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李维汉对邓小平说：现在全国毛主席纪念堂不少，这是造神运动

李维汉是我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他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坚贞不渝，披肝沥胆，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1979年，83岁的李维汉出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中央统战部顾问，此时他虽然已退居二线，但仍关心着党和国家的大事，他以长期革命斗争的丰富经验，积极向党中央提出建议。

1979年夏天，李维汉在北京医院住院，有一天，孙起孟去看望他，他在聊天时问孙起孟：“有一个大问题，一直压在我心头放不下来，这就是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上，怎么会发生‘运动’这样一场浩劫？”

孙起孟不知如何回答，只好反问李维汉：“那您怎么看？”

李维汉说：“问题的关键在于封建遗毒，为了从根本上挖掉‘运动’这一祸根，必须把肃清政治思想上的封建遗毒，作为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提出来。”

经过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后，李维汉决定把自己的想法正式向党中央反映。1980年5月24日，李维汉专门拜访了邓小平，他开门见山地说：“我多日来就很想与您谈一个问题，时间可以长一点，就是封建主义传统的问题。”

随后李维汉说：“头一个问题谈一谈纪念堂问题。在五中全会以前，有一个老干部座谈会，我有一个发言，里头讲到，帝王时代神道设教，庙宇遍天下，我们不要搞纪念堂遍天下。毛主席纪念堂馆全国上下现在不少，听说江西就有几十个，湖南也有好多个，长沙清水塘听说修纪念堂花了200多万……要说造神，这就是造神运动。”

李维汉讲话的时候，邓小平听得非常专注，而且不时点头，竟然连手中的烟也忘记吸了。

李维汉又谈到了第二个问题：“关于写人物传记问题，许多人物传记总要牵条线，和一个领袖人物联系起来，有人说这叫‘沾光’，实际上这种不实事求是的写法并不光彩。比如有一篇写向警予的文章，说她紧跟毛主席，时间是20年代初期，怎么20年代初就有了紧跟毛主席的问题呢？”

邓小平听后不禁大笑：“20年代初，毛主席还不是领袖。”

李维汉又提到了一件往事：“1962年，有一次我去人民大会堂开会。我到的时候毛主席还没有到场，其他领导人都到了。过了一会儿，毛主席来了，刘少奇、周恩来等同志都恭敬地站了起来，我也和大家一道站了起来。这时，我忽然发现有一个人坐在那里没有动，一看原来是你邓小平。我当时心想，这人怎么这样没礼貌？”

邓小平笑着问道：“那你现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李维汉说：“现在我改变了看法。我认为见到毛主席就站起来的表现，是造神运动的开始，从遵义会议开始，党内逐渐就发展到认为毛主席说的都是正确的，什么问题都希望他说一句话，这个个人崇拜不简单。”

谈话的最后，李维汉说：“我有个建议，我今天来讲这些，就是希望您出来补上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中间的这个不足。”

邓小平反问：“怎么样补啊？”

李维汉说：“那您利用十二大也行啊！”

邓小平说：“还有个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也可以。”

不久以后，党中央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肃清封建遗毒问题作了明确的表述，在研究决定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等重要决策上，中央也都考虑了反对封建主义思想影响这一重要因素，并从组织上、制度上作了相应的规定。应该说，这是李维汉晚年做出的一个特殊贡献！

李维汉在退居二线后，把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撰写回忆录上。李维汉对自己的回忆录要求非常严，他立下了3条规矩：一是以集体为主，适当联系自己；二是史料力求真实，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三是对个人活动持分析态度，重新学习和认识过去，进行必要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为了写好回忆录，李维汉晚年不顾年高多病，他在1980年至1981年间，先后3次去长沙、武汉、南京等地收集、查阅资料，他每天早上6点前就起床，然后全天伏案学习工作，翻阅大量历史资料，修改稿子。李维汉曾风趣地说：“要先做小人，后做君子。做小人反复无常（指反复修改），做君子一言为定（指拍板定稿）。”

从1979年至1984年，李维汉先后写出了《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中国统一战线》、《西藏民族解放的道路》、《新时期统一战线的性质和人民政协的作用》等10余种重要著作，还完成了《回忆与研究》这部70余万字的巨作，该书被党史界誉为红色回忆录的经典著作。

1984年，李维汉由于过度劳累，不得不住进了医院，他在病床上写了一首绝句：

春回大地百花生，举国欢腾庆日新。

我是采薪忧不尽，残年有志惜晚晴。

这道诗是李维汉晚年最后岁月的工作和生活的真实写照，充分反映了他为党和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高尚品质。

1984年8月11日，李维汉在北京病逝，享年8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