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布票是中国人心中新时代的文化记忆？

一对青年男女结婚，宾客散尽后，父亲提醒儿子：“晚上睡觉把新衣服脱了，布票贵得很……”这是发生在计划经济时代的“故事”。中国人向来比较含蓄：提醒懵懂娃儿的话不便直说，于是只好拿“爱惜新衣服”和“布票很贵”来说事。由此可见，在那些年月，布票，与人们的生活是多么息息相关！

当然了，没有经历过计划经济时代——或者说，没有经历过人民公社时代的人，是不知道布票有多金贵的。

那个时候，你要制作一件新衣服（好像很少有成套的衣服买卖），得带上布票和钱，到供销社去买一匹布，再拿到缝纫店找裁缝帮你制作。

那个时候，缝纫机算是比较时尚的玩意。年轻人结婚，比较富庶的人家结婚彩礼或嫁妆的“三转一响四件套”中的一“转”，便是缝纫机了（其他三样分别为自行车、手表和收音机）。许多人家的巧媳妇巧姑娘，都是自己买布匹来，用缝纫机“打”衣服。缝纫机“打”的衣服，针脚均匀，看上去美观，不像手工缝制的，粗一针细一针的，缺乏美感。

云南省布票

由于布匹是凭票供应，布票便是按人头限量发放的。不分大人小孩，每年每人一丈五尺七寸。因此，在老家曾经流行过这样一句歇后语：三个人口的布票——四丈多（“是这样多”的谐音，即“完了”的意思，有些无奈的意味）。

一丈五尺七寸布匹，对于小孩子来说，倒是绰绰有余。但对于成年人，多少是有些紧张的，几乎没有什么宽余。

不过，那个时候的人们在穿着上还不是那么讲究，受古话“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之谆谆教诲，加之物资匮乏，许多人都过着简朴的日子。

而对于那些有接亲嫁女之类喜事要办的人家，布票就有些紧张了。由于跨过年布票就要过期，一些布票用不完的人家倒是希望借给那些需要急用的人，等下一年，别人再还回来。如果实在不能拆借，只得去买“黑市”布票。一些人家经济不宽余，虽然有了布票，但没有买布匹的钱——布票是首要条件，钱是次要条件，必须两个条件同时具备才有穿衣服的资格。因此，一些不具备“次要条件”的人家，买不起布匹，只得忍痛将布票拿到“黑市”上，三文不值二文卖给了那些搞“投机倒把”的小贩，小贩又高价卖给需要买布匹但又苦于没有布票的人家。

那个时候的布票是禁止买卖的。买卖布票，一旦被戴着红袖箍的市场管理人员抓住，轻则挨批斗，重则被判刑。

那时，我家一家九口人，兄弟妹子们都很小，布票显然是用不完的。因此，每年快到年底的时候，父亲总要把快要过期的布票拿到县城去卖掉。

当然了，布票越在早期越值钱，越到年底越贱价。特别是县城里那些小贩，他们都摸透了农村人的心理，这布票你不处理掉，翻过年头就是废纸一张，价钱压得再低，你卖也得卖，不卖也得卖。父亲每次去卖布票，每次都得和小贩们进行一场艰难的讨价还价，还得时时提防着那些铁面无私冷酷无情的“红袖箍”。

父亲虽是共产党员，一段时间还曾经弄到公社党委委员的地步（仅仅挂个空名，没有任何“含金量”）。可是，为了生计，他又不得不做一些在当时看起来有些违背党性原则的事情。

有一年，父亲和大队长、大队会计发生矛盾，大队会计找茬子把我家九口人的布票扣留起来。村里另一户邻居家因未按时上交公余粮，布票也被扣下。一年的布票被扣下，也就意味着，这一年，一家人都别想穿新衣服了。

父亲找大队会计要了几次，大队会计均不松口。一直拖到过年也没有发放。

翻过了年，父亲对布票也就不再抱任何希望了。可是，布票被扣的那位邻居仍然多次邀约父亲去大队会计家索要布票。父亲说，他和大队会计闹翻了，不好再去。

那一年好像有点奇怪，翻过年头了，前一年的布票仍然可以使用。

邻居建议说，要不就让我和他一起去。

我自告奋勇主动请缨和邻居一道去要布票。

是啊，和大队会计有“仇”的是我父亲，我和他又没有“仇”！

我想，我去要布票，比父亲去更适合些。

老家有句方言是这样说的：宁欺老来穷，莫欺鼻涕虫。大队会计可以欺负我父亲，但未必敢欺负我！

于是，我便和邻居去了大队会计家。

走了五六里路才赶到。可是不巧，大队会计不在家里。我们只得在他家里等，一直等到天黑他才回来。本想拿到布票就往家里赶，可是大队会计不让走，煮了腊肉，要留我们在他家吃晚饭。吃过晚饭，大队会计又留我们在他家住一宿。

