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复盘：王安石变了什么？

各位《小谦聊好书》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谦。

本周我们聊了毕宝魁的《大宋宰相王安石》，这也是《小谦聊好书》第一季聊的最后一本书，我为什么要在一季节目的末尾聊这样一本书呢？因为我在王安石的身上看到了很多我们今天的人很缺少的品质。苏轼写过这么两句诗：“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但在我看来，读书其实不仅仅能提升我们的气质，也能提升我们的能力，就拿王安石来说。

王安石第一个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就是他太好学了。在之前的节目中我讲过，与方仲永相比，王安石算不上神童，但是王安石好学啊，所以即便后来他已经通过了科举考试，当上了官，他仍然夜夜苦读，正是他前期的积累才让他后来真正掌握一定权力之后政绩那么突出。

王安石第二个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就是他重视实用。以王安石的才华他明明可以去考馆职，留在京城，借此升官，但是他却宁可到地方去当官，因为在地方他能干更多的实事。我做这个专辑当然是希望我的听众都能去读书，但我并不希望我的听众去死读书，或者变成夸夸其谈，眼高手低的人。说到底，读书不是为了远离人群，而是为了接近人群。站在王安石的角度，他读书是为了做个好官，造福万民，报效国家，今天的我们读书，其实是为了更好地为人处世，所以读了多少书不重要，重要的是实践了书中的多少内容，对自己和他人造成了什么影响，换句话说，关键是看你做成了什么事情，造福了多少人。所以之前我在《小谦说论语》那个专辑中有一期节目叫《1.7 如何做一个有学问的人？》，当时我就说到，一个有学问的人不是光博览群书就可以了，孔子的学生子夏就觉得，一个人学问的高低并不在于读书的多少，而在于竭尽所能地孝顺父母，侍奉君主，对朋友守信用。因此，读书的目的不是为了炫耀显摆自己的学问，而是为了指导生活，让我们在生活中，把我们该做的事情都做好。一个将该做的事情都做得尽善尽美的人，即便读书不多，你能说他没有学问吗？

王安石第三个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就是他做事特别专注。我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王安石当宰相的时候，有一天，一个下人来告诉王安石夫人说大人爱吃鹿肉脯。王夫人觉得很奇怪，我都不知道你咋知道的。下人说大人用餐不顾其他只吃鹿肉脯。王夫人一听就赶紧问鹿肉脯摆在何处。下人说筷子与汤匙旁边。王夫人一听就明白了，就给下人说你明天换一种菜肴置于筷子旁边看看，下人照做，发现王安石果然又把那道菜吃光了。这下这个下人也明白了，王安石不是爱吃鹿肉脯，而是只吃眼前菜，离他最近的菜是什么，他就只吃什么。王安石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他所有的心思都在变法上，即便在吃饭的时候他脑子里也全是变法的事儿，根本不管吃的是什么，所以就只吃眼前菜。与王安石相比，如今的我们，在一件事情上的专注度那真是差的太远了，如果很多事情我们能有王安石这样的专注程度，可能就是另一种结果了。

既然说到变法，我们接下来就来说说王安石变法到底变了什么。

青苗法、免役法和农田水利法在之前的节目中已经说过，这里就不提了。

我们先说说均输法。均是均等，输是输送的意思。地方向中央输送的租税物资，距离首都越远的地方输送负担越重。“均输法”是让远近人民共同均担运送成本的方案。同时也有统筹调配全国物资的作用。

当时，各地向中央上缴的物资，其品目、数量都有定例。定例由来已久，长期未经调整，便滋生出下述弊端：对政府来说，一些好不容易从远方送来的物资并没有用处，只能以异常低廉的价格贱卖给商人；抑或朝廷亟需的物资却未能从地方得到供给，需要高价从商人手中购买。对地方的百姓来说，他们每年必须定时上缴一定数目的物资，如果遭逢凶年歉收就须花高价从商人手中购买。总之，“轻重敛散（物品流通和决定物价）”之权在大商人，他们凭此权恣意从百姓和国家牟利。

为了消除上述弊害，均输法规定，每年三司要制定计划，将一年政府需要的物资品目与数量通知发运司。发运司按照这个需求尽量在京师附近的物资产地征收、运送。这样一来不仅“轻重敛散”的权力回到朝廷手中，就近征收还能节省一些运输成本，进而减轻各方负担。王安石预计执行此法可使百姓休养生息，最终达成国家不匮使用而人民富足之目标。

