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老师从供给到内需，从国内到国际综合阐述了这些年中国追赶美国步伐，中国发展经济面临的问题，特别是提出了内需不足的原因是中美之间的发展变迁，三年疫情对内生动力的打击，改革开放的力度有所减弱，对宏观一致性的理解的差异等等造成政策支撑不足，企业盈利下降，个人收入下降，发展信心不足，消费端口只体现在了局部的行业的恢复，无法呈现全方位的消费拉动。在中美发展对比的变迁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之前的中国呈现的高速的增长，较低的基础存量，而美国是巨大的存量和较低的增长。但近些年来特别是疫情以来，明显的感觉到美国的增长速度在高存量的基础上依然强劲，而中国的发展速度明显的在减缓，这与两国之间的从相互协作到战略竞争地位有很明显的关系。也就是说原来依靠投资外贸消费当中的外贸部分，主要的出口地变成了战略竞争地，将使得有较大盈利空间的出口产品，数和量都呈现下降趋势，且在高技术企业的合作上存在巨大的障碍，限制了高技术企业的发展。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能感受到经济下行的压力和内需的不足，所有的都围绕着前面两驾马车：外贸出口面临巨大的压力同高附加值和有强消费的欧美转向了一路一带的区域作为补充，但是其量价特别是在利润层面会有巨大影响。而投资拉动方面，中国经过了高速的发展，已经大量的建成了基础设施，没有再刺激更巨大投资于基础设施的潜力和能力，如果要加大投资力度，只有在类似于移动通讯，教育，医疗养老即新基建等长期投入回报不明显的行业内，这样导致与投资相关的中国经济的刺激作用和产业联动作用有所下降。也正因为前面的外贸和投资增加了许多的困难，盈利水平明显下降等使得全中国企业或者居民口径的收入增长受限，没有收入的增长和预期将极大的打击居民的消费信心和意愿，也会使得消费的增长受限。 我认为要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首先需要解放思想，讨论清楚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政治支持以及我们的目标路径。现在更多的是政府层面或者高层来决定中国经济的发展，这样会造成局面是政府及高层领导会很累，但政策未必是地方性的有效的，或许高效的。民间有很多时候认为政策或者慢了或者力度小了，或者是不理解出政策的初衷。现在的中国经济已经有非常大的规模，不再是主观的努力或者是直接的感受能解决问题的，而是应该利用好群体的力量去辩论时代发展当中需要我们做的，以及我们该怎么做的问题。这如同一个人一家企业，他需要充分讨论清楚使命愿景与价值观，然后配合路线图，在过程当中进行矫正和补强。 其次，市场运营当中一定要更开放，减少不必要的监管，特别需要禁忌过度监管。比如一个城市的外立面看上去管理的井井有条，一个街道旁边看上去没有任何招牌，这不一定是好事情。把事情管死的，就很难激发创新能力和创造力。那不管行不行，显然也不行，会有更多的反对的声音，或者更多的不确定性。那既然这样，我们的监管部门就不再能够按以前的一刀切或者简单粗暴的管理，还需要在坚持更大开放度的引领下，做好原则性的管理和节点性重要性的管理，监管跟不上社会形态的变化将会阻碍社会有机和活力的发展。 第三，在类似于疫情受灾最大的领域，比如个体沿街店铺。在政策受灾最大的领域，比如培训教育。在面对这些巨大冲击的地方，政府的扶持力度太小，周边因疫情影响做商业的倒闭的比比皆是，做教培的，倒闭的，或者失业的人数巨大的。政府应该在调整，或者遇到重大打击的领域里面，就像是天灾一样，也应该实行点状的供给和帮扶。帮助他们转型，维护好他们的生存状态，使这类群体不至于塌陷，有信心面对未来也能感受到社会对他们的关注和支持，这样的社会才是友好型社会，才能使这些群体有信心，继续创业和发展。 四，经过这一轮的经济周期变化，以及疫情的管控与消耗。出现了更多的移民潮和另多向外的投资潮。个人觉得主要原因是对于政策不确定性的担忧，以及以美国为主的稳定的社会形态与利息与收益率的上升有关。而这些人往往是社会的精英，他们有创造能力，认知能力和消费能力。我认为研究这些群体的动向，服务好这些群体，留住这些群体，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中国的内部消费的稳定和增长都具有非常大的意义。因为我感觉到他们是代表是一些偏标杆性的符号，有一天这些人的信心有增强，有回归或者有更大的消费力就代表着中国内部消费稳定性和显著增长。 五，政府联合民间继续加大对于医疗教育养老的有效投资，解决老百姓消费的后顾之忧，把存款敢于消费，敢于提高生活品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