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滕文公下》云：「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又云：「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春秋》一经，由于向来被认为是孔子据鲁史修订而成，具备微言大义的特殊性，因此，作为儒家经学的重中之重，一直受到古今学者的重视。同时，也正因其特殊性，使得《春秋》经在最初的流传过程中，为避免曲解失真，故而非常重视师法授受。案东汉何休《春秋公羊传》《序》、唐徐彦《春秋公羊传注疏》引戴弘《序》云：「子夏传与公羊高，高传与其子平，平传与其子地，地传与其子敢，敢传与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共弟子齐人胡毋子都着于竹帛。」唐杨士勋《春秋谷梁传注疏》《序》云：「谷梁子名淑，字符始，鲁人，一名赤，受经于子夏，为经作传，故曰《谷梁传》。传孙卿，孙卿传鲁人申公，申公传士江翁。其后，鲁人荣广大善《谷梁》，又传蔡千秋，汉宣帝好《谷梁》，擢千秋为郎，由是《谷梁》之传大行于世。」又云：「仲尼卒而微言絶，秦政起而书记亡。其《春秋》之书，异端竞起，遂有《邹氏》、《夹氏》、《左氏》、《公羊》、《谷梁》五家之传。《邹氏》、《夹氏》，口说无文，师既不传，道亦寻废。《左氏》者，左丘明与圣同耻，恐诸弟子各安其意，为经作传，故曰《左氏传》。其传之者，有张苍、贾谊、张禹、翟方进、贾逵、服虔之徒。汉武帝置五经博士，《左氏》不得立于学官。至平帝时，王莽辅政，方始得立。」《汉书·艺文志》亦载「《公羊》、《谷梁》立于学官，《邹氏》无师，《夹氏》未有书。」
五传之学，流传至今，唯存三传，可见师法授受之道，在《春秋》经最初的传承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旦师法淹埋，则学说亦渐式微，甚至失传。但三传虽存，命运迥异。其中《公羊》、《左氏》二传，或以师法振铎，或以事备富丽，自古便有「显学」之号，治之者众，代代不絶。唯《谷梁》之学，反因文平意淡，常被学者轻视，待若鸡肋，乃至有「孤微」之号。虽旧有师法，却流于浅末，即使列为学官，亦始终不比《公》、《左》之显。直至东晋大儒范宁奋为作《春秋谷梁传集解》之后，《谷梁》师法乃得以总结，形成大观。及范宁卒后，学者囿于成见，仍多务《公》、《左》，致使《谷梁》之学再度沉寂。后世即便稍有注本，但以其学久废，注者多荒师法之正，而逞己意之偏，遂致本元更隐，学栋愈擘，《谷梁》几成绝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