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简介
一九二七年春，国民党在长江下游获得胜利，在南京成立一个新政府。暑期到来我和何廉博士决定到中国的中部去游历。
我们发现中国的老百姓对革命的反应非常不同。在杭州西湖有个船夫告诉我说，他对革命很失望。他说：曾经有人告诉过他，革命一旦到来，米价会跌。“现在此地的革命军比两个月以前多，”他说，“可是米价却比过去贵。”在上海和南京，国共的冲突很激烈。但老百姓搞不清楚谁是共产党谁不是共产党，就是搞政治的和军人也弄不清楚。到处充满了怀疑和猜测。在国民党之内也很不和谐，人与人，派系与派系之间，纷争不已。很少有人急于执行“国父”的主张。革命分子大多数想营求地位争取工作岗位。朋友们能够详细告诉我某人属于某派。这对我说实在是太复杂，令我无法了解和记忆。
我们第一次到新国都南京，我还记得，首先入目的是病马拖着破车，农人们就在城中种菜种稻子，水塘、沼泽、半塌的庙宇、光秃的小山、高低不平尘土飞扬的大街、破烂的店铺。南京城好像很萧条。围绕这些破败景象的是高耸的城墙，它好似嘲笑人们的愚蠢和不幸。南京的朋友们所谈的也是共产和反共产的问题。外国人则打趣中国的军队，说他们的将军说话太多，士兵无纪律，营养不良，枪械不统一，有来复枪，有手榴弹，有手枪，有机关枪，还有雨伞。
上海和南京到处是宣传品，报纸上充满了口号和三民主义的长文。学生，从小学到大学，倒蛮有劲头。他们游行、示威、演说，参加革命。在政府或党中获得位置的朋友们带我去看他们的老板。我希望他们和我谈些土地改革、工业发展、银行国有、“国父”理想，以及中国的其他各方面问题。这些题目只有在报纸上讨论，革命的大人物先生们却不讨论这些，他们都忙于其他的事去了。我当时对新政府的外交政策很有兴趣。有人告诉我说：主持接收胶济铁路谈判的王正廷可能出任外交部长。当时我们那一代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人都把他当作新领袖。我见过他好几次。在上海，我希望能从他那里获得新政府对外关系的真正意向。我记得很清楚，我赴法租界他家去拜访他。我和何廉博士于上午十时到他家会客室，屋中座无虚席。我们在候见时，又有许多新客人到来。直到十一点半王博士才露面。他满手都是名片，显然的，他事先已排好了接见的次序。他念一下名字，看看那个人，站着和他谈几句话。不久他已接见过所有的访客。他们几乎都是求差使的。王博士要某人再去找另外的人想办法，要某人再等几天，告诉某人他的工作已经安排好了。到接见我们时，其他人都走光了。我想他一定很疲倦，讨厌接见我们。为使他轻松起见，我开门见山先告诉他：我们不是来找工作的。他大笑，坐下来和我们谈。我说：我们听说他将出任外交部长，我们愿意听听他的外交政策。“外交政策，”他说：“很简单，我们要废除不平等条约，打倒帝国主义。”换句话说，他答复我们的就是当时的流行口号。我告诉他：可能他不愿意把外交政策告诉一些和他不熟的人，如果他的真意如此，我们是可以谅解的，不会勉强他。但，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希望他能说得具体一点。当然，所有不平等条约均应废除。我想：废除不平等条约并不是中国外交部长最困难的工作。当时中国最大的外交问题，我认为是“东北问题”。他所面对的问题是：一面废除不平等条约；一面要维持某些国际友善关系，以解决东北问题。王博士细心听我发表意见，但对我的意见未加可否。
革命工作，在打倒北洋军阀及废除清朝皇帝方面，到一九二七年夏季已经大部完成。至于统一，建立新政府，实现“国父”理想则尚未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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