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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金钱和孩子：育儿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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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金钱和孩子：育儿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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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平等的时代抚育子女
从美国到中国，无论富裕抑或贫穷，不管男孩还是女孩，世界各地的父母都希望孩子能快乐成长，有所成就。然而，他们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却千差万别。美国和中国的父母越来越权威、专断，“育儿战争”日益激烈；而北欧的父母相比之下更为宽容。这种转变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从中世纪到现代社会，从美国、英国、北欧到中国和日本，本书跨越了时间与空间，研究了经济激励和约束如何影响了不同国家的育儿习俗，以及什么才是好的教养方式。
在竞争日益激烈的时代，实现机会平等和教育公平，帮助孩子立足未来是所有人的共同愿望。

随时代变迁：从宽容的父母到“直升机父母”
如果我们现在思考，自己受到的教育和我们子女的不同之处，*显著的差异是我们对孩子日常生活的参与和干预比我们的父辈想象的更多。这令我们十分惊讶。在有孩子之前，我们以为自己会成为宽松型的父母，因为这就是我们成长的方式。但与我们父母在20世纪70年代所经历的一样，我们的教养方式事实上很大程度取决于我们现在生活的经济社会环境，而并非我们小时候接触的育儿文化。事实上，我们开始研究育儿经济学的一个原因在于希望理解为何我们做父母时的行为和预期的如此迥异。
这种更多地参与孩子生活的行为被的中产阶级父母们当成“标准”的教养方式，尽管在几十年前这种方式远非标准。我们为他们报音乐课和体育课，督促他们做家庭作业，安排游戏日，并和他们一起读书。此外，我们通常会密切监督他们，不是为了减少他们顽皮捣蛋的机会，而是为了给他们提供帮助，使他们能够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来做正确的事。相反，我们的父母从未做这些事，至少没有达到与之相当的程度。当我们还是孩子时，常常闲逛到太阳落山，自己决定找哪个朋友玩，没有人会检查我们的家庭作业，大家都是自由地玩耍且很少参加有组织的活动。
父母和老师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在20世纪70年代，许多年轻老师瞧不起在他们眼中一些老派的家庭企图保留的一板一眼的生活方式。但是现在，老师和父母之间的权力发生了转移。老师承受了来自要求甚高、固执己见的父母的巨大压力，特别是在富人区。一些父母抱怨学校的课程设置过于平庸缺乏远见，另一些则埋怨老师不能察觉他们亲爱的小宝贝的天赋。
我们教养决策的选择和我们父母的选择的差异体现了更密集的教养方式的整体趋势，这一特征贯穿本书。我们认为，这一趋势可以被理解为是对于同时期发生的经济变化的反应。这并不意味，经济因素是决定教养方式的*因素。但是，回想40年前，我们的确意识到，当今父母的一些共同关注点在我们小时候几乎不存在。在德国和意大利，就读中小学和大学都是免费的，学校质量也基本没有差异（在这两个国家都没有常春藤盟校）。一个人只要能够以压线的成绩从高中毕业，18岁以前在学校做的事情不会对其人生产生长期影响。我们没有参加大学入学考试，也没有任何录取委员会对我们的课外活动进行评估。甚至对于没有去上大学的孩子，其前景也是光明的。在德国，低层次学校的毕业生一般会进入学徒项目，他们的收入（比如在附近的大众汽车厂工作）与教师甚至医生相差不大。当时，德国的失业率很低，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很高。在这样的情况下，父母从敦促我们努力学习中收获甚少，因此，他们采取宽松的育儿方式并让我们享受无忧无虑的童年也就不足为奇了。
从那时起，情况开始发生变化。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伴随着“赢者通吃”文化的出现，经济不平等急剧增加了。在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里，父母们越来越担心自己的子女可能落后于他人。因此，他们从孩子很小的时候就敦促他们脱颖而出。当高等教育逐渐成为世俗意义上的成功的必要先决条件时，越来越多的中上阶级的父母开始努力参与、干涉孩子的学习，以使其在学校取得不俗成就。高度不平等、高教育回报率以及学业成就的重要性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何我们会采取和父母不同的行为，以及采用更为密集的教养方式。

作者简介：
马赛厄斯·德普克 （Matthias Doepke），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学教授，芝加哥联邦储备银行顾问，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助理研究员，欧洲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德国慕尼黑经济研究中心成员。

法布里奇奥·齐利博蒂（Fabrizio Zilibotti） ，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清华大学访问学者，世界计量经济学会、欧洲经济协会成员，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经济波动项目组联合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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