和效忠来获得自身的独立。公元前108年和公元前92年，楼兰国各向汉朝和匈奴送了一位王子作为质子。当楼兰王死去时，匈奴在死讯尚未传到汉朝时，就抢先把他们那里的楼兰王子送回了楼兰，并且使他登上了王位。这导致了楼兰相当一段时期的政策都对汉朝不利，直到公元前77年，当一位汉朝使者设计刺杀了亲匈奴的楼兰王之后，楼兰敌视汉朝的政策才告结束。

汉朝最早一次深入西域的军事行动发生在公元前108年，它使汉朝和乌孙及楼兰达成了协议。在公元前101年第二次更重要的军事行动中，大宛被汉征服。即便大宛到汉朝都城距离遥远，汉朝仍旧展示了其足以控制远方地区的强盛国力。对汉朝而言，控制这个繁衍汗血宝马的地区，其意义是巨大的，以至于这场胜利被写成赞歌，在祭祀祖庙的表演仪式上进行赞颂。以上这场时间最长、代价最大的军事行动，成功地使中亚诸国源源不断地把贡品和质子送入汉朝。

公元前90年，汉朝针对吐鲁番开展的军事行动取得了胜利。由于吐鲁番最靠近匈奴，所在位置是匈奴通向西域的门户，所以这场战争的胜利意义深远。这支远征军的兵力来自于西域地区的六个国家，这体现了该时期汉朝对外的影响程度。在经过一个短暂的争夺阶段之后，汉朝于公元前71年的另一次军事胜利彻底消除了匈奴在吐鲁番地区的影响。

公元前60年，西域都护府建立，这标志着汉朝在西域的军事成就达到了顶峰。都护府坐落于西域地区靠近以前匈奴单于所在地的位置，该官署是汉朝政府在西域的军事和政治中枢。汉朝还在这里屯田，把哨楼、城墙组成的边防网络向前推进，一直延伸到中亚地区。敦煌和居延的烽火台上都制作了数不尽的木简牍，上面记载着汉朝的管理档案。这些汉代简牍于20世纪被考古发现，为我们展示了汉朝时期该地区人们的很多生活细节。

中亚地区和汉的联系时有变化。西汉末期，中国人撤出了西域地区，而北匈奴再次建立了他们在此地的统治。之后，由于都护将军班超（历史学家和诗人班固之弟）及其子班勇取得的军事胜利，公元91年后，中国重新在此树立了权威。

外国把异域物品作为礼品进献给汉朝皇帝，以此作为他们臣服的标志。然而，正如当代学者所指出，在早期帝国时期，朝贡行为并没能构成一种正式的体系。异邦向汉朝的进贡始终是即兴且不成熟的。但无论怎样，南匈奴的归顺带来了向皇帝的进献，从此进献礼品变成了西域和汉朝政府两者关系的一个基本因素，如同《后汉书》中所说：

自兵威之所肃服，财赂lù之所怀诱，莫不献方奇，纳爱质，露顶肘行，东向而朝天子。故设戊己之官（掌管屯田），分任其事；建都护之帅，总领其权。先驯则赏籝金而赐龟绶，后服则系头颡sǎnɡ而衅（血祭）北阙。

正如早期文献中所记，中国的每个地区都向皇帝进贡代表这一地区的物品，朝贡最关键的特征是它必须带有地方特色。作为对这些奇珍异宝的回馈，中国的统治者不但册封这些外国君主，还向他们赠送贵金属或丝绸。在这些交换中，中国赠送的礼物价值往往超过所收受的礼品价值。这种价值的不对等，目的当然是为了表达汉朝在对外关系中的优越感。

或许，对于许多中亚国家来说，朝贡只不过是贸易的托词。公元前1世纪晚期，克什米尔成了这方面的代表性例子。它几乎没有正式地归顺于中国，但却派出使者前来朝贡。一位官员指出，这些使者并非克什米尔派出的官员，只是前来贸易的普通商人。

