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看不见的一条越海之线

看不见的一条越海之线

天庆二年（939年），平将门在坂东发动“叛乱”。一般认为是针对京都的朝廷建立了新政权，也有人认为其中已隐约可见“新国家运动”的影子。称得上是其传记的《将门记》中，留下了令人惊讶的记载。自立为“新皇”、举行即位仪式的将门，在天庆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写给当时的摄政太政大臣藤原忠平第四子即左近卫少将藤原师氏的奏折中，首先就自己的血统和统治半个国家的正统性解释说：“将门柏原帝五世孙，领天下半，谁谓不可？”接着颁布了自己的诏敕。敕文如下：“今世之人，必以击胜为君。纵非我朝，佥在人国。如去延长年中大契赧王，以正月一日讨取渤海国，改东丹国领掌也。盍以力虏领哉。”——当今时代的人，靠以实力取胜成为君主。即便不是我们国家的情况，但在均为人之国家这一点上没什么不同。过去的延长年间（923年—931年）的大契丹王，正月一日讨伐攻取了渤海国，将其更名为东丹国纳入自己手中。岂能说不是尽力夺取的呢？“大契赧王”，指契丹帝国的开创者耶律阿保机头一年的十二月率军亲征，于第二年即天显元年（926年）正月攻陷渤海国，俘虏了其国王大諲譔。二月，改其名为东丹国，册立皇太子突欲为“人皇王”，作为该国国王。就是说，《将门记》所记将门的话无疑是确凿的事实。将门想说的话很清楚。要自立为“新天皇”，首先因为具有原为桓武天皇五代孙的血统而领有日本国的半壁江山，所以“不在运气”，即不是出于偶然而是当然的事情。而且，今天的时代是实力主义的。我国也好外国也好，都一样。来看大契丹王的例子，他讨灭了与我国保持关系的渤海国，改成东丹国，不是以实力夺权是什么？所谓与帝王桓武一脉相承的神圣血统的内在正统性，加上以实力夺取胜利成为跨海时代之趋势的外在形势，作为其根据的实例，就是契丹帝国耶律阿保机的模式。合理的逻辑内容，非常易懂，明快至极。关于《将门记》这一充满趣味的、引人入胜的文献，一直以来有各种探讨。据编辑《平将门资料集》（2002年）的福田丰彦说，有人认为是住在东国的人在事件过去后不久所写的实录性质的见闻记，也有人认为是在事件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后出现的经过调查整理而写出的文学作品，不同的观点之间差异不小。即便如此，它仍然无疑是依据确切的资料所写的有关将门之乱的第一手资料。不过，它既不是现场当事人的见闻录，也不是完全彻底的“原始资料”，这大概就是它同时具有的特点。完成的时间，一般认为上限是在11世纪前半期，下限在11世纪末期。由于可利用的主要写本“真福寺本”被认定是抄写于承德三年（1099年），所以这里采取不晚于这一年份的说法。从亚洲史的角度来看这一事件的话，情形会如何呢？“大契丹王”耶律阿保机的统治是从907年至926年，特别是灭渤海国、建东丹国是在其末年的926年。而这边，将门的“叛乱”发生在939年，其间仅隔十三年，还不能断言将门“叛乱”本身没有受到来自契丹和阿保机的影响。这是首要的一点。其次，即使《将门记》完成的时间是其下限的1099年，那么与此基本上没有任何关系，平安时代的日本对于耶律阿保机的崛起及其征服活动，尤其是征渤海国之事的基本情况是有相当了解的。例如，征渤海国的准确年月、新立东丹国的事件还有“大契丹”为这一可怕的新政权的正式国号等等。再有，从故事或文学作品的角度来看《将门记》，这里实际上极为重要的事情是，将耶律阿保机和契丹国的出现理解为“冲击”，并且拿出这个例子来为将门的“说辞”提供“合理性”。换句话说，则耶律阿保机以及他征服渤海国的“历史事件”，不仅《将门记》的作者知道，就是读者也有一些了解。