第二天一早，大队会计也没说什么——好像我父亲和他压根就没有任何芥蒂似的——很爽快就把布票给了我们。回到家里，父亲说，没想到我第一次“出师”，竟然这么顺利。

不过，那个时候，布票的辉煌时期即将过去——布票将不再是紧俏之物了。这，大概也是大队会计很爽快就把布票给了我们的原因吧！

1984年，老家人突然迎来一阵春风，过去很紧俏的棉花、棉布，一下子就不需要布票了。不但不需要布票，而且还不要现金。当时很流行的一个新词汇，叫做“棉布赊销”。许多人家不用布票不出钱，就可以从供销社领到大批的棉花和棉布——就跟土改的时候许多人家莫名其妙就得到了大片良田好土一样——人们的生活状况一下子就得到了很大改观。

当时的棉花、棉布赊销还拓展到很多领域。比如，乡里搞民兵训练，以“棉布赊销”的形式给民兵发放误工补贴。其实，说是“赊销”，那笔钱后来一直不见偿还，相当于白白地给农民们发了一批棉花和棉布。

1985年，老家修公路，我父亲承包了一公里多公路路基的土石方开挖工程，每天带着村里的一帮邻居艰苦劳作。那年，国家以“粮棉折款”支持老家公路建设，公路建设指挥部也便以棉花、棉布和大米来支付部分工程款。于是，许多人家又领到大批的棉布、棉花和大米。村子里，但凡有劳力、能够在工地上干活的人家，也便有了些丰衣足食的景象。

我，也便是在那年得以重返校园读书的。

伴随了人们多年的布票，曾经炙手可热的布票，慢慢地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

一对青年男女结婚，宾客散尽后，父亲提醒儿子：“晚上睡觉把新衣服脱了，布票贵得很……”这是发生在计划经济时代的“故事”。中国人向来比较含蓄：提醒懵懂娃儿的话不便直说，于是只好拿“爱惜新衣服”和“布票很贵”来说事。由此可见，在那些年月，布票，与人们的生活是多么息息相关！

当然了，没有经历过计划经济时代——或者说，没有经历过人民公社时代的人，是不知道布票有多金贵的。

那个时候，你要制作一件新衣服（好像很少有成套的衣服买卖），得带上布票和钱，到供销社去买一匹布，再拿到缝纫店找裁缝帮你制作。

那个时候，缝纫机算是比较时尚的玩意。年轻人结婚，比较富庶的人家结婚彩礼或嫁妆的“三转一响四件套”中的一“转”，便是缝纫机了（其他三样分别为自行车、手表和收音机）。许多人家的巧媳妇巧姑娘，都是自己买布匹来，用缝纫机“打”衣服。缝纫机“打”的衣服，针脚均匀，看上去美观，不像手工缝制的，粗一针细一针的，缺乏美感。

云南省布票

由于布匹是凭票供应，布票便是按人头限量发放的。不分大人小孩，每年每人一丈五尺七寸。因此，在老家曾经流行过这样一句歇后语：三个人口的布票——四丈多（“是这样多”的谐音，即“完了”的意思，有些无奈的意味）。

一丈五尺七寸布匹，对于小孩子来说，倒是绰绰有余。但对于成年人，多少是有些紧张的，几乎没有什么宽余。

不过，那个时候的人们在穿着上还不是那么讲究，受古话“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之谆谆教诲，加之物资匮乏，许多人都过着简朴的日子。

而对于那些有接亲嫁女之类喜事要办的人家，布票就有些紧张了。由于跨过年布票就要过期，一些布票用不完的人家倒是希望借给那些需要急用的人，等下一年，别人再还回来。如果实在不能拆借，只得去买“黑市”布票。一些人家经济不宽余，虽然有了布票，但没有买布匹的钱——布票是首要条件，钱是次要条件，必须两个条件同时具备才有穿衣服的资格。因此，一些不具备“次要条件”的人家，买不起布匹，只得忍痛将布票拿到“黑市”上，三文不值二文卖给了那些搞“投机倒把”的小贩，小贩又高价卖给需要买布匹但又苦于没有布票的人家。