臣服于汉朝的匈奴单于以及中亚诸国的统治者惯常都会被汉朝皇帝授予封号，另外还有官方印符。这种荣誉也强调了他们相对于中国皇帝的附属地位。总体而言，附属国的国君会被授为侯，而他的重要随从则被册封为都护、将军或校尉。能得到汉帝国的认可就能在中亚的民众中获得极高的威信。两百多年后的五胡十六国时期，一位名叫吕光的将军征服了龟兹，该地区的很多邦国都前来表示臣服。为了表示他们对中国的忠诚，他们向吕光上呈了他们早年从汉朝获得并保留下来的印绶，这些印绶距离汉朝灭亡已经长达两个世纪。这些封号不是华而不实的荣誉，也不仅仅表示臣服的标志。它们具有实际上的行政管理作用，职能上处于汉朝都护将军的监督之下。

羌和乌桓

值得引起特别注意的一个西部民族是羌，他们在公元2世纪上半叶的崛起是汉朝衰落的一个主要原因。羌这个名字最早出现在商代甲骨文中，他们的分布范围横跨西部绝大多数地区，从现在甘肃的南部到云南一带。他们的名称“羌”在图形笔画上像一只羊，而且他们被认为是养育牛、马、羊、驴和骆驼的游牧民。但至少从战国早期开始，羌就采用了农业耕作的生产方式，历史文献中记录了他们的农田和他们收获的小麦数量。

尽管羌在早期曾和匈奴有往来，并联手抗汉，但这个民族从来没有团结成一个较大的国家或联盟。中国人对羌的定义指出了他们一直不断地分裂成无数相互仇视的部落，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羌这种不断分裂的态势使得汉朝无法用击败匈奴的方法来对付它。如果一个羌族酋长被打败，失败的影响不会超出他自己的部落，但是如果他胜利了，那么他的队伍就不断壮大，最后发展成为一场更大的叛乱。此外，与他们订立和平协约的作用也是有限的。

早在公元前2世纪，诸羌部落就徙居在汉朝境内，有时候经过了汉朝的允许，有时则并没有得到许可。在推翻王莽统治的内战中，以及东汉早期的几十年里，诸羌迁入到汉境西北地区。当东汉创立者光武帝重新占领甘肃后，他发现诸羌正控制着这里的大片区域。东汉政府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把诸羌内迁、安置于汉朝境内，在公元35年和公元50年，甚至把他们安置到了旧都长安附近。这种做法却加剧了诸羌的叛乱，导致有人建议放弃旧都附近的县。诸羌的人口增长速度也相当快，以至于到了公元4世纪，关中地区约有一半数量的人口都是非汉人了。

羌人和汉民的杂居引发了无数次冲突。公元前33年，一份文献指出：“近西羌保塞（保卫要塞），与汉人交通，吏民贪利，侵盗其畜产、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绝。”朝廷多数官员相信，诸羌问题的根源是地方官员在和羌民们结盟的过程中行为失当。

为了镇压这些起义，汉朝政府于公元前111年设立了“护羌校尉”。他的职责是帮助羌族在汉地生活，调查他们的满意度，并确保有一定数量的翻译人员来处理与边境之外诸羌的交流。他负责组织屯田校尉为边防要塞提供给养，确保能够在没有国家军队的帮助下处理好地方的反叛事件。然而事实证明，如果叛乱发生，这些边防要塞大多数是无效的，而且国家军队通常也无法前来援助。

汉朝政府视外族部落为附庸，作为招募战士、建立联军的基础，这种做法可以回溯到汉王朝建立之初。羌地附属国最早建立于公元前60年，到了东汉时期，在现在鄂尔多斯、甘肃和四川等地都建立了羌族属国，另外还有匈奴族的附属国以及其他的一些中亚国家的附属国。理论上讲，附属国的人民仍保持着他们自己的习俗，由本族的头领进行管理。汉代的管理者并没有特别管制他们，只是确保他们服从汉代朝廷施加的有关命令。

为了变为中国的一部分，臣服的蛮族部落不得不向汉朝政府提供劳役，或者从军入伍。在东汉时期，羌在边塞反击战争中的表现尤为突出，为汉代政府提供了边防线上的“耳目”。此外他们可能还要交税。降汉的羌族酋长如果有足够能力的话，将携带贡品前往朝廷，向皇帝表示臣服；实力稍弱或较小的部族则只能保证与汉民相安无事。那些参与汉廷朝政的部落头领能够获得册封和印绶，就如同西域一带的部落统治者一样。