否则，这里所说的话就不具意义。这时，正是公开向京都的朝廷挥舞反旗的时候了。在那种情况下，让将门讲出“非我朝”“以力虏领”的实例，是因为认识到了那是使人信服的非常具有说服力的事件。之所以说契丹国灭渤海国这一发生于大陆的变动在日本国也广为传知，是因为相应的史实和背景可以得到史料上的证实。事情发生在醍醐天皇长期统治的第三十三年即延长七年（929年）。正好是在平将门“天庆之乱”发生的十年前。那年年末的十二月，东丹国的使者乘船来到丹后。使节团的团长裴璆，以前作为渤海国的使者已有延喜八年（908年）和十九年前往日本的经历。一开始，日本方面仍然以为这次的来使与以往一样，然而裴璆却说自己虽然身为渤海国人，但是现在已经降为东丹国的大臣。谈话之间他指责了“契丹王”的罪行。对此，太政官批评裴璆说既然已经身为人臣，就不该这样做，让他写下了“悔过状”，被记载为“东丹国丧失礼仪”。日本国至少在此时已经确实知道契丹灭渤海国之事。并且知道所谓东丹国就是其后身。关于日本国此时对裴璆采取冷淡态度一事，据说“回避国际问题”是当时日本政府严格遵守的冷静而透彻的外交方针。妥当与否暂且不论，只是到此时为止，日本真的就对契丹这一新政权及其迅速扩张一无所知吗？就这一情况，有几种应当考虑的“状况证据”。例如，在朝鲜半岛西南部建立起后百济国之后二十多年，风云人物甄萱在东丹国遣使七年前的延喜二十二年曾派使者来日本寻求友好往来和结盟。当时在朝鲜半岛，相对于古老的政权新罗，又有高丽和后百济独立，形成“后三国”的战争状态。甄萱想通过与日本的交往，使自己作为后百济之“王”的地位不仅在新罗国内的叛乱者中得到认可，而且还要获得“国际性的”了解，以使战局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但是日本方面没有响应。在进行交涉的当时，甄萱方面就没有提到大陆上的形势吗？还是日本方面全然不知大陆上的动荡就打发了那个野心家的使者吗？尽管甄萱至少那时在“后三国”中实力最强。与此同时，耶律阿保机领导的契丹国通过长年频繁出兵周围地区，已形成广阔的势力范围，成为亚洲东方的老大。不仅如此，在动荡的华北局势中，居于华北中心的沙陀军阀后人李存勖于前一年的921年年末，进入河北境内与其展开了反复的浴血争夺。南北双雄之间长达三年的争斗，对于草原和中华乃至包括朝鲜半岛在内的人们来说，肯定是关乎形势发展和自身前途的大事。至少甄萱是有理由知道的。在与契丹的军事对决即将见分晓的923年，此前一直代父亲李克用称“晋王”的李存勖，终于坐上了皇帝的宝位，立新国号为“唐”，是延续唐室所赐“李”姓、使唐室“复活”的标志，历史上称为“后唐”。同年的十月，灭了占据汴梁之朱氏的“后梁”。唐室的势衰造成了李克用与朱全忠四十年间的对立。命运注定的对立以沙陀的胜利告终。至此，华北地区已成为沙陀族的天下。对于这样的新形势，后百济的甄萱立刻做出了反应。他是看出继承旧唐名称的华北霸主李存勖身上有希望，还是只是认为这是一次良机呢？这还不好说。总之他向李存勖派遣了使者，于925年得到了后唐对其“百济王”之号的认可。然而，是否可以因此说他比对手新罗和高丽抢先动作了呢？那也是很难说的。此处重要的是，甄萱在那样的背景下，早于上述东丹国使臣抵日半年之前即929年的五月，已经再次遣使到日本，以正式的“王”的资格寻求友好往来。那么他的使臣就不可能不提到唐帝李存勖的出现、后百济从他那里得到的“受封”以及大陆形势的发展。在这种情形下，要说日本浑然不知大陆上的动荡，恐怕有些不自然。平安时代的日本是明知其情却避免卷入“国际问题”，还是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接待海外来使的呢？二者之间的区别很大。在这一点上，结合作为直接证据的记载来理解“事情”，看上去是“实事求是的”，但是实际上，也许几乎等于停止思考。