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哲学史经典作家Victor Delbos在1919年出版的《法国哲学（La philosophie française）》中极富民族情结地说：“研究法国哲学的原创元素时，我想表明独立于英国或德国的影响，法国在其哲学方式和哲学学说上表现在哪里……我们最好的作品，在既不排斥又不孤立的情况下，应该是以最严格的方式重新建立我们的哲学传统……由此，我回到笛卡尔、马勒伯朗士、曼恩·德·比朗……捍卫我们文化的研究比深刻批判德国文化的研究更有价值……使用民族精神只是为了在世界的和无民族偏见的意义上完成著作……我们出色的、令人钦佩的年轻人！是他们给现时代以最大的喜悦和希望。之后 ，他们值得拥有我们国家的道德指导！”
比起Victor Delbos，柏格森对法国哲学的自我评价更为“中肯”，“法国在现代哲学变革中的角色很清楚：伟大的创始人……其他地方也有天才哲学家，但没有哪里像在法国这样，有着连续不断的原创性哲学创造；其他地方的人们将这样那样的观念发展得更远，将这样那样的材料构造得更为系统，给予这样或那样的方法以更多的延伸，但常常这些观念、材料和方法都来自法国。”
如果说上述20世纪早期法国哲学的自我评价还不够“中肯”，那么心灵哲学、语言哲学和行动哲学专家Vincent Descombes1979年应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邀请撰写“现代欧洲哲学”丛书时，则多少更为“中立”：“本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接受英美分析传统训练的人和欧洲大陆（尤其是法国和德国）主要哲学流派的代表之间，有一种愚昧的隔阂和相互的不信任。现在，这个形势正在改变；每一边，人们都开始饶有兴趣地考量隔阂另一边到底发生了什么，开始（有时颇为惊讶地）认识到：双方存在共同的问题和关注，尽管通常是用非常不同的术语和在非常不同的知识语境中表达的。”
因此，现代法国哲学既不是在说一个哲学时代，也不是在说一个哲学流派，而是表达外在于哲学本身的时间和地点界限，即被当今公众看作发生在法国的哲学话语的总体。可公众是好裁判吗？所有人都会引用的文本，所有人都认为应该被引用吗？所有人都会引用的文本，有些人则认为毫无意义；某些人（甚至只有一个人）会引用的文本，但这些人认为比前两者都要高级；除了文本作者本人之外，所有人都忽略的文本，这样的就没有价值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