这种松散型控制和少量服役的政策经常被人忽视。校尉们照例会从羌人那里榨取钱财和劳役，以损公肥私。公元55年，当张奂被任命为都尉时，他发现他的8位前任都曾经为了私利而敲诈羌人。张奂拒绝接受羌人头领送给他的马匹和黄金，这件事为人所称道，人们视其为忠诚廉洁的典范，但这也说明朝廷派出的高级官员通常都会在地方上巧取豪夺。

随着被安置的人数日益增长，需要建立越来越多的附属国，因此校尉的职责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公元94年，50万羌人内附，公元107、108年又有数万人归顺。由于这些人不能够在汉朝的管理下完全融合，他们就只能在新校尉的监督下形成新的附属国。无论在什么时候，一旦地方秩序被打破，校尉的权力都会膨胀。校尉是一种军职，负责组建联盟以备军事之需，但到后来，它逐渐被赋予了和郡守一样的行政权。在校尉们所控制的区域内，他们不但控制着归降的胡人，也统治着边关的中国人。因此，异族人的内迁最终导致了对边关地区地方社会的军事化管理。

除了诸羌和匈奴之外，附属国最多的是乌桓，他们和鲜卑一起被称为“东胡”。这些游牧部落大部分居住于今天内蒙古一带，在被匈奴冒顿单于击败之后，就被纳入到匈奴国。作为臣服的国家，他们定期向匈奴上交皮毛、马匹和牲口，另外还为匈奴对抗汉朝提供军队。

这种情况在公元前119年发生了变化，汉朝的一场军事胜利把单于驱逐出了内蒙古地区，使得乌桓实现了一定程度上的独立。汉朝后来把他们重新安置于长城东北地区的郡，在这里设立了“护乌桓校尉府”，校尉府位于现在的北京附近。然而，贯穿整个西汉王朝，匈奴一直迫使乌桓上贡，而乌桓也始终在劫掠汉人。

公元49年，当汉朝皇帝说服乌桓酋长臣服时，汉和乌桓的关系再次发生变化。约有1000名酋长到达汉廷以示归顺，并且进献奴隶、马匹、牛、弓弩和毛皮。作为报偿，汉朝皇帝会组织大型宴饮，赐予贵重礼物。到后来，酋长们请求“内附”，他们中的81名接受了侯的爵位。领头的酋长之子被留在汉朝作为质子。

乌桓迁置到了汉朝边塞以内的地区，他们守卫此地，以定期换取食物和衣物，他们还斩杀敌军首级 以获得悬赏。尽管确切的数字还不能确定，在公元2世纪晚期，为数至少300万的乌桓人居住在汉朝边塞以内。随着这次内迁，政府重建了乌桓校尉府，这次它的府治设在宁城。出土墓葬中有关于都护府的壁画，描绘了城墙、府治、军事设施以及市场。这些绘画包含了有关乌桓部族人生活的极有价值的信息，描绘了他们的着装和剃发习俗，以及他们在市场上买卖的货物。另一幅壁画则描绘了游牧民的帐篷——“穹庐”。

乌桓附属国起初是和匈奴打仗，在匈奴被打败后，鲜卑联合了北方游牧民部落共同对付汉朝，因此乌桓又与鲜卑作战。乌桓还镇压了汉朝境内及其南边地区的叛乱。不但如此，在公元2世纪末，乌桓校尉府所在的宁城地区，还由于贸易繁荣成为中国最富裕的地区之一。

公元184年，当黄巾起义军在山东和东北地区发动起义反抗汉朝统治时，有超过100万中国人逃到了宁城附近地区。公元205年，军阀曹操率领包括大量乌桓骑兵在内的军队攻打北方州郡，当时汉人有10万户家庭寻求乌桓的保护。汉朝社会普遍对乌桓人信任有加，甚至在乌桓军和汉军两者之间更加倾向于向前者寻求庇护。这些事实说明，在汉朝末年，游牧民附属国已经发展成为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