尤其是关系到国家命运的重要外交事务、其中各种情况的微妙之处及判断什么的，难以在记载的表面显示出来。这也是当然的事情，任何时代都是如此。另外不可忽视的是，耶律阿保机于即位建国八年后的915年，已经进攻了鸭绿江方面，称为“钓鱼”，向朝鲜半岛施加军事压力。据《辽史》，即侧重契丹方面修成的正史“后三国”当中，新罗和高丽遣使阿保机，分别进贡本地物产。这两个国家早早采取了归附契丹国的形式，后百济的甄萱没有理由不知道这一情况。毋宁说，正是因为如此甄萱才请求沙陀军阀的后唐赋予其权威。总之，环绕平安时代日本的形势，谈不上什么平安。除了隔海相望的日本以外，不论朝鲜半岛还是大陆，各国都从根本上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时代”正迎来了骤然变化的时期。这种动荡不可能不传达到日本。作为其结果之一，即使认为是以将门“叛乱”的形式反映出来的，也并不是不可思议。将门在“叛乱”之前，曾在摄关家服侍，熟知京都城内聚集的内外信息。认为对于契丹的武力扩张和称霸以及一段插曲似的渤海国的灭亡，包括他在内相当多的人怀着焦急的心情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并有切肤之感，可以令人接受。当然，藤原纯友的“叛乱”也是在同源的序列当中。这里，故事《将门记》或许已经超越了故事的界限，传达着“原始的真相”。作为耶律阿保机基本史料的《辽史》，在卷首“太祖本纪”中记载了一条对日本来说颇为重要的事情，尽管内容比较短，即契丹之天赞四年（925年）冬十月庚辰条的“日本国来贡”。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是说日本不是派“遣唐使”，而是向契丹帝国派去了“遣辽使”吗？据《辽史》，在日本国来贡的前一个月，契丹帝国的皇帝耶律阿保机结束了头一年夏季以来断然进行的大规模出征达怛、党项、吐谷浑、甘州回鹘的军事进攻，回到契丹本土。通过此次长达一年多的西征，契丹帝国的版图越过蒙古高原，扩张到中亚、河西走廊一带。可以说领土面积增加到八十多年前瓦解的回鹘游牧国的两倍，达到了内陆世界霸主的地位。似乎是为了表示祝贺，日本前来进贡了。这里颇具意味的是，在“日本国来贡”这条记载的上下文，可见到非常引人注目的内容。上文记载了李存勖的后唐攻灭后梁后来告、契丹方面遣使访问之事。如果简单理解此事，那么就是说西征回来的耶律阿保机，终于还是为两年前仍是敌手的李存勖的称霸华北，向他表示了祝贺。该如何看待这件事呢？由于二人同为“皇帝”，那么在形式上表示祝贺之意也属当然。对于已消除后顾之忧的耶律阿保机来说，理应反过来再对华北来一次大的进攻。但是他没有那么做。因此一种很大的可能性是，恐怕阿保机和李存勖都认识到契丹和沙陀两强相争是不明智的，于是在923年春夏期间一度约定契丹与沙陀北南分治。正因为如此，阿保机才能大举西征，李存勖才能灭了朱氏的后梁。就是说，不清楚这南北两个强国是否保持沉默，但终归还是达成了某种程度的合作。另一方面，“日本国来贡”这条记载的直接下文是“高丽国来贡”，而且是日本国来贡的次日辛巳日的事。接着又在十一月己酉日内记载“新罗国来贡”。日本列岛和朝鲜半岛的三国相继来贡，究竟意味着什么？对这个问题，如果也忠实地采信记载的话，那么就只能说日本和朝鲜半岛上相争的高丽国、新罗国几乎同时向契丹帝国派去了使臣。高丽和新罗向契丹帝国、这次是向其大本营直接朝贡，是很好理解的事。而日本国内与这次“遣辽使”直接相关的线索，在下文“宽建法师之派遣”的资料中尚未发现。对此应当如何看待呢？《辽史》的记载所抛出的，无论对于日本史还是亚洲史都绝不是小问题。另外，甄萱的后百济，如前所述，那时已经派人前往李存勖的后唐。面对南北两个皇帝，日本、高丽和新罗三国向北行，而唯有后百济未向北行。