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嘉莹说中晚唐诗

在这本书中，叶嘉莹主要介绍了韦应物、柳宗元、刘禹锡、韩愈、白居易、李贺、李商隐和杜牧八位中晚唐的诗人。在介绍这些诗人和他们作品的时候，叶嘉莹把他们放在诗歌发展历程中，主要使用了比较的方法来介绍他们各自不同的特色。 
比如讲韦应物，她就比较了王维、孟浩然、谢灵运、陶渊明等几位诗人在写山水田园诗方面各自的特色。王维写景物，常常于景物之中表现出来一种禅理而不是感情，是心的活动。孟浩然则常常在诗里面结合了自己的感情，表现出一种兴发，一种感动。谢灵运写山水诗时主要刻画山水的形貌，，好像不写感情，但深入进去，你会发现他在政治上挣扎的痛苦。陶渊明写山水有仁者的爱心，对万物有关怀。韦应物写山水诗则在情景之间有一种融会，在感发中有一种思致，他的《滁州西涧》写得闲静高远，不仅给人五官上的感受，还能有一种情致上的感受，但这种感受不是很强烈也不是很具体。 
柳宗元的诗有一种“风容”，感发的力量来自于它所写的形象，它的源头来自于谢灵运。而这两人诗歌的内容都是一份“寂寞心”，即没有人了解，没有人任用的文人的寂寞心。柳宗元的寂寞心来源于他政治生涯中的失意，他曾被贬到永州做司马，写了游记散文《永州八记》，表面上写赏玩山水，故意写得冷静、超逸，但并不是真的冷静、超逸。他的所有的诗都有一种反面的哀伤在里面，例如《溪居》等，他写山水只是想囚犯偶尔出来放风一样，所以他基本上是痛苦的。他和刘禹锡遭遇了同样的不幸，但由于没有刘禹锡那种对盛衰无常的通达的看法和历史观，所以柳宗元才活到四十六岁就死了，而刘禹锡活到了七八十岁。 
刘禹锡对古今盛衰得失有一种达观的看法，例如他的《元和十一年自朗州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再有玄都观》等，另外还有他的咏史诗《乌衣巷》《石头城》等，他很擅长写那种物是人非的感慨。 
韩愈、柳宗元和李商隐都受了杜甫的影响，但他们从杜甫那里得到的东西是不同的。韩愈得到的是他的修辞方面，要“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就是擅长用最合适的话来传达思想感情，在语汇和语法的运用方面都是很出色的，代表作是《山石》。 
白居易和元稹受杜甫写实风格的影响，白居易主张“歌诗合为事而作”，认为诗歌应该反映社会事件，反映风俗与政治的，他的是注重实用功能，文字上希望“老妪能解”，例如他的《卖炭翁》。但不同的是，杜甫是用他的心他的感情去写诗，而韩愈白居易元稹等人是用脑、用才来写诗，是故意找个好题目来作诗，是以自己的生活追求为第一位，然后才去关怀国家人民的，与杜甫发自肺腑的创作是不同的，所以层次稍差一些。 
李商隐有一部分写实的诗，是继承了杜甫的，如《行次西郊一百韵》就类似于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他对国家的关怀，与杜甫一样都是出自于肺腑。杜甫的七言律诗在句法跟形象之间的变化使七言律诗的内容丰富起来了，而李商隐也打破了外在的格律的局限，用这么小的一个体裁，于这么严格的限制之中写出了很丰富深刻的内容，也是受了杜甫的影响。李商隐的诗有很多都表现了追求失落的怅惘哀伤，给人一种孤独感，以一种反省的内思见长，与杜甫的向外的特点不同。 
而李商隐在形象方面受了李贺一定的影响，充满了非现实、假想之中的形象，而且这些形象是与他的感动和感发结合得恰到好处的。但李贺写诗纯粹以敏锐的感觉取胜，充满了瑰奇的想象，用词造句创新猎奇，虽然也有深刻的悲慨，但在关怀的深情和宽广方面不如李商隐。 
杜牧的风格是豪丽，即豪放而且华丽的，人很风流浪漫，喜欢冶游，在扬州十年“赢得青楼薄幸名”。他的七言绝句写得最好，除了写爱情外，还写了一些感慨盛衰的，例如《赤壁》《泊秦淮》《将赴吴兴登乐游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