那个时候的布票是禁止买卖的。买卖布票，一旦被戴着红袖箍的市场管理人员抓住，轻则挨批斗，重则被判刑。

那时，我家一家九口人，兄弟妹子们都很小，布票显然是用不完的。因此，每年快到年底的时候，父亲总要把快要过期的布票拿到县城去卖掉。

当然了，布票越在早期越值钱，越到年底越贱价。特别是县城里那些小贩，他们都摸透了农村人的心理，这布票你不处理掉，翻过年头就是废纸一张，价钱压得再低，你卖也得卖，不卖也得卖。父亲每次去卖布票，每次都得和小贩们进行一场艰难的讨价还价，还得时时提防着那些铁面无私冷酷无情的“红袖箍”。

父亲虽是共产党员，一段时间还曾经弄到公社党委委员的地步（仅仅挂个空名，没有任何“含金量”）。可是，为了生计，他又不得不做一些在当时看起来有些违背党性原则的事情。

有一年，父亲和大队长、大队会计发生矛盾，大队会计找茬子把我家九口人的布票扣留起来。村里另一户邻居家因未按时上交公余粮，布票也被扣下。一年的布票被扣下，也就意味着，这一年，一家人都别想穿新衣服了。

父亲找大队会计要了几次，大队会计均不松口。一直拖到过年也没有发放。

翻过了年，父亲对布票也就不再抱任何希望了。可是，布票被扣的那位邻居仍然多次邀约父亲去大队会计家索要布票。父亲说，他和大队会计闹翻了，不好再去。

那一年好像有点奇怪，翻过年头了，前一年的布票仍然可以使用。

邻居建议说，要不就让我和他一起去。

我自告奋勇主动请缨和邻居一道去要布票。

是啊，和大队会计有“仇”的是我父亲，我和他又没有“仇”！

我想，我去要布票，比父亲去更适合些。

老家有句方言是这样说的：宁欺老来穷，莫欺鼻涕虫。大队会计可以欺负我父亲，但未必敢欺负我！

于是，我便和邻居去了大队会计家。

走了五六里路才赶到。可是不巧，大队会计不在家里。我们只得在他家里等，一直等到天黑他才回来。本想拿到布票就往家里赶，可是大队会计不让走，煮了腊肉，要留我们在他家吃晚饭。吃过晚饭，大队会计又留我们在他家住一宿。

第二天一早，大队会计也没说什么——好像我父亲和他压根就没有任何芥蒂似的——很爽快就把布票给了我们。回到家里，父亲说，没想到我第一次“出师”，竟然这么顺利。

不过，那个时候，布票的辉煌时期即将过去——布票将不再是紧俏之物了。这，大概也是大队会计很爽快就把布票给了我们的原因吧！

1984年，老家人突然迎来一阵春风，过去很紧俏的棉花、棉布，一下子就不需要布票了。不但不需要布票，而且还不要现金。当时很流行的一个新词汇，叫做“棉布赊销”。许多人家不用布票不出钱，就可以从供销社领到大批的棉花和棉布——就跟土改的时候许多人家莫名其妙就得到了大片良田好土一样——人们的生活状况一下子就得到了很大改观。

当时的棉花、棉布赊销还拓展到很多领域。比如，乡里搞民兵训练，以“棉布赊销”的形式给民兵发放误工补贴。其实，说是“赊销”，那笔钱后来一直不见偿还，相当于白白地给农民们发了一批棉花和棉布。

1985年，老家修公路，我父亲承包了一公里多公路路基的土石方开挖工程，每天带着村里的一帮邻居艰苦劳作。那年，国家以“粮棉折款”支持老家公路建设，公路建设指挥部也便以棉花、棉布和大米来支付部分工程款。于是，许多人家又领到大批的棉布、棉花和大米。村子里，但凡有劳力、能够在工地上干活的人家，也便有了些丰衣足食的景象。

我，也便是在那年得以重返校园读书的。

伴随了人们多年的布票，曾经炙手可热的布票，慢慢地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

布票，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供城乡人口购买布匹或布制品的一种票证。发行布票，是当时国家对布匹购销实行统一管理，保证布匹按计划供应所采取的一项措施。

    牟书会先生珍藏的布票，是这段历史的重要见证，也是研究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史料。

    ★新中国最早的票证

    20世纪50年代，刚建立不久的新中国，面对一穷二白的贫困家当，物资匾乏，产品稀缺。按照“战时共产主义”原则，我国实行农产品“统购统销”和粮油计划供应，全面发行、管理和使用粮票、布票、副食票、购货本、工业券等共百余种票证，有效地保障了城镇居民的基本生存和社会秩序。其中，最先印发的票证就是布票。

    1954年9月15日起，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棉布的统购和统销，即所有的公营或私营的机织布，一律由中国花纱布公司统一购销，垄断纺织品市场，勒令原私营批发商改行。9月份开始，国家在城镇范围内发放布票，实行定量配给棉布的管理制度。