高丽和新罗也向后唐派去了使臣，是采取了同时交好南北两雄的所谓“安全策略”。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吧。虽说如此，包括一直以来的经历，半岛北部的高丽和东南部的新罗能够更多地感觉到来自契丹的威胁，而西南海边的后百济出于与两国的对抗仅选择了后唐，也是很可以理解的。但是，日本为何选择了契丹呢？不能不说唆使的成分太明显了。与前述《辽史》中谜一般的记载相关，日本方面也有令人心生悬念的记载。引起轰动事件的第二年，按日本的年号是延长四年（926年）。据《扶桑略记》卷二四“醍醐天皇”下卷的五月二十一日条，兴福寺的僧人宽建法师奏请乘坐修明门外停泊的唐朝商船入唐求法并朝拜五台山。醍醐天皇的朝廷不仅批准了他的请求，而且赏给他黄金“小百两”作为路费。根据宽建法师的请求，交给他菅原道真、纪长谷雄、橘广相、都良香的诗集共九集，以及小野道风的行书、草书各一卷，让他带到唐国交流。又令三个僧人、四个童子、两个通事随行。命当时的左大臣藤原忠平将这道圣旨下达到大宰府。又于六月七日敕赐宽建黄金五十。上述记载是以醍醐天皇的《御记》即日记为依据写成的。与此不同，《日本纪略》中有关宽建的记载是说，延长五年正月二十三日，赐予宽建一行大宰府之牒，派他们前往大宋国的福州。记载说是为了让他们朝拜五台山。据以上记载，就是说在《辽史》所记“日本国来贡”的大约半年后，醍醐天皇政府曾派遣宽建等十人前往大陆，大概在第二年的正月搭乘中国的船只驶往南中国的福州。那成为一次借冬季季风顺利完成的航行。两种记载中所说的“唐”，虽然不能说不是指当时在华北建立的“后唐”，但是大概可以认为一般是指中国。不清楚宽建一行是否朝拜了五台山。然而，五台山位于山西北部，如后文所述，是在耶律阿保机统治的契丹国与李存勖领导的沙陀政权展开激烈争夺的“山后地”内。契丹的领地近在咫尺。而福州是当时形成独立国家的闽的都城，从那里登陆后北行的话，要逐一经过独立国家吴乃至吴越，进入沙陀政权的“后唐”所控制的华北。或许，由于吴越国已经通过海路与契丹国通好，所以也有可能一下子乘船到达契丹境内或其附近。总之，朝拜五台山是观察混沌的中华和草原之实情的漂亮理由。尤其是，926年阴历正月渤海国灭亡、同年四月李存勖因政变垮台、同年七月耶律阿保机离开人世，正处在最混乱的时候。如果是那年五月二十一日做出派遣决定的话，那么了解渤海国的灭亡和后唐国的混乱就是直接的目的。当然，了解迅速崛起并扩张的契丹帝国的实况也是此行的目的。所谓要在大陆传播菅原道真等人的诗文和小野道风的书法的“借口”，不用说，是很好玩的“理由”和“说法”。毋庸置疑，正如两种相关记载中都明说是朝拜五台山一样，其真正的目的在于直接调查包括契丹国在内的大陆形势。佛僧的求法和巡礼，以及文化交流等“名目”，总的来说采取的不是“官方”派遣政府有关人员的“形式”，而是由醍醐天皇下面的政府要员直接任命的。可以说醍醐政权对大陆抱有明显的关心。如果是这样，那么《辽史》的记载也可能指的是某人在藤原忠平等人的授意下，非正式地造访了耶律阿保机。总觉得这似乎很有可能。作为对以上原委的补充，还必须提到更为重要的一件事情。在令人印象深刻的三国来贡之记载后的十二月条，记的是契丹皇帝耶律阿保机下诏宣布亲征渤海国，将率领皇后述律氏、皇太子突欲、次子大元帅尧骨及全部中枢机构，进行生命中最后的远征。而渤海国于次年正月彻底投降之事，已如前文所述。在回兵途中的秋七月，耶律阿保机猝死于扶余府，享年五十五岁，《辽史》记载说这正应了两年前的夏天他宣布西征时对自己死亡的预言“岁在丙戌，时值初秋，必有归处”。丙戌即天显元年（926年）。此后，契丹国围绕继承人之事，被笼罩在一种奇怪的阴霾中。本应延续渤海国的东丹国，也随其君主东丹王耶律突欲一起在背运中渐渐隐去了身影。