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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多考古发现告诉我们，世界上最早的城市往往都是由祭祀中心发展而成。正是通过这样的城邑，原本原始平等的社会转变为有阶级的社会。这仿佛是在提示我们，这片祭祀的区域或许也是二里头都邑诸多故事开始的地方。
如果说南部作坊区和北部祭祀区的功能定位更偏向公共属性，那二里头都邑中心区的东部和西部则构成了二里头的私人生活领域。这里零散分布着不同家族和群体的居住区，他们中有平民，也有贵族，由于身份不同，居住环境也相差甚远。一簇簇的半地穴式窝棚为平民之家，地面上的单间或多间房屋则为贵族的私宅。
这些居住区同时也是墓葬区，二里头先民会直接把逝者埋在房屋前的院子里或进旁，或许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紧密维系与祖先的精神连接。这种“大聚居、小分散”的居住形态，以及居葬合一的墓葬制度，在数百年前的石峁也能找到些许痕迹。
中国古人讲究“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在这最“早的中国”，人间的等级秩序被一并带入墓葬中。墓地的形制、方位、陪葬的物品和数量等，都有特别的讲究，这便是葬“礼”。
俯瞰全城，我们很容易观察到处于城市最核心位置的是东、西、南、北四方建筑群一起拱卫的中央宫城，这里也是整座都邑地势最高的地方，与王权的至高无上相呼应。王必须身处凌驾于聚落群之上的“中心位置”，并呈现出相对于其他位置的明确的不平等性，这将“中”的显要地位凸显无疑。
考古学家用“中国最早的紫禁城”来形容这片总面积约11万平方米的区域。四周的宫墙用夯土版筑而成，形制方正而规整。宫城内最大的一座建筑由主体殿堂、四围廊庑、庭院和正门门塾等单元组成，主次分明，开阔的中庭可容纳数千甚至上万人。其中坐北朝南的主体殿堂，主人只能是王，二里头的各种治理政令就由此发出。
但要如何才能管理如此众多的人口，处理如此繁复的社会关系，维系如此庞大的都邑秩序？凝聚力的产生既需要外部约束，更需要内心的认同。二里头的王无疑很早就有这样的体察和觉悟，他采取了一套行之有效并被后世不断沿用发展的策略，那就是“礼”。
这两个看起来像斧头一样的器具叫“钺”，一个为玉制，一个为铜制。“钺”的形状由石斧演化而来，薄而短的斧背减轻了挥动时的冲击力，显示它并非为了砍斫（zhuó）而生。它们和王权紧密联结，是二里头君王的仪仗用器，经常在一些重要场合现身，用来增添王的威仪。
这些弱化了使用价值，专门用来表达秩序和尊卑的器物被称作“礼器”，它们在二里头大量出现，以酒礼器为核心，形制与组合都相对固定。礼器就像是固化的礼，它把无形的王权之尊和社会之范以有形的方式传达给了每一个人。礼制体系的完整形成还需要很长的时间，但在二里头，礼已经清晰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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