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妇女生活史（古代、近代）_全集免费在线阅读收听下载

现代视角下的阅读
《中国妇女生活史》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下出现的，它鲜明的反封建立场，直接、间接地激励了其时的妇女解放，具有相当大的时代进步意义。不仅如此，作为开拓性著作，它在中国妇女史的研究中也占有重要地位。但在社会发展、史学深化的今天，我们重新审视此部名著，也会看到它在学术上存在的若干局限性。首先，对于“压迫—解放”的中国妇女史认识模式，美国学者高彦颐（Dorothy Ko）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曾进行过解构。高彦颐在其名著《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中，对《中国妇女生活史》中“受害妇女”的形象，提出了质疑。她认为，此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一意识形态影响的结果：“对陈东原来说，只有能够引导女性从中国封建过去的压迫中解放出来，女性史才是值得写的。”注10而这样一种压迫—解放的二分模式，忽视了理想理念与社会现实之间、男性视角与妇女自我认同之间的差异。所以，高彦颐依照琼·斯科特的社会性别理论（Gender），“建议以三重动态模式，取代‘五四’父权压迫的二分模式去认识妇女史。三重动态模式，是将中国妇女的生活，视为如下三种变化层面的总和：理想化理念、生活实践、女性视角”注11。琼·斯科特的社会性别理论，强调关注妇女的自我认同（女性视角）、妇女的自我感受。以缠足为例，近代以来，中国妇女的缠足被视为民族的屈辱和国人丑恶的品味，但在18世纪缠足普及之前，缠足对中上层妇女来说，却有着重要的身份意义：“当她们欣赏自己的小脚时，这些上层女性实际是在赞美她们作为女性身份的三个关键因素：作为个体之人的她们的能动作用，作为有闲阶层成员的她们的教养，和作为女性的她们的手工作品。”注12这便是高彦颐从其时妇女的自我感受而进行的分析。而这样的分析，则使其超越了压迫—解放模式，使对妇女生活的关照，更加立体与周全。其次，关于以政治—朝代为标准的妇女史分期方法，也值得我们扩展视野去思考。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人物雅克·勒高夫指出，经济和社会体系的变化是缓慢的，“短时段的历史无法把握和解释历史的稳定现象及其变化。以王朝和政府更替为准的政治史把握不了历史生活的内在奥秘”注13。在传统中国社会，除极个别妇女，绝大多数妇女都被剥夺了政治权利，因此，考察中国妇女历史，基本是在考察妇女的生活史（陈东原以《中国妇女生活史》名其书当亦缘此）；而传统中国社会的超稳定结构，又使许多妇女的生活并未随着朝代的更迭发生根本性变化。例如，《中国妇女生活史》在魏晋南北朝和隋唐五代两个时期，都谈到了妇妒，这就是因为产生妇妒的社会基础和意识形态并未发生变化，所以，如以朝代或政治做分期对此进行考察，不但无法厘清这一问题的发展脉络，还有割裂问题之嫌。有鉴于此，一些美国学者已不满足于基于政治—朝代为分期的中国妇女史研究，而出现了高彦颐以17世纪（《闺塾师》的英文书名为Teachers of the Inner Chambers: Women and Culture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曼素恩以18世纪前后（《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为时间段的研究。对于之所以选择17世纪而非以政治—朝代为断代研究的初衷，高彦颐谈道，“在这段时间里，产生了最有利于才女文化发展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条件。……鉴于我们目前称之为历史分期的大纲，有意无意间是用政治史作基准……所以，社会历史学家需要从不同的视点，来重新审视历史的变化和连续性”注14。再次，《中国妇女生活史》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催生的产物，它无疑带有其时普遍性话语的特征——压迫、摧残、蹂躏、解放等。而后现代主义拒绝这种普遍性话语，拒斥现代理论所预设的社会一致性观念及因果观念，强调多样性、多元性和差异性。而在妇女问题的研究中，尤应关注各种差异性表现。我们看到，在《中国妇女生活史》中，实际将妇女预设为了一个在心理上和生理上具有同一性的群体，而历史上的中国妇女，无论在时代、阶层、人生阶段、家内身份、地区、民族等等方面，都存在着差异。即使从压迫的视角看中国妇女历史，各阶层妇女所受的压迫也不尽相同。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后妃与妓优，其压迫的来源并不相同，其服从的对象也存在差异。再有，关于刘向和班昭，《中国妇女生活史》称他们为“两个女教的圣人”，这是因为“《女诫》七篇，后来和刘向《列女传》，竟成为讨论女子问题的书的范本，二千年来关于女子生活的书籍，不仿《列女传》的体裁，便仿《女诫》的体裁，他们的影响，可想见了”（第36页）。实际上，《列女传》和《女诫》的影响是事后的认识，它与两位作者无关，刘向的《列女传》是写给汉成帝的，而班昭的《女诫》更是送给女儿的梯己之言。当然，这两部著作通篇贯穿着男尊女卑、男强女弱的观点，对此，我们并不能否认，但对这两部著作的评价，绝不能以《女四书》出现后的情况做标准，而应以时代的差异为关照前提。通过以现代视角揭示《中国妇女生活史》的局限性，我们可以从另一个侧面看到，这部写于八九十年前的著作，依然有着巨大的活力，依然对当代的中国妇女史学研究有着重要影响：它建之于反封建基础上的分析和立论，成为了许多学者研究的参考起点和重新思考的坐标。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中的几句话，可以说明现代视角下阅读此书的意义：“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认清楚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注15厘出《中国妇女生活史》的成就与局限，正是许多当代中国妇女史学研究的起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