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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与生活

我们温柔的沉陷在微信中
不管承认与否，微信已经悄无声息改变了社会群体的社交方式。不善言辞的青年人却在虚拟的社交网络中发挥着巨大的“社交”能量。微信已然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吃饭，睡觉，甚至在上厕所时，仍辛勤地刷着微信，每一分，每一秒都与朋友圈紧紧地联系着，这种关系是相互的，在刷微信的同时，微信也占据了你。晚上睡眼惺忪，昏昏欲睡，却必先要摸到手机，打开微信，刷完朋友圈后再安然睡去。所以有人戏称，倘若马化腾宣布微信24小时后下线，在这24小时内，极大一部分人的精神将会崩溃。
微信肆无忌惮的解构着青年人的社交方式，微信是一场技术革命，不仅仅颠覆了社交方式，麦克卢汉说，媒介是人体的延伸。微信技术被演绎为观念，革了我们思维上的命。秀恩爱，晒自拍，晒累晒忙，晒深度链接，电影《楚门的世界》所演示的现象在这里似乎变得相反，人们乐此不彼的争相在朋友圈中表露自己生活中的一切，以换取他人快速的赞和评论，借此满足自己脆弱的存在感。
洞见深刻的媒体文化研究者，娱乐至死在当下似乎正逐渐变为现实，娱乐至死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思维至死。我们借微信扮演着自己思维很忙的假象，微信上涌显出无限的碎片化信息，或心灵鸡汤，或所谓的政治解读，类此种种，我们来者不拒，贪婪地汲纳着这一切，当最终心满意足的关闭微信，脑海中却是空浮一片，在思维忙碌的背后隐匿的则是思维的浅薄庸俗，然而它似乎有一种特殊的魔力，拽拉着我们继而复始。
法国社会学家丹尼尔.戴扬告诉我们：“新传媒并不会自动产生传媒新公众，新传媒甚至常常被用作限制公众形成的工具”。在微信影响下，新闻讯息传播扩散得更为迅速，自媒体时代，人人都可以成为记者，在微信上数以万次的转发下，很多的社会悲苦，贪污腐败，不公冤屈得到了媒体的关注及伸张，这使得每个使用微信参与转发的人得到了难以名状的成就感，这种成就感来自于自己在这个过程中贡献了一份绵薄力量，但这是否意味着我国的公民意识已经完善？美国公共新闻学的重要理论家詹姆士·凯里在《新闻与公众对话》中说道: “公众就是一群聚合在一起讨论新闻的陌生人,”徐贲先生说：“民主社会的公众并不仅仅是由偶尔发生,继而很快消失的传媒事件动员而产生,而是在民主制度所保证的经常而持续的公共生活中一以贯之地存在和发挥作用。”民主社会意义上的公民显然具有很明显的特征，即知晓自己在做什么，知道自己做的这些公共行为能够为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最为关键的是，公民意识的深刻一定是体现在对实际生活中公共事务的参与，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手机网络上。
微信的出现为人们的交流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带来便利的同时，这会不会严重削弱了人们在实际中的公共参与意愿？在微信的极速转发下，在朋友圈的热络讨论下，最终网络影响着纸质传媒，事件得以在现实中公共传播讨论，并最终得以妥善解决，这一切看似我们已经在积极地参与着社会事务。但实际是，我们类似懒汉行动主义者，将社会悲苦，贪污腐败，不公冤屈在手机上轻轻一点，转发出去。我们做的只是耗费一点点手指力气，将这些东西的思索交付给社会媒体，这些东西背后深层次的产生原因等与我们无关。在缺乏实际中事务的参与状态下，我们只能是戴扬所定义的“即逝公众”，安于媒体的操纵（在民主不完善的国家，媒体缺乏相应的自主），缺乏真正的持之以恒的思考力和判断力。
社会上的丑恶现象不胜其数，我们在微信上不停地转发，我们深深地满足，然而这些丑恶仍旧周而复始，但这不是我们的事，我们温柔的沉陷在其中，乐此不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