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的去魔化：18世纪的欧洲与亚洲帝国

在试图确定欧洲在当代世界的位置之际，没有任何时代比18世纪更富启发性。欧洲启蒙运动时代的知识分子看待其他文明，自然会有“种族中心”的倾向。透过许多例子，这一点便可被轻易揭露并证明，尤其是在一个似乎将全球意识、多元文化认同或活跃的世界伦理等概念廉价地视为无关紧要的突发观念的时代。如果我们都算是世界公民的话，那么两百年前那些未受任何电视报道、远途旅游和网络传输之惠而想成为世界公民的人的努力便显得微不足道了。看来也似乎如此。不过，这类当代的自大心态却是时代错置，正好缺少了原本以为在启蒙人士身上所欠缺之物——理解“陌生”时代和文化的特性。从某些方面来看，18世纪对我们来说正是陌生的。在适当理解或介绍非欧洲文明上，从那个世纪到我们这个世纪之间，并没有任何持续的进展，反而只见到长期丑化非西方的世界。透过各种主流的“主义”，这点便可一目了然，诸如欧洲中心主义、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帝国主义，爱德华·萨义德二十年前又补上了一个东方主义。这些倾向和态度出现在1800年左右那极具关键性的“分水岭时代”，若要断言这个时代已完全被跨越，当然是过于轻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