    ★布票的分配和使用

    一开始，布票的定量标准，是根据南北方各地的气候不同，城镇大小不同，对于棉布的最低需求量不同而制订的。例如：北京等地每个城镇人口每年平均定量17.3尺，刚刚够中等个子做一身蓝布单衣再缝一双布鞋；天津市每人每年可领取13尺；江西省发放11尺；最北方冬季漫长又严寒的哈尔滨市，每人发放24尺布票，可做一套棉袄、棉裤；而南方亚热带地区城镇每年仅发给每人7尺4寸布票。这样的标准，后来又经常减少。1960年自然灾害严重时期，布票限量普遍减少到一半以下。许多地区每年每人供应的棉布减少为3尺左右。

    每户的布票，并不是按人头平均分配使用，而是全家人统筹安排，看谁最需要做衣服就集中买布给谁做；或者到百货商店凭布票购买成衣。有时需要量增大，布票不够使用，只有向亲戚朋友东借西凑。当时政策规定，丝织品、毛织品、麻织品和毛巾、鞋帽等部分布制品暂不列入计划供应的范围。由于布票相当短缺，于是出现了“补丁盖补丁”的现象，“假领”和“脖套”作为一种省布又美观的障眼法也为当时穷困生活增添了色彩。

    ★布票已成收藏珍品

    布票是商品短缺形势下的产物。20世纪80年代初期，随着农业和轻纺工业的发展，布匹供应日趋丰富，布票随之取消。但布票作为几代人抹不掉的记忆，现作为收藏品受到大家的喜爱。同时，布票也是新中国成立初期计划经济的重要见证，时代特征比较显著，是研究我国这一经济时期的重要史料。我们可以通过布票侧面了解当时中国经济发展的艰辛与不易。

因为在父母亲生活的那个阶段，他们去商店买布是需要布票的，如果没有布票，即使有钱也是买不到，所以这是心中的文化记忆。
那个时期，买肉要肉票，买线要线票，买油要油票，买烟要烟票，买布呢，就得有布票。如果你去买布，光有钱，没布票，好，商店绝对照章办事，一寸也不卖给你。

那时家家三五个孩子，过年的新衣服都是自己买布做。腊月里先是筹措钱和布票，然后进新城、下旧城，按男女之分把布都扯回来。有缝纫机的人家，找人或自己裁剪好，很快，新衣服就一件一件摆在了炕上。没机子的，戴上顶针一针挨一针缝，实在弄不了，就花点儿钱让村里的裁缝给做。

我挺爱跟我妈去扯布。为看售货员把我们家的钱和布票，连同那张写好我妈要买的布的货号和尺寸的小票，一起夹到她头顶那根铁丝上的一个空铁夹子上，然后，用手里的尺子在夹子上猛一磕，力气不大不小，夹子像一个人滑溜索，带着响，嗖——就滑到了柜台拐角高台处的收款台。得等一会儿，因为同时有好几个夹子顺着俩方向的几根铁丝相继滑过去了。当然时间不会太长，收款员核对完钱和布票，把找的零和收款凭证按同样的方法再给打回来，售货员就拿起尺子量布了。卖布的和买布的都很认真地盯着布，手量的松了售货员不干，量的紧了买布的怕吃亏。几尺几寸，量好，用尺子上自带的“刀”在布边儿上划个小口儿，就势两手左右一起用劲，只听刺啦一声，我们家的布就从整匹的布上扯下来了。所以人们进城买布绝不说买，说扯，去扯布。有时也去旧城的联营商店或大南街的一门市、二门市，扯做裤子的条绒布和做棉袄罩子的印花棉布。有回扯好布我妈还想买一纽子缝盖窝（被窝）的白棉线，一掏兜，发现忘拿线票了。

没有经历过计划经济时代——或者说，没有经历过人民公社时代的人，是不知道布票有多金贵的。

那个时候，你要制作一件新衣服（好像很少有成套的衣服买卖），得带上布票和钱，到供销社去买一匹布，再拿到缝纫店找裁缝帮你制作。

那个时候，缝纫机算是比较时尚的玩意。年轻人结婚，比较富庶的人家结婚彩礼或嫁妆的“三转一响四件套”中的一“转”，便是缝纫机了（其他三样分别为自行车、手表和收音机）。许多人家的巧媳妇巧姑娘，都是自己买布匹来，用缝纫机“打”衣服。缝纫机“打”的衣服，针脚均匀，看上去美观，不像手工缝制的，粗一针细一针的，缺乏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