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中的风铃响起》走过苦难岁月：解读历史的伤痕与教训

在《我的花样年华》中，唐平以非虚构手法，深刻揭示了文革时期血统论给个人命运与社会种种畸形结构带来的影响。书不仅通过个人故事抚摸历史的伤疤，更提问：人类如何面对历史，避免重蹈覆辙呢？

00:02:03:血统论与文化大革命：权力、歧视与自我救赎的故事

00:04:05:文化大革命中的家庭出身问题：谭力夫与故宫博物院的命运交织

00:06:05:家庭出身：中国社会的阶级符号与个人命运

00:08:06:文革时期的出身歧视与迫害：毛泽东的幽默与事实背后的真实悲剧

00:10:06:血统论的毒害：人性的践踏与灵魂的虐杀

私人记忆的打捞与传播

——从唐平长篇散文《我的花样年华》说起

浪迹

 很高兴在《金秋文学》微刊大号中读到了唐平的长篇散文新作《我的花样年华》，清词丽句，赏心悦目，一种清新的山野之气扑面而来。《年华》是传记文学《岁月中的风铃响起》三卷的中卷，分为六章，此前在凤凰网刊发过，读者好评如潮。作品以非虚构的写法，撷取主人公青少年成长时期的朵朵浪花，抒写了在那个荒唐岁月里，社会剧烈的震荡，自身坎坷的遭遇，百折不挠的抗争，柳暗花明的机遇，以及“世界上最纯真最圣洁”的青梅竹马式的早恋趣事。这些打捞的私人记忆，既有浓郁的文学审美价值，又有宝贵的存史价值。后者尤其稀缺。知青这代人有能力有义务激活自己的记忆，趁着为时不算太晚打捞一代人的记忆，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担当。《年华》引发了读者阅读的趣味，提供了很好的话题

 一.“血统论”的反思与唾弃

 中国封建社会“血统论”：“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叫花子生儿一辈子穷。”印度“血统论”——“种姓制度”，人分四等：“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最高贵的是“婆罗门”，最低贱的是“首陀罗”。德国法西斯“血统论”：希特勒推崇大日耳曼民族血统，对犹太人则实行清洗和屠杀。

1966年7月29日，北京航空学院附属中学出现一幅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基本如此”，公开喊出了以血统划分好人坏人的口号。“对联”是“血统论”的一个突出体现，反映了“血统论”的本质，但“对联”又不等于“血统论”，即便没有“对联”也照样有“血统论”。文革中所说的“血统论”实际成了“出身论”的代名词。

一首题为《鬼见愁》的流行歌曲应运而生，歌词是：“老子英雄儿接班，老子反动儿背叛。要革命的，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要是不革命，就罢他妈的官，就滚他妈的蛋！”

干部子弟谭力夫，当年是北京工业大学三年级的学生。“鬼见愁”对联问世后，他的思想异常活跃。8月12日，谭力夫与人合作，写出了大字报《从对联谈起》，提出“要把这幅对联的内容当作全面的、策略的党的阶级路线来推行”，要把它“提升为政策，上升到本本条条”。

8月20日，谭力夫在学校举行的集会上发表讲话。这篇数十分钟的讲话，引起了震动，使他成了全北京市乃至全国的知名人物。在谭力夫的这篇讲话中，有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锐气，也有着血性青年的激情。他在讲话中说：“我反正权力还在手，我就敢骂人。骂完了，我挺着肚子，像无产阶级的样子下台，不能像狗熊一样，不能给无产阶级丢脸。”谭力夫善于言词，读过不少马列经典，对社会各学科的知识也掌握得比较全面。谭力夫的讲话传播之后，以出身定一切的歪风越刮越凶，对中国当年无数“黑七类”子女惨遭迫害甚至屠杀的红色恐怖，有推波助澜的不可推卸的作用。

“文革”结束以后，改名为谭斌的谭力夫先后担任过北京图书馆党委书记兼副馆长，文化部办公厅主任，以及故宫博物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当年和他一起主张“血统论”的刘京则成为中国公安部副部长。文学大师巴金老人生前力主建立“文革博物馆”，而谭力夫却在担任北京图书馆领导期间，将这座全国最大的图书馆收藏的文革图书资料销毁殆净。

80年代时，谭力夫曾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谈谈我这个老红卫兵的遭遇》。他在这篇文章中说：“文化大革命初期，由于政治上的幼稚和‘自来红’的优越感，一些中学红卫兵错误提出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这个形而上学的对联，在一次辩论会上，我引用了这付对联，这是错误的。”尽管轻描淡写，总算认了错。