再说保甲法，保甲法的目的是将各乡村紧密地组织起来，使国家容易掌控，在贯彻皇帝一元化统治的同时，还能起到防止盗贼、外敌入侵的目的。保甲的组织形式是十家为保，五十家为大保，十大保为都保，分别设置保长、大保长、保正。每一大保每晚差五人巡夜。在农闲时组织军事训练，有些地区甚至发展出了民兵。保甲制的理论根基是“寓兵于农”，古代兵农一体的思想；现实背景则是北宋募兵制带来的冗兵甚多，却又战力薄弱的状况。

再说科举改革。王安石改革科举的措施可以归纳为三点：

一，废止明经科，只以进士科取士；

二，进士科废除诗赋、帖经墨义（儒学经典的默写），改为经义（对儒学经典的解释）、论（自由阐发）、策（对时事的答问）；

三，殿试中废除诗、赋、论三题，改为策论一题（一千字以上）。

王安石还对学制进行了改革。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王安石曾指出，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学均有名无实，不能为国家培养有用的人才。因此王安石制定了“三舍法”，以重整学制。所谓“三舍”，即中央最高学府的太学课程中设置外舍（基础素质课）、内舍（专业课）和上舍（研究性课程）。太学生全部住在太学的宿舍中，不允许在家中居住。他们必须经过定期的严格考试才能从外舍升至内舍，由内舍再升至上舍。其回报是，成绩优秀的太学生可以不经过科举直接成为官员。三舍法在王安石殁后的崇宁年间（1102—1106年）推行到州学和县学，并且确立了可以通过考试从县学升至州学，由州学进入太学的学制。这个制度被称为“州县三舍法”。

王安石进行学制和科举制改革的首要目的自然是培养人才，同时也希望能统一“养士”和“取士”。自古以来，取士的科举和养士的官学相互之间毫无关联，是彼此独立的两个系统。到了北宋官学废弛，老师极少传授真才实学，而是指导学生做一些应付科举的练习。正因如此，王安石才一面改革科举制度，一面又重编官学体系，他的最终愿景是废除科举，在官学中一体化地完成养士和取士的工作。

王安石认为，在科举考试的短短时间内，无法全面考察一个人的才能和品格，但是马上废止科举恢复古制是不现实的，所以至少应该废除诗赋而重视经义。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王安石在太学中设置了法科和医科。这种培养专业技术人员的课程体现了他注重实学的一面。有的史学家认为这已经是近代大学专业设置的先驱，故而对于王安石的教育改革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总之，王安石是一个重视实用性的人，所以他对科举的改革也是希望培养出一些能做事的人，而不是只会考试的人。

学制确定之后，教材问题又摆在了王安石的面前。熙宁六年（1073年）王安石五十三岁，朝廷设立新机构“经义局”，从事经学研究工作。王安石自任首长，他的长子王雱负责具体事务。熙宁八年，经义局重新注释了《诗经》《书经》《周礼》三部儒家经典，即《三经新义》，敕令为官学的标准教材。其中《诗经新义》和《书经新义》是王雱所作，《周礼新义》为王安石所作。王安石还重注了《春秋左氏传》《礼记》《论语》《孟子》《孝经》等几乎所有的儒家典籍。

不过王安石新法理论的来源只是儒学经典中的一部，即《周礼》。这本经书理想化地叙述了周代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其中宏大严整的王朝统治体系，是历来的体制变革者的最好的样板。王安石不是要否定儒家经典，而是希望读书人不要死读书，要善于从儒家经典中读出经世致用的东西来。

我们再说说市易法。青苗法的目的是把小农从沦为大地主的佃户的危险中拯救出来，市易法的目的则是把中小商人从富商大贾的鲸吞蚕食中拯救出来。

当时在大都市的豪商不但自恃资本，掌控物资的运输，恣意操纵物价，同时还通过向中小商人放高利贷榨取利益。为改变这种状况，朝廷在京师设“市易务”，在主要城市设立分支机构，向中小商人发放低息贷款。豪商为压价而不愿收购货物时政府就出面购买。这样政府就把物流和定价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保障了中小商人的生存。

最后说说免行法与军器监法。免行法规定城市商业和手工业各行每月缴纳一定数额的免行钱之后，无须再向政府直接供应各种硬性摊派的物资，而这些物资则改由政府出钱到市场上购买。军器监则是根据王安石的儿子王雱的建议设立的军器制造管理机构，以期提高兵器的质量。