对于日本以及高丽、新罗在这段扑朔迷离的历史发生前夕来贡，应当重新给予充分的关注。因为《辽史》只是最低限度地记载认为最必需的史事，关乎耶律阿保机的“太祖本纪”情况尤甚。就是说，必须考虑到尽量削减了语言的每项记载，其所含语义和信息中都有相当多的“东西”。当时未向契丹来贡的渤海国，立刻就遭到了武力的镇压，国民的大多数被契丹迁往辽宁平原，还有相当数量的人逃亡到了朝鲜半岛。顺便提一句，没有选择契丹的甄萱，也于930年被儿子甄神剑篡夺了王位，而神剑又于936年为高丽所灭，朝鲜半岛在“契丹派”外表下之高丽的基础上再次统一起来。命运的起伏，一见分明。这样看来，很难想象在裴璆作为东丹国的使者来日之前，日本还不知道渤海国的厄运。其实日本方面针对裴璆的话进行了严格的讯问，甚至让他写了“过状”之类的悔过书，说明对裴璆使者行为的本身产生了怀疑。实际上，应该说裴璆本人就是造成渤海国灭亡之直接原因的当事人之一。到了决定命运的925年，面对是选择北边的契丹还是南边的沙陀，渤海国最终选择了南边的沙陀。而且，成为使臣的竟然是裴璆。至少，他起了把渤海国引向灭亡时扣动扳机的作用。那么，渤海国为什么当时没有选择与其直接接壤的强大的契丹呢？或许，渤海国当局考虑的是，正因为与契丹正面相对而深切感受到它的威胁，所以不如与另一个称雄的沙陀联合，构成共同夹击契丹的态势。国内已经大乱的渤海国，如果坐视下去，迟早会被契丹所吞并。这一点确实已经显现出来了。如果是这样，那么渤海国就是有考虑地向沙陀派去了使者。但是，阿保机的反应大概超出了预想。在缓解西征的疲劳后不久，他就倾契丹全国之力怒涛般压向渤海国。对方几乎没有什么抵抗。因此可以说日本乃至高丽和新罗的选择是正确的。至少那两国是那么想的吧。作为东丹国使者的裴璆来日，使自己处在一个非常复杂的境遇中。可能了解事情原委的日本方面认为严格询问裴璆是很自然的事。裴璆自己也身陷烦恼。受到日本方面的责问，他自己写道：不曾救先主于身陷涂炭之时，却兵戈之际乱谄于新王。身为陪臣小使，却紊上国恒规。这应该是他表达悔恨和忏悔的话吧。提到929这一年，不仅是旧渤海国人与东丹国之间，而且东丹国与契丹本国之间的关系，已经处于一种很微妙的状态。裴璆自责其罪恶时提到的“契丹王”和“新王”，究竟是指何人呢？简单地说，是指那时已经死去的征服者阿保机呢，还是指直接君临旧渤海国人的东丹王突欲呢？或是进一步指作为第二代契丹皇帝、曾压迫其兄长东丹王及其国家的尧骨呢？对于真实、确切的情况，实际上人们并不知晓。还有一个问题是，《将门记》为什么把凭借实力夺取政权的“大契赧王”阿保机引作例证呢？上述渤海国之灭亡所带来的冲击，还有契丹国之出现及其势如破竹的迅猛进攻这又一冲击，已无须再言。即便将《将门记》的成书时间倒推至最下限的1099年，那期间契丹帝国一直是作为亚洲东方最强盛的国家而坚如磐石般存在着。对于契丹这个以武力压制远比自己建国要晚的南方文化国家北宋又与沙陀一直保持南北共存态势的北方军事大国的情况，日本没有理由毫不知晓。再看日本，当时也呈现出东国之武力与京都之宫廷文化相对而存的形势。虽说在方向上有南北与东西的不同，但是双方都是二者并存，在这一点上似有相似之处，它是否对将门之乱本身产生了直接影响，现在只能搁置不论。尽管将门本人很有可能从藤原忠平和身边的人们那里获知契丹国与耶律阿保机的详情。不过，不管怎么说，作为记录、著作和故事的《将门记》中，契丹王是被作为将门的先行者而提及的，这是否说明两者之间存在某种形象上的联动呢？那或许就是二者所共有的善战的英雄形象吧。或许其中还存在武与文之二元世界的影响吧。假如进一步发挥想象，那么耶律阿保机的去世之谜，就与当上新皇不久即意外离世的将门的身影相重合。在这一跨越海洋的形象重合的背后，另有真相吗？对此现在还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