尽管对联、“血统”论受到很严厉的批判，但是到后来，这些干部子弟本身并没有受到什么惩罚。特别是到了后来上山下乡了，他们很多人或去当兵了，或“开后门”进入各个领域。等到推荐当工农兵大学生，他们更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在工农兵学员中，干部子弟占的比例是异乎寻常地高，反映了整个“文革”，一直到“四人帮”被打倒之前的10年之内，家庭出身的因素都是非常看重的。

中央在家庭出身问题上主张：“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1968年12月26日，在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发出的《关于对敌斗争中应掌握政策的通知》中，毛泽东亲自写道：“即使是反革命分子的子女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子女，也不要称他们为‘黑帮子女’，而要说他们是属于多数或大多数可以教育好的那些人中间的一部分(简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以示他们与其家庭有所区别。” 这段话似乎是给出身不好的人提供了出路，但在实际上还是肯定了这些人带有原罪，需要经过教育才能在政治上和别人平等，带有强烈的歧视色彩。

“文革”期间的中国人，从小到老，填写各种表格都要填上“家庭出身”，而且是要填上祖父的成份。只要祖父是地主、资本家，你就成了“剥削阶级”的后代。政治审查要查到祖父那一辈，这叫所谓的“查三代”。家庭歧视的问题，到后来越来越强了。这种家庭出身的符号要随着每个人的档案标注一辈子，入党、入团、提干等等，统统受到歧视和影响。高干子女的命运则随着父母的命运起伏。父母被打倒，他们就遭殃；父母重新出山，他们也时来运转。封建世袭制和“株连九族”的味道极为浓厚。

实际上，中共文革时期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等人，没有一个人出生于无产阶级家庭。毛泽东在1968年7月28日接见北京五大红卫兵领袖时曾经说：“我那个父亲也不大高明，要是在现在也得坐喷气式。”他还弯着腰倒举手作被揪斗状，引发哈哈大笑。周恩来说：“我弟弟周同宇，跟王、关、戚混在一起，我把他抓到卫戍区去了。”林彪说：“鲁迅的弟弟（周作人）是个大汉奸。”

国家并没有详细统计当时有多少家庭出身不好的人。1979年，中央宣布为所有的地主富农摘帽。《北京周报》报导说，被摘帽的有400万人。据说在文革中有120万地富分子非正常死亡。以一家四口人计算，加上孙子辈的一代，全国至少应该有5000万人。这个数字并不包括其它“出身不好”的人。据官方内部统计，“文革”中非正常死亡人数有两百多万人，受到迫害株连的人达到一亿多人，超过中国当时人口的八分之一。其中，所谓“出身不好”的人应该居多数。

在农村，执行的不是“基本如此”，而是“绝对如此”。贫农的孙子还是贫农，地主的孙子仍然是地主。孙子是地主，没有和大家一样的政治地位，可他却没有剥削欺压过任何人。这就是“阶级路线”，就是“绝对如此”。

因为斗争，人们学会了仇恨；因为苛政，人们学会了说谎；因为贫困，人们学会了贪婪。在一个仇恨、谎言和贪婪的环境里成长，或许人们会得到渴望的一切，但是却没有“爱”。孔子“仁者爱人”，佛教“普渡众生”，耶稣“爱你的敌人”。“血统论”唯有仇恨。

《年华》中，主人公遭遇一次又一次出身歧视，升学无望，交友遇阻，参加文艺宣传队被拒，连农村小镇的村妇也像躲瘟疫似的避着她。太过分了！豆蔻年华的小姑娘，处于绝境，连死的心思都有了。“血统论”不但毁灭了无数大树，也摧残了无数花蕾。如果今天，一个十五六岁的青年听自己的父母讲述“文革”的故事，知道在这个国家里曾经一度以出身、阶级、血缘这些歧视性的标准，把人们划分成为了三六九等，废弃了道德、法律和人性，公然地宣扬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歧视与迫害，那么今天这些青年恐怕再也不会轻信那些以偏概全，宣扬仇恨的谎言了。

人的尊严、人的价值，所有含有人的最高贵的成分，都是“血统论”公开践踏的内容。虽然这不是大动干戈的战争，但是再惨烈的战争也难以达到如此残酷的灵魂虐杀。如果说法西斯暴行留下的是难以计数的血淋淋的尸体，文革浩劫留下的是难以计数的看不见的灵魂创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