周边定居民族和对异域的崇拜

在汉朝东北、东南和西南地区，疆土周边更多的是定居的民族而非游牧民族。对汉朝而言，这些地区在政治或经济上的意义都很小，因为它们没有对汉朝构成军事威胁，而且地处偏远。另外，南方潮湿的气候会对北方人产生致命的疾病。后来，这些地区的人民吸纳了中国人的生活习俗、官僚管理制度和书写文字，以至于到了公元7世纪，中国周围存在了很多中国王朝的复制品。

在当今朝鲜半岛，在公元前2世纪晚期，由于贸易和人民定居，中国地方管理机构被引入了本地。但是到了公元1世纪，朝鲜人开始形成他们自己的国家。接着在公元106年，汉代管理机构被暂时驱除出本地。尽管直到汉代末期，中国人仍然继续统治着朝鲜半岛的一些地区，但这个地区都不再是中国的一部分。

在偏远的南方地区（即今广东、广西和越南北部）、东南地区（今福建地区），秦汉都在此设立了郡。他们也给乐于合作的地方酋长册封和颁发印绶，这些酋长向汉朝做出名义上的臣服，并且向朝廷进献域外奇珍。汉代文献也仅仅简单记录了有关这些地方头目或忠诚或反叛的事迹。

汉朝向西南地区（即今云南和贵州）的扩张过程 都是先经过短暂的军事干预，然后再努力通过封赏的方式来赢取地方首领的支持。汉朝的官员开始对这些地区表示出兴趣，因为有传闻说可以经由西南地区发展与更远地区之间的贸易。公元前135年就有一位廷臣提议开展尝试，开辟西南地区夜郎国和南越地区之间的贸易路线；来自于四川地区的西南人氏、著名辞赋家司马相如试图在西南的四川和现今缅甸、印度之间建立联系。20多年后，汉朝第一位探险中亚的特使张骞向朝廷汇报，在大夏发现了中国出产的商品，据说是从四川经由西南而来。然而，事实上所有这些商路都异常难行且难以付诸实用。尽管当时已经建立了一些郡，夜郎王和滇王也被授予了封号，但中国人和该地区的联系始终是时断时续、浮于表面的。

虽然这些西南地区国家并不具有军事或政治价值，汉朝却醉心于该地所产的珍稀宝物。这种对来自遥远地区奇珍异宝的沉迷 根源于这样一种传统思想：皇帝的权威取决于他能否把外邦人民及其珍稀特产引进朝廷。距离越遥远，贡品越稀奇，那么皇帝的影响力就越大。

异域奇珍所带来的威望在宗教信仰中也有所体现。人和神之间的联结点也位于大地的边缘，在陡峭的山巅，在东部漂浮的仙岛，或者在西部连绵的群山。这些仙境里面 有同样的奇禽异兽和奇花异草，到了人世间，它们就是祥瑞和贡品。关于西王母宫阙的描述特别强调了玉树、宝石 和充斥其中的珍禽异兽。那些九尾狐、捣灵丹妙药的玉兔、跳舞的金蟾，以及传信的青鸟 也都出现在包括壁画和青铜“摇钱树”在内的汉墓艺术之中。

对异域的崇拜起源于政治和宗教生活，到了汉代则向上流社会甚至普通人群传播。东汉时期，来自异域的物品使中国每个阶层的人都深深为之着迷。历史学家班固曾经写信给他的兄弟、探险中亚的外交家班超，信中描述说，当时要在都城购买中亚毛毯和马匹，需付惊人的价钱。公元2世纪中叶，汉灵帝经常在皇宫中搭的一个游牧民的帐篷中嬉戏游乐，他喜欢胡服、胡食、胡乐以及胡舞，以至于百姓也纷纷仿效。

白妆粉（当时被称作“胡粉”）在汉代中国成为一种普遍的化妆品，后来日本也学会了这种化妆方法。诸如琵琶这类乐器也来自中亚地区。而西部和北部地区的一些新的水果种类和乳制品也在此阶段被引入了中国人的食谱。

当汉代最终灭亡的时候，佛教经典经由中亚和东南海路到达了中国。佛教起初被认为和世界最西端的救世主西王母有关，但是随后，佛陀及其教诲就逐渐成为 由异域引入中国的 最有影响的事物。

 （以上内容经删节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