在军事问题上，神宗和王安石的具体做法可分为两项，一是减兵并营，即在数量和编制上进行一番整顿。把五十岁以上的老兵全部裁减下去。把禁军和各地的马步军营重新调整合并，禁军由原来的五百四十五营合并为三百五十五营，减少一百九十营的编制。马军每营三百人，步兵每营四百人。又把原来集聚在京师的禁军大部分拨到各路去驻扎，一下子就极大地减轻了朝廷用于军队的开支。接着，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全面的减兵并营，各州有定额。裁减后，全国的禁兵、厢兵（相当于后世的地方军）总额不到八十万，比英宗时就少了三十六万，裁减几乎三分之一。

裁减军队，合并兵营后，朝廷又经过严格的选拔，挑选出一批有相当武功而又精明强干的军官，配置到各个新定的兵营去，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这就是第二项措施，即置将练兵。

由于置将练兵，加强了对士兵的军事训练，克服了以前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弊端，极大地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军队的数量虽然大幅度地减少，但实际的作战能力却大大加强了。

从将领到士兵再到兵器，质量都有了明显提升，所以后来王韶就在王安石的支持下取得了熙河大捷，成功收复五个州，斩敌首数千，获牛羊马以万计，招抚吐蕃等少数民族大小部落三十余万帐，使得宋朝在西北的幅员扩展了两千多里。这是宋朝在结束十国割据局面以来所获得的最大的一次军事胜利。这不仅意味着西夏的战略缓冲空间被大宋压缩殆尽，更意味着大唐安西都护府陷落近300年后，炎黄子孙的旗帜又一次插上这片土地！宋神宗当时高兴地亲自解下了自己的玉带，递到了王安石的手上。

只可惜后来司马光成为宰相之后，开始废除新法，所以这些军事改革都没有持续下去，司马光当时甚至还想把王韶在王安石的坚决支持和指导下，苦心经营多年，用众多将士鲜血换来的河湟地区也放弃，拱手归还给西夏。还好邢恕劝司马光说：“这可不是小事，有关国家的安危，应当征求访问一下边人。孙路久在西北，在河湟地区四年，他很有见解，人品也好。应当去问一问他。”

司马光就派人去请孙路。孙路一听这个消息，连忙抱着地图就来了。见面后，指着地图对司马光说：“自通远至熙州才通一条小路，熙州之北已经和西夏接壤。今自北关开辟土地一百八十里，濒临大河，筑兰州城，然后可以捍卫庇护中原。如果将此地送给敌国，整个西北一道就都危险了。”

司马光采纳了孙路的意见，从此再也不提把河湟归还西夏的事。

在王安石死后五个多月，司马光除了没把河湟地区还给西夏外，把整个新法和王安石执政时所建立的一切全都废除，尽行恢复旧制。他似乎也完成了一种夙愿，寿终正寝了。

说到这儿，王安石变法的大致内容我就介绍完了，虽然王安石的初心是好的，但你要在全国推动这么多政策，就需要大量的基层官员配合，但那么多基层官员，你是管不过来的，所以新法在实施的过程中就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于是出现了一大堆反对派，反对派的水平也是参差不齐。有人能条理清晰地围绕具体问题进行指摘；有的人则只知质疑王安石的人品；更有人是单纯不了解新法才上书反对。有良知的反对派虽然不认为现状完美无瑕，却担心变法会造成更坏的结果；懒惰的官僚则是因为他们现在也和胥吏一样，不得不从事实务而抱怨工作量的增加。不管何种初衷，总的来说绝大部分反对者真正担心的是变法会侵害他们的既得权益。当时的士大夫同富商豪绅多有联系，甚至自己家就是大地主的也不在少数。而这些反对派的领袖，毫无疑问就是我刚才说到的司马光，最终也正是在司马光的手里，彻底终结了这场变法。明天我会做一个加餐，来跟你讲讲司马光为什么和王安石在变法这个问题上，有那么大的分歧。

好，今天的复盘就到这里，下周二就是世界读书日了，也是我们这个专辑更新一周年的纪念日，我会在那天对《小谦聊好书》第一季的节目做一个年度复盘，欢迎你到时来捧场。

撰稿：小谦

讲述：小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