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之重器杜虎符：合则四海鼎沸，分则安邦定国

以虎兽为型，呈奔走姿态，正面突起如浮雕，背面有槽，错金铭文共计九行四十字，内容为「 ”兵甲之符，右才(在)君，左在杜。凡兴士被甲，用兵五十人以上，必会君符，乃敢行之。燔燧之事，虽毋会符，行也”。 此为何物？此为虎符。 虎符，乃中国古代帝王授予臣属兵权和调发军队的信物。右符留存帝王之手，左符则在将领之手，持符验合，军将才能听命而动，在战国秦汉时期尤为盛行。 今日，就跟大家讲讲国之重器杜虎符。 不识文物真面目 杜虎符的故事，要从1975年讲起。皑皑白雪的冬日，在西安郊区山门口公社北沈家桥村，一位名叫杨东锋的农家少年正在帮助家里人平整土地。衣着朴素的他细心地料理着脚下的土地，因为他知道，来年的收成全靠这片生养的土地。经过一番辛苦的耕耘，眼看着就要结束今天的农活，忽然，一块绿锈斑驳的铜制品出现在杨东锋的视野中。 好奇的他将铜制品捡了起来，借着光的照射，他依稀看见了一只虎兽，「 ”可真像一只小老虎。” 在那时的农村，拥有自己的玩具是奢侈的，所以杨东锋二话没说就将这块铜制品拿回了家，并用清水将上面沾染的淤泥洗去，然后送给了自己的妹妹。 春去秋来，三年眨眼而过。三年后的某一天，这块铜制品上面的绿锈突然脱落，露出了隐藏多年的闪闪金字。杨东锋和家人看见如此隽秀的字体，顿时吓得不轻，「 ”这……不会是传说中的文物吧？” 一家人围着这刻着金字的虎形铜制品坐立不安，最终他们决定将这个来历不明的「 ”文物”送到博物馆去。就这样，在1978年11月30日，杨东锋和家人将这个疑似文物的虎形铜制品送往陕西历史博物馆，准备让博物馆的专家帮忙看看。结果刚到博物馆，就碰见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戴应新先生。 戴先生慧眼识珠，当场就认出这虎形铜制品的文物价值，而杨东锋则希望用一套他心爱的绿色军装来换取这虎形铜制品。戴先生同博物馆商量后，最终与杨东锋达成协议，以人民币50元作为奖励，就这样，那虎形铜制品留在了陕西历史博物馆里。后来经过考古专家们的再三确定，这所谓的虎形铜制品，就是国之重器杜虎符。因其历史价值贵重，所以成为了陕西历史博物馆的一件珍宝文物。 国家宝藏杜虎符 经过研究，考古学家断定，杨东锋意外拾得的杜虎符，属于左半符，虎作走形。至于虎身的错金铭文，现代译为：这是调兵遣将的兵符，右符在国君手中，左符在杜地长官手中，凡是调兵超过五十人，必须杜地将军的左符与国君的右符契合验证无误后，才能调用兵马。如果遇见烽烟紧急情况，可以不必符合展开行动。 那么，这杜虎符，究竟是哪位王侯将相持有？ 考古学家将杜虎符跟近代发现的新郪虎符、阳陵虎符进行比较，结果深感意外。 杜虎符，左半符，错金九行四十字铭文：「 ”兵甲之符。右才(在)君，左在杜。凡兴士被甲，用兵五十人以上，必会君符，乃敢行之。燔燧之事，虽毋会符，行也。” 新郪虎符，左半符，错金四行39字铭文：「 ”甲兵之符，右在王，左在新郪。凡兴士被甲，用兵五十人以上，必会王符乃敢行之。燔燧事，虽无会符，行殹。” 阳陵虎符，左、右两半具存、铭文相同，错金篆书二行12字铭文：「 ”甲兵之符，右在皇帝，左在阳陵”。 根据三大虎符所留铭文可以得出定论，三者乃秦国虎符。 而且根据历史记载，秦国只有秦惠文王（前356年-前311年）一人先称（公）君，后称王（前325年改称王），直到秦始皇时才开始称帝。再结合史料和杜虎符、阳陵虎符、新郪虎符的造型、铭文内容、书体风格等，考古专家最终敲定杜虎符是战国秦惠文王到秦昭王时期所铸造，据说也是目前所知铸造时间最早的秦国虎符，至于阳陵虎符，乃是秦始皇称帝后所铸；新郪虎符则是汉武帝时期所铸。 杜虎符的发布在当时引来了海内外的广泛关注，自1980年开始，各大刊物不断出现杜虎符有关的研究论述，甚至因此而掀起了以杜虎符为核心的符信制度学术狂潮。 虎符的历史影响 虎符，作为中国古代调兵遣将的凭证，在历史上使用极为广泛。诸如历史典故《窃符救赵》，都说明了战国时期各国国君为控制军权而实行了类似的兵权制度，直到魏晋南北朝都仍在使用。 后来发展到唐朝时期，为避其祖李虎的名讳，将虎符改称鱼符，南宋时恢复使用虎符，时至明清，虎符已演变成了令牌，但无论如何演变，其最核心的作用，仍未曾变化。 作为中国古代政治体制更迭传承的佐证，虎符无疑让我们见识到了它的风采。造型生动，错金浑厚，还有那精湛的技艺，谨严遒劲的铭文，都让我们为之叹服古人。通过虎符的造型和铭文内容，我们能够更加客观地认识到秦国自商鞅变法不断加强中央集权和律令制度的强国之路。秦国正是将虎符制度发挥到了极致，方才横扫六国，一统天下于秦，而这种高度集权、军令统一、凭信符节的军事管理制度和理念，对后世的影响可